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的一天，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一名叫楊樹達的學生因為神經(jīng)病癥狀發(fā)作，來到魯迅家中，舉止有些反常。魯迅十分緊張，以為是論敵派來的打手，連夜還寫了一篇題為《記“楊樹達”君的襲來》的文章，說“我還沒有預料到學界或文界對于他的敵手竟至于用瘋子來做武器，而這瘋子又是假的，而裝瘋子的又是青年學生?！保ā都饧罚┛梢婔斞笇θ说暮梢呀?jīng)到了十分敏感甚至神經(jīng)質(zhì)的程度。1926年，魯迅應老朋友林語堂之邀，赴廈門大學任教。一個學期的課還沒上完，魯迅就向院方遞交辭呈。其實并沒有事情，不過是顧頡剛等與他觀念歧異的“現(xiàn)代評論派”的學者相繼南下，成了他的同事。他“坐在電燈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無人澆一杯冷水，于是終于決定曰：仰東碩殺！我勿要帶來者！”于是到了廣州的中山大學，才三個月，傅斯年又延請顧頡剛來中大任教。魯迅竟提出抗議：紅鼻（顧頡剛）來，我就走！阻止不成真的就卷席走人。見地不同的同行，何至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后來，包括林語堂、錢玄同等老朋友也成了陌路人。

就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許多與魯迅結(jié)怨很深的人并不見得就是壞人、惡魔，他們與魯迅的意見分歧有時不過是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魯迅自己也不見得總是在情占理，但他習慣于把人往壞處想，因此很容易就失去了對人的信任。除了死去的人，特別是烈士，魯迅很少會贊譽一個人。在魯迅的意識里，社會的黑暗更多是來自人性的黑暗，中國革命之所以艱難反復，未來之所以不可寄托，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國民性的齷齪。他不止一次地宣稱自己“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中國人”。由于對人性的不信任，魯迅對社會的烏托邦抱有懷疑。他說：“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里，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薄秲傻貢に摹纷鳛橐粋€人道主義者，魯迅壓根就對人不抱什么希望。他從自己為人的經(jīng)驗里得出“一切人的靠不住”（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的感慨。包括那些要去拯救的群眾，他們很可能會把你像耶穌一樣吊死在十字架上。魯迅可不想效仿耶穌，他不想把自己當成祭品，他期待自己對人的付出應該有相應的回報，甚至把自己的奉獻當作譴責和挖苦別人的條件，因此他有了比付出更多的付出——心里總是郁積著深深的怨憤和痛苦，有時候甚至想到要報復。他曾經(jīng)激憤地說：“我先前何嘗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而現(xiàn)在呢，人們笑我瘦弱了。連飲過我的血的人，也來嘲笑我的瘦弱了……這實在使我憤怒、怨恨了，有時簡直想報復。我并沒有略存求得稱譽、報答之心，不過以為喝過血的人們，看見沒有血喝了就應該走散，不要記著我是血的債主，臨走時還要打殺我”。（《兩地書·九五》）把自己幫助過的人稱作是喝過自己血的人，話說得也太難聽了。既然知道喝自己血的人要嘲笑和打殺自己，又何必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呢？很難理解，一個對人性極度失望的人，如何站立到人道主義的立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