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切的啟蒙者

按照著名學者陳平原和錢理群等人的看法，20世紀中國文學是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其中又有兩個分主題，一個是沿著否定的方向，在文學中實施“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抨擊由長期封建統(tǒng)治造成的愚昧、落后、怯懦、麻木、自私、保守等民族劣根性。另一個是沿著肯定的方向，以滿腔的熱忱挖掘“中國人的脊梁”，呼喚一代新人的出現(xiàn)，或者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來作為全社會效法的楷模。與“五四”之后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正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相比，科幻小說在中國一直未成為“主流”。盡管如此，當科幻小說在20世紀初被梁啟超、魯迅等謀求民族富強的文化先驅者引入中國后，已注定要與其他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一起，在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擔負起開啟民智、重塑民族文化的重任。文化批判與夢想復興這兩大主題，在中國科幻中獲得了獨特的表達。一方面，科幻小說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現(xiàn)實的視角，呈現(xiàn)出那些被認為不證自明因而熟視無睹的事物之荒謬，委婉地呈現(xiàn)出古典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轉型過程中的諸多弊端。

另一方面，通過具體而直觀地展示出一幅幅富于魅力的、令人憧憬的未來中國圖景，科幻又可以給處于現(xiàn)實困頓中的國民以希望，強化他們對未來的信念，感召他們以實際行動去筑造一個進步的、強盛的新中國。

當劉慈欣以崇高壯美的未來形象來激發(fā)讀者對真理的熱情、對人類進取的期待時，韓松則繼承了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來的文化批判與啟蒙傳統(tǒng)。那場旨在探索強國之路的思想文化運動，對傳統(tǒng)文化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視其為對個性的壓抑，是人走向現(xiàn)代性個體的束縛。在《狂人日記》里，魯迅借一個精神錯亂的“狂人”之口，斥責中國歷史在表面的“仁義道德”背后，寫滿了“吃人”二字。因此，要在民族競爭的時代里謀得生存，必須要實現(xiàn)文化的革新，培育出新的、健全的個體——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在日本學醫(yī)的青年魯迅放棄了成為醫(yī)生的職業(yè)理想，轉而投身文學事業(yè)，決心醫(yī)治國民病態(tài)的“心”。但是，經(jīng)過幾千年穩(wěn)定下來的文化，有著強大的慣性和廣闊的生存空間，像一個染缸，能把任何變革的努力都改造、同化或變形成為一種似是而非的無害存在，結果以進步之名所做的變革，最后淪為了歷史輪回的犧牲品。

新中國成立后，人們一度沉浸在朝著共產主義飛速進化的光明圖景中，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則服從社會主義建設和政治斗爭的需要，以對正面人物的頌揚和適度的社會批判為主要內容。但以“文革”為頂峰的改造運動反而把沉淀下去的人性黑暗攪動起來，在階級斗爭的名義下，殘酷的理論批判和身體傷害，乃至不同革命派系的激烈武裝斗爭，成為部分人公報私仇和奪取權力的工具，不堪忍受身心羞辱的人則通過自殺來獲得解脫并實現(xiàn)控訴，這些濃重的陰影成為后來的歷史繼承者揮之不去的沉重債務。

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商品化浪潮，沖擊著體制仍不完善的社會，特權階層再度形成，并通過權力來獲取利益，長期物質匱乏和禁欲后個人欲望的急速膨脹，共產主義失去感召力后，一直接受無神論教育的人們信仰上的迷茫，凡此種種，都令人頗有歷史上的種種鬼魅再次復蘇且變本加厲之感。

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小說，也出現(xiàn)了一種美學范疇的轉向，體現(xiàn)為風格上的怪誕。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認為，莫言、余華、蘇童等這一批新作家，把“對怪誕的認知”作為他們推陳出新的策略，其原因在于“過去四十年中國大陸的許多‘怪’現(xiàn)狀，只怕比載諸文字者更要令人可驚可詫”，甚至已被“正?；睘楝F(xiàn)實的一部分。日常生活如此反常，人們已見怪不怪，作家的任務不再是將日常生活陌生化，而是反其道而行，如實地去表現(xiàn)家常，將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怪誕”再一次日?；?，“力求寫出不該說、不可說，也說不清的歷史經(jīng)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