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那個先發(fā)表的“初稿”。

《紅樓夢考證》（初稿）里，胡適揭露并批判索隱派附會紅學之后，在第二節(jié)的開頭提出了他自己的考證方法、考證方向，同時劃定了范圍。胡適說：

我現(xiàn)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

其實做《紅樓夢》的考證，盡可以不用那種附會的法子。我們只須根據(jù)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范圍。

接著，在文中，胡適開始了對“著者”的考證。他找到了一條“最早的記載”，即袁枚《隨園詩話》卷二中的那條曾經被“炒”得頗有些名氣的文字：

康熙間，曹練（克注：應為楝）亭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書薦陳。人以此重之。

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

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艷，雪芹贈云：

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

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tài)，笑時偏少默時多。

胡適說：“我們現(xiàn)在所有的關于《紅樓夢》的旁證材料，要算這一條為最早。近人征引此條，每不全錄；他們對于此條的重要，也多不曾完全懂得。”然后，他就發(fā)揮，并憑此開始了他對曹寅、曹家的考證過程，最后弄成一個新紅學的系統(tǒng)。

不過，袁枚的話很早以前就有人指出不可信。又因《隨園詩話》有幾種版本，上述的一段文字，不同的版本間，不盡完全相同，帶來了爭論。有說是袁枚搞錯了的，有說是胡適征引錯了的。還有說是盜版商的篡改，因為胡適上述所引，是出自道光四年的一個盜版本子。而袁枚的原本，那段話里，并沒有“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一句，也沒有“雪芹贈云”四字。所涉文字，盡管不過十多字，但關系非小。為把問題弄清楚，下面說一說袁枚那一頭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