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悲觀的情緒里是做不成事的，我和主創(chuàng)的幾位老師們商量之后，果斷和團隊中兩個導演解除了合同，另外聘請了三個導演。在進入正式拍攝前，我重新召開策劃會議，推翻了前面所有的思路，將五集片子變?yōu)榱考齻€人，重新聯(lián)系主人公，并重新安排導演。

正式拍攝應該就很順利了吧？我也覺得可以很順利，兩個月拍完然后進入后期是我們訂下的計劃。但計劃是一定趕不上變化的，既要配合主人公的時間，還要確保拍攝人員的時間能搭上。還有天氣原因，到了夏天，飛機延誤是每個攝制組都經(jīng)歷過的事情。我們有一個攝制組大老遠跑到廣州拍做滑翔傘教練的阿布來提·買買提的故事，正好阿布買了臺新的動力滑翔傘，還沒開始組裝，攝制組激動地表示一定要拍下來，沒想到新買的機器的一個非常小的零件是壞的，我們只好跳過這個環(huán)節(jié)，直接去茂名拍攝飛傘的鏡頭。我每天都能收到導演比前一天更絕望一點的短信：“今天風向不對，又沒飛成?！敝荒馨才排臄z了阿布一些的別的活動，最后等了五天，愣是沒等來風。攝制組有下一個要趕去拍攝的地方，無奈之下只好離開，打算之后再安排補拍。沒想到，攝制組離開的第二天，風就來了。

像這樣天時、地利都差一點兒的插曲真是不少，但對一個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人和”。經(jīng)歷了“導演風波”之后，我在和團隊的溝通上更加小心了。越是這樣小心，我的壓力越大，越想要逃避。逃避其實是人的一種本能，與其說是壓力太大，不如說是自己對自己能力的一種懷疑，問題出現(xiàn)得越多，越覺得自己的能力不足。我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這個感覺，我原本是希望讓每個導演可以自由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意，但事實上這樣根本行不通，必須嚴格以我自己的風格為主，而且必須嚴格監(jiān)督所有計劃的實施情況。

在緊張的拍攝期間，《我從新疆來》這本書在2015年也開始了維吾爾語版及其他新疆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翻譯工作，在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的推動下，英文、日文、法文等外文版本也陸續(xù)發(fā)行。其實我跟很多人一樣，一直以為把《我從新疆來》這本書翻譯成外文是一種外宣的需要，只是想讓這本書成為海外的人了解中國的一種方式，我甚至沒想過會有多少人想看這本書。當然，如果這本書有外宣的作用，我也覺得是附加值。

《我從新疆來》英文版發(fā)行后，在一個華人朋友的推薦下，我得到了美國前總統(tǒng)吉米·卡特的邀請，參加他的基金會舉辦的中美文化交流活動。在準備的過程中，得知我會去亞特蘭大參加這個活動的朋友又幫我聯(lián)系了當?shù)氐某４禾賹W校埃默里大學，爭取了一次在校內(nèi)做交流活動的機會。六月下旬我就出發(fā)了，先是參加了卡特基金的活動，向卡特先生贈送了《我從新疆來》英文精裝版和一頂維吾爾花帽，活動之余又完成了在埃默里大學的交流。因為這次交流活動的成功，全美其他常春藤學校也通過埃默里大學的中國學生會聯(lián)系到我，希望我也能在他們的學校做一次交流。這個交流安排在了九月。第一場活動的公告發(fā)出后，又有三所大學聯(lián)系我，表示希望做一次交流。最終，在二十四天內(nèi)，我在哈佛、斯坦福、紐約大學等十二所大學完成了交流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