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四月，日本特命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正使，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來華商訂中日修好條約。

照例，他們依然是先到天津拜會李鴻章，然后李再將其照會轉呈中央，靜候下文。如此一來二去，實在麻煩，清廷遂特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江蘇按察使寶應時與直隸津海關道陳欽為幫辦，與日本代表交涉邦交事宜。

這次談判，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張力。矛盾的焦點，自然還是那個“利益均沾”原則。為了獲得這個好處，日本人真是軟硬兼施，手段用盡。無奈李鴻章就是不讓步，不僅不讓步，話還說得特別圓滑，為什么中國堅持此次修約要“異于西例”呢。那是為了兩國“別開生面”。為什么兩國要“別開生面”呢，是由于大清特別看重與日本的邦交。所以要特別向友邦表一表“優(yōu)待鄰邦之隆情”。

面對李鴻章的外交太極拳，日本人遂再次施展其狐假虎威的間接路線。

柳原前光說，貴國的好意，敝國完全理解?？墒牵靶藓猛ㄉ讨睢彪m說是由中日兩個主權國家訂立，但一旦形成條約卻必然“與別國相關”。柳原像透露巨大秘密一樣說道，這次伊欽差（伊達宗城）離開東京時，“各國公使有來送行者，詰以此行將與清國結盟連橫等說。伊欽差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便知其實。一笑而別?！比绻F國“準予西人成例，一體定約”，就可以免除洋人的猜疑。反之就會引發(fā)不必要的麻煩。

總之，說來說去，無外乎拿西洋列強恐嚇李鴻章。對此，李鴻章授意寶應時作出了一個非常巧妙，又非常強硬的回答：“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為兩國之好，若以跡類連橫，慮招西人之忌，則伊大臣不來中國，痕跡全無，更可周旋西人，豈非上策？……若欲照抄，則條規(guī)但載兩國通商事務，各照西約辦理，一言可敝，何必多費筆舌乎？”

也必到這一刻，日本人才算真正看清李鴻章的難纏。

無奈之下，日本代表只好放棄“利益均沾”原則，以此為前提，雙方在七月二十九日擬定了一個《中日修好條規(guī)》18條與《中日通商章程》33款。

對于伊達和柳原帶回的這份《條規(guī)》，日本政府是非常不滿意的，所以他們挑了幾個枝節(jié)問題來質疑該《條規(guī)》。于是，同治十一年春，柳原前光再次來華拜見李鴻章，提議修約。

在李鴻章看來，雙方既已定約，總要等換約手續(xù)完結之后再議修約。故而他嚴辭斥責日本代表“失信”，喝令速將原照會帶回，再毋多言。

柳原無奈，只好再搬出那句“殺手锏”來：“中堂所言，極是正理，自知惶愧，惟回國不能銷差，乞將照會暫存?！?/p>

可是這一次，無論柳原如何哀求，李中堂有的只是沖天怒火，一通呵斥。柳原前光也只有收起照會，灰溜溜地走人。

若故事就此結束，那李鴻章就不是李鴻章了。外交的事情，向來是合乎理，止乎禮。到頭來事情總要有個了結，大家也總還要見面，還要說話。所以呵斥完之后，還要高姿態(tài)一下，復照會一封，將其失信行為再次駁斥一通之后，筆鋒一轉，為兩國長遠邦交計，日本修約照會，我方象征性收下。

外交本來就是相互妥協(xié)的過程，中國既然已經(jīng)讓步，日本也必須讓步。修約之議，就此打住。接下來，便有了同治十二年三月福島種臣的來華換約。

在清國君臣看來，福島種臣任全權大臣，真是再好不過的人選。因為同治十一年秘魯商船馬里亞老士號拐賣華工230人，途經(jīng)日本事情敗露。正是這位福島種臣力請干預，并最終通過司法程序解救成功。至今，清國君臣對這件事還是充滿了美好的回憶。福島這次來的也很是時候，正好趕上同治帝的大婚親政禮。當時各國公使都前去朝覲，正是由于福島的堅持，大清國才破天荒地決定，各國公使可以行三鞠躬禮。自馬戛爾尼以來困擾中外的禮儀之爭，就這樣畫上了句號。而福島則非常榮幸地排在了朝覲名單的第一位。這個時候，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僅僅一年之后，中日兩國就將兵械相向！

兵械相向的焦點，是琉球與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