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西 黃育海

許多年以后，我們才意識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舉行的小范圍座談會給中國文學發(fā)展帶來何等重要意義。許多人把那次座談會稱作“杭州會議”，陳思和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也專門提到了那次會議。其實它有一個更正式的名稱，叫做“新時期文學創(chuàng)新座談會”?，F(xiàn)在看來“創(chuàng)新”這個字眼似乎平淡無奇，可是在當時的語境中卻有著相當實際的理論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帶有歷史主義框架的“工具論”的神道設教。

會議的三位主要策劃人茹志鵑、李子云、周介人，時為上海作家協(xié)會和《上海文學》負責人，他們之所以選擇在杭州舉辦會議，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單位對文學新思潮開始有了深度介入。當時我們二人是浙江文藝出版社的年輕編輯，評論界正在發(fā)生的變革引起我們極大興趣，本社剛剛出版了青年學子許子東的《郁達夫新論》，我們亦將目光投向上海另外兩位青年評論家吳亮和程德培。我們開始意識到，那些具有顛覆性的話語方式將整個兒地改變文壇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論”叢書的構想漸漸浮現(xiàn)在我們腦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滬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夠接觸的作者資源還相當有限，正當我們苦于書稿難覓之際，在家門口召開的“杭州會議”不啻送來一個極好的機會。

作為會議合辦方浙江文藝出版社（另一合辦單位是杭州市文聯(lián)）參會人員，我們全程聆聽了會議座談，有幸見證了那場敘事話語革命的頭腦風暴。也許，尋根文學發(fā)韌，先鋒小說崛起，都可以追溯到當日的討論。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學聚會之一。當然對我們來說，一項實際的收獲就是結識了眾多思想敏銳的作家和評論家，使我們構想中的“新人文論”叢書有了明確目標。記得參加會議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鵑、李陀、鄭萬隆、阿城、陳建功、韓少功、陳村、李杭育等十幾位，而評論家陣容亦頗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魯樞元、黃子平、程德培、蔡翔、許子東、陳思和、吳亮、季紅真、南帆等人。我們的組稿對象是那幾年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評論家們，后來進入“新人文論”陣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會上。在“新人文論”之外，我們還趁勢組約了作家韓少功的一本文論集。會議空隙中的幾番忙碌，使我們這套叢書儼然有了像樣的規(guī)模。

“新人文論”叢書融合了文學批評、文學史與理論探討幾方面內容，對象就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包括“新時期文學”）。在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陳思和提出“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概念之前，我們這套叢書的基本構架已經(jīng)按照打通現(xiàn)當代的思路來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現(xiàn)代與當代文學尚分屬不同學科），這是我們后來感到頗為得意的一點。其實，并非因為我們亦同樣具有與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學術眼光，而是當時的理論語境給予我們這樣的啟示，我們感受到的批評與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尋找現(xiàn)代性的一個“有機的整體”。當然，這項工作具體做起來自有分工，當時我們二人興趣更多集中在與當代文學相關的理論問題，叢書中側重現(xiàn)代文學的幾種，大多是我們尊敬的前輩編輯鐵流先生的勞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