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尼尼或許在巴黎跟國王路易十四告別的時候哭了，但是一返回家，他的眼淚就干了。他對于在羅馬新建的法蘭西學院沒表現(xiàn)出任何興趣，這跟他對該學院驕傲的建立者路易國王及其首相科爾伯特所做的承諾相反，這使他在巴黎時的意大利伙伴們感到焦慮，于是其中的一人，弗朗西斯科·布迪神父（Abbé Francesco Buti or Butti）警告他，要表現(xiàn)出一定興趣以免引起不快的結(jié)果：“我祈求你假裝一下，你愿意的時候是知道該怎么做的?！必惸崮嶙駨牧?。他知道托爾夸脫·塔索（Torquato Tasso），16世紀后半葉著名的史詩詩人和批評家，在很久以前就注意到：虛偽的天分是一件臣子救生背包里的必備道具。同樣的智慧也適用于任何與各種社會尊長打交道的人，因為前者有權力只為某人的一句令人發(fā)火的話或一個行為就斷送這個人。這也是那個時代受歡迎的行為禮節(jié)指南手冊的根本啟發(fā)所在，諸如洛倫佐·杜奇（Lorenzo Ducci）的《宮廷的藝術》（De arte aulica），當時就已經(jīng)被翻譯成英文《宮廷的藝術》（The Courtier’s Art），其一個副本被收入路易吉·貝尼尼的私人藏書館。其中杜奇在一章中的標題道盡了其中的門道：“朝臣私利的欲望必須被掩飾在為其王公主人效力的外在欲望之下。”掩飾，換句話說，就是欺騙和假裝。

“要是不能掩飾，也就不能生存，”貝尼尼親密的朋友和保護人，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其《箴言錄》（Maxims）里重申了那個時代一個普遍的觀點。這種啟示也為托爾夸脫·阿賽托（Torquato Accetto）于1641年的著名論文《論誠實的虛偽》（On HonestDissimulation）的核心，這本巴洛克風格的手冊總結(jié)了在一個右翼神學專制的（但卻是偏執(zhí)而并不安全的）政府統(tǒng)治年代里的生存藝術，無論對于世俗的人還是教會僧侶，它都是出類拔萃的。這種啟示對教皇的“羅馬圣所”也不例外：根據(jù)老于世故的瑪麗·曼奇尼（Marie Mancini）（朱爾斯·馬薩林紅衣主教的侄女和路易十四的初戀情人），在羅馬“家庭中的虛偽和憎恨甚至比在其他場地更為至高無上”，伽利略是巴洛克時代羅馬那些未經(jīng)允許就說出所看到的真相，或質(zhì)問由那些專制權力者布道機器所炮制的真理版本的人之案例中最高調(diào)的一個（順便說一句，貝尼尼的大部分創(chuàng)作，都極好地服務于這種專制教皇體制的布道機器及其基督教教義版本的目的）。另一個比貝尼尼年長些的同時代者保羅·薩爾皮（Paolo Sarpi），特蘭托公會議的反教皇史的作者，他本人承認：“我戴著一個面具，我必須如此，因為不戴面具沒有人能夠安全地生活在意大利?！北M管如此，薩爾皮還是遭到了刺客的人身攻擊，可以肯定刺客是由教皇元老院派來的。薩爾皮的同時代人都很容易相信后來的指控原因，這就如同法國學者加布里埃爾·諾德（Gabriel Naudé）（先后擔任過紅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巴貝利尼、黎塞留以及馬薩林的圖書管理員）所報告的，在羅馬只有一種不可原諒的罪過：

在羅馬，無神論者可以原諒，雞奸犯可以原諒，自由派和許多其他種種流氓無賴都可以原諒。但是永遠都不會原諒那些詬病教皇或羅馬宮廷的人，或者似乎想要對教皇專制權力提出質(zhì)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