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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種自我警覺性總是很強，用他的話說："自由就是有權利不斷地懷疑，或者有懷疑的可能性，懷疑就是自我更新。"

很多寫詩唱歌的人不問俗事，老周關心世俗，他寫崔健與羅大佑，也是寫自己。"不愿意總被群體意愿附體……關鍵是誰也無法指認哪里才是自我的邊界，并且……他們心很軟，不會先鋒到把時代遠遠地甩開。"

我們在紹興的小店里吃芋艿，二十五塊錢要了四個菜、三碗黃酒，白米飯隨便加，他說："這要是在北京，飯店不是自己的房子，租金貴，老板肯定說，這還了得，為什么不用地溝油？"

他寫的都是這類的感受，沒有以世界名著愛好者和業(yè)余思想家自居，面對公共性問題也是從個人出發(fā)，"有人傷害了你的朋友，或者傷害了你關心的人，你也覺得很疼痛，疼痛和幸福都擴大了。"

不過他一邊寫社會新聞，一邊自我責問，覺得這種限時的緊張要求不從容，每周一期的專欄，有的時評寫的時候看得出有點急，有鍛字煉句的痕跡，一覺得勉強，他就把專欄又停了。

紹興他家的房后，有條河，寒綠色，他坐在河邊的石臺上抱著吉他隨手撥弄："生活和彈琴一樣，不能只緊，也不能只松，得這么松松緊緊地漚出來。"

這本書里，我最喜歡他寫父親的那一篇，是一件事在心里漚了多少年，悲酸歡慨，滾熱過，又放涼了，凝結在心，又從心里頂出來的。

老周講過一個故事，也許可以用來說一下文字的標準。他住在圓明園時，一個藝術青年掉進了河里，一開始文質(zhì)彬彬，冒出一個頭，對岸上人招手："能不能救一下？"

沉下去再浮上來的時候喊："救一下。"

再浮上來的時候已經(jīng)什么都顧不上了："救命?。?

寫文章得寫到這個份兒上--不吐不快，沒有苦吟，也不用琢磨，連修辭都是一種煩瑣，誠實道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