數(shù)月考察下來，凡盛宣懷所經(jīng)手諸事，李鴻章皆十分滿意，覺得他很能為自己分憂解難，符合自己的用人標準。不久，盛宣懷即被奏調為會辦陜甘后路糧臺、淮軍后路營務處，職責日益重要。他在來往于津滬等地，采買新式軍需物品時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看到了列強的船堅炮利，看到了洋人的新技術、新思想，感悟到了洋人的恃財欺人，清王朝因財匱而軟弱、卑躬屈節(jié)。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提出的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引進外國科學技術、創(chuàng)辦工礦企業(yè)、舉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的洋務思想，也在盛宣懷的思想深處烙下了印記。由于盛宣懷突出的能力，李鴻章逐漸開始將一些北洋外交事務及其他洋務事宜交給他去辦。盛宣懷從此開始涉足洋務，并一發(fā)不可收。

1871年盛夏，直隸洪水暴漲，饑民遍野。盛康雖然丁憂在家，卻時時不忘關心民生疾苦。他組織捐贈棉衣兩萬件給災區(qū)難民，并要求盛宣懷趕赴淮南、淮北及上海、蘇州、揚州、鎮(zhèn)江等地勸募，集資購糧，由上海雇輪船海運發(fā)放到天津。盛宣懷整個秋天都在奔走于江浙各地，大力開展賑災工作。對于之前只隨父親進行小范圍慈善活動的盛宣懷來說，這次救災實為辦理賑務之始。由于成效顯著，盛康被李鴻章奏請賞加布政使銜。這年冬天，又因克復洪崗等處賊寨，經(jīng)綏遠將軍定安保奏，諸功并加，盛宣懷奉旨以道員補用，賞加三品銜，并獲賞戴花翎二品頂戴的榮譽。

1870-1871年近兩年間，盛宣懷隨李鴻章轉戰(zhàn)南北，獲得了李鴻章的信任，也得到了常人所無法企及的發(fā)展機會和空間。從此，盛宣懷長期追隨李鴻章，經(jīng)辦以發(fā)展資本主義近代工商業(yè)為中心內(nèi)容的洋務事業(yè)，成為李鴻章的左右手。

最受知李文忠公

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光緒年間吏部主事陳三立在為盛宣懷撰寫的墓志銘中，說盛宣懷“以諸生起監(jiān)司，最受知李文忠公”。盛宣懷受李鴻章的器重，不在于父親盛康與李鴻章的“雅故”，也不在于盛宣懷的才干，而在于盛宣懷在洋務上與李鴻章觀點的契合。

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的興起引起全國震動。所謂“洋務”，顧名思義，就是與洋人有關的人和事，當時人們稱作“洋務新政”。因為盛行于同治、光緒年間，又叫“同光新政”。它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倡導下，曾經(jīng)風靡一時，延續(xù)了30多年，李鴻章的名字也就同洋務運動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

當時，有識之士已經(jīng)意識到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并試圖引進新技術。最早的代表是林則徐和魏源。鴉片戰(zhàn)爭讓林則徐從實踐中認識到中西在軍事技術上的差距，他說：“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nèi)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nèi)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須展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林則徐在這個基礎上總結出戰(zhàn)勝敵人的“器良、技熟、膽壯、心齊”八字要言，并且把“器良”置于首要地位。因此，他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認為如能制造和使用與外洋相同的大炮，“則不患無以制敵”。為了制定戰(zhàn)勝敵人的正確策略，他通過“刺探西事”和“翻譯西書”兩個主要途徑，努力探求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知識。他親自審訂加工的《澳門月報》對當時的抗英斗爭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為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林則徐還主持編譯和審訂了《四洲志》，介紹世界五大洲30余國的歷史、地理和政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