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是胡適當年專程往蘇州拜訪過的一位同輩。胡適讀過錢穆寫的《向歆父子年譜》一書，曾在當天（1930年10月28日）日記里稱道“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但當他讀到錢穆《關(guān)于〈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一文，發(fā)現(xiàn)論證方法有問題，就寫信給錢，表示對其證據(jù)的懷疑。胡適說：“此文的根本立場是‘思想上的線索’。但思想線索實不易言。希臘思想已發(fā)達到很深遠的境界了，而歐洲中古時代忽然陷入很粗淺的神學，至近千年不久。后世學者豈可據(jù)此便說希臘之深遠思想不當在中古之前嗎？又如佛教之哲學已到很深遠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淪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顯之例?！痹诖诵胖?，胡適直接批評說：“先生對于古代思想的幾個重要觀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頗多牽強之論?！彼熘痢捌渲懈玖錾蹼y成立”。

梁啟超是胡適的前輩，也有“《老子》晚出”的主張。在胡適看來，梁用的是“摭拾一二個名詞或術(shù)語來做考證年代的標準”。胡適直言這種方法會有“更多漏洞，更多危險”，并舉出諸多有說服力的例子為證。他質(zhì)疑馮、錢、梁的證據(jù)不足以服人，是希望他們能拿出足以讓人信服的證據(jù)。胡適在給錢穆的信中說得再明確不過——“我并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jù)使我心服，我絕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p>

“不茍且”，是胡適對自己的一向要求。常見他說到這個話題。他給羅爾綱的信中說過：“文字不可輕作，太輕易了就流為‘滑’，流為‘茍且’?！痹诮o王重民的信中也說：“一點一筆不放過，一絲一毫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jié)論，都不茍且?！?/p>

聞一多的書桌

聞一多的詩集《死水》，依其新月書店初版本版權(quán)頁記錄，是在1929年3月印行的（《聞一多年譜長編》則記在1928年1月）。1930年4月，沈從文在《新月》雜志發(fā)表文章，認為“先生的詩集《死水》‘以一個老成懂事的風度，為人所注意’??另外重新為中國建立一種新詩完整風格的成就處，實較之國內(nèi)任何詩人皆多”。沈從文評價《死水》的尺度，出自文學，而非政治。這一點，在當時重要，對后世更重要。

特殊的歷史原因，加上極特殊的事件，很多后輩讀者對聞一多的了解更多來自政治，而非文學。其形象定格于烈士，其壯烈根源于內(nèi)戰(zhàn)中的暗殺。這樣一來，其學者本色就被遮蔽。本來，他生命中的多數(shù)時間是在書齋，埋頭于書本，寄托于藝術(shù)、學術(shù)，安身立命于教職，是個博學、敦厚、正直的學者、詩人，只有很短暫的時間因政局混亂、政府腐敗、民不聊生而關(guān)注政治，拍案而起，但他的一般形象卻被凝定于橫眉怒目的政治斗士風采。

立在五千年歷史文化之前，五十年的政治畢竟過于短暫。如今，當年政爭不再，后人對先賢的認知和解讀，回歸于其本色。曾經(jīng)被遮蔽的歷史，也會生成一種顯示真實的力量，恢復本來面目?！端浪愤@樣的書，又被人們記起，重返讀者的視野。此時，人們對其中政治內(nèi)容的敏感度會相應(yīng)降低，對其中的文化價值會有更多關(guān)注。于是，這本書中的“一句話”、“天安門”之類的詩篇，我們會覺得久遠，乃至生出隔世之感；“聞一多先生的書桌”這樣的文字，則更多更久地吸引了讀者的目光。

聞先生這樣寫他的書桌：“忽然一切的靜物都講話了，忽然間書桌上怨聲沸騰，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字典喊雨水漬濕了它的背；信件忙叫道彎痛了它的腰；鋼筆說煙灰閉塞了它的嘴，毛筆講火柴燒禿了它的須，鉛筆抱怨牙刷壓了它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