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一種人文素養(yǎng)的基本觀念隨之受到置疑。這種登峰造極的政治暴行從歐洲的內核中生長出來。兩百年前，伏爾泰宣布過政治暴行已經終結；兩百年后，蹂躪再次變成政治行為中的準則。文學與文化價值的流布不僅證明難以鉗制極權主義；相反，有許多著名例子表明，人文學問和藝術的重鎮(zhèn)實際上歡迎并助長了這種新的恐懼。在基督教人文主義、文藝復興文化和古典理性主義的地盤上，暴行肆虐。我們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設計者和管理者，有些受過教育，閱讀過并將繼續(xù)閱讀莎士比亞或歌德。

這與文學研究和教學顯然有令人吃驚的關聯(lián)。我們不得不追問，人們想到和談起的最優(yōu)秀知識，是否真如阿諾德斷言，豐富提升了人類的精神資源。我們不得不思考，利維斯博士所稱為的“人文主義核心”是否教育了人類行為，或者，在文學研究中培養(yǎng)出的道德智慧思路和在社會政治選擇中所要求的思路之間，是否有巨大的鴻溝和對立。后一種可能性尤其令人不安。有證據(jù)表明，受過訓練、堅持獻身于文字生活的忠誠，能夠深切批判地認同于虛構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減了對實際環(huán)境的直觀性，鈍化了實際環(huán)境的堅利鋒芒。相比于鄰人的苦難，我們對文學中的悲傷更為敏感。在此，近代再次提供了殘酷的證據(jù)。那些為《少年維特之煩惱》（Werther）或肖邦而掉淚的人，他們沒有認識到，自己正行走在真正意義上的地獄。

這意味著，無論是誰在教文學或闡釋文學（兩種活動對于作者來說都是要建立一個鮮活可辨的回應體），必須問自己要做什么（用《李爾王》或《奧瑞斯提亞》來教導或引導一個人，就是將他存在的源泉放進他的手中）。文學和文化對于個體和社會的道德認知具有價值，這對于約翰遜、柯勒律治、阿諾德來說都是不言自明的假定。現(xiàn)在，這假定卻遭到置疑。我們必須贊成這種可能性：研究文學和傳播文學或許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像保存古玩一樣屬于奢侈的激情?；蛘?，從最壞上說，只是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沒有把時間和心思用于更迫切負責的地方。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對。但我們必須毫不掩飾地追問這個問題。大學里的英語研究現(xiàn)狀最憂心的莫過于，大家都認為這樣的追問有些古怪或具有顛覆性。這才是關鍵。

這里也是自然科學觀點的力量源泉。強調經驗驗證的標準，強調集體成就的傳統(tǒng)（與之相反的是，文學觀點有明顯個人癖好和自我中心主義色彩），科學家往往認為，他們自己的方式和視野現(xiàn)在處于文明的中心，自古以來詩學觀點和哲學意象占據(jù)的優(yōu)先地位已經結束。盡管證據(jù)還不確定，但的確看起來有可能，在現(xiàn)有的才人中，許多最優(yōu)秀的人才已經投身于科學。在十五世紀，他們自然是希望成為畫家；而在今日，激發(fā)快樂感覺，擁有精神自由、靈魂澄澈的感覺，屬于物理學家、生化學家和數(shù)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