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去北京上大學之前，我媽特意帶著我去了一趟太原，走走親戚，順便給我買件體面的衣服。在大型商場里，我挑了一件真維斯的純棉襯衫，穿在身上顯得特別柔軟熨帖，而在這之前我穿的都是硬邦邦的“的確良”。在我眼里，真維斯就是不折不扣的名牌——而且還是外國的。住進宿舍之后，上鋪的北京同學瞄了一眼我的衣服，點點頭說了句：嗯，真維斯，我中學時也有這么一件。那一刻，我有一種欣喜的認同感：瞧，他也知道。

當然，后來我就不提真維斯了。但這件襯衫我一直沒丟，十年了，它質(zhì)量還是那么好，秋天的時候我還經(jīng)常穿在身上，回憶自己曾經(jīng)的樣子。后來我目睹著那些像我這樣從縣鄉(xiāng)一級走出來的青年，他們穿著當?shù)亓餍械姆?，走進北京上海，嚼著一線城市的殘渣，填飽自己三線城市的胃口；或者繼續(xù)留在家鄉(xiāng)，被擠兌而不自知。那些穿森馬的男孩和穿以純的女孩，像喬伊斯筆下的斯蒂芬·迪達勒斯一樣，“同卑下的生活和狂亂的思想不停地作斗爭”。

賈樟柯在電影《任逍遙》里曾經(jīng)細致地描繪了這樣的狀態(tài)和這樣的青年：在死水一般的小城市，青春期的荷爾蒙如癌細胞一樣擴散，他們無法用更豐富的精神來擺脫虛無，想要得到更多，卻被身邊無處不在的權(quán)力所敲打。最后，他們決定去搶劫銀行。失敗之后，其中一個被抓，另外一個則騎著摩托逃跑。他沿著國道想要遠離那個地方，但最終還是停了下來，搭上一輛過路的大巴，返回那個讓他充滿絕望的城市。然后青年就這樣被警察逮捕，遭受了一番奚落之后，電影結(jié)束了。

如果你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這些，有些事情你就會理解得更清楚。每次我給在山東一家工廠打工的表弟打電話，里面的鈴聲始終都是慕容曉曉之類的“農(nóng)業(yè)金曲”。幾年前他給我寫信，一個小學文化的人，在信中提到了絕望、折磨、自殺，還有路遙。貧瘠的精神生活像鍋蓋一樣壓在他頭上，他覺得自己快要被煮熟了。在我看來，他的痛苦和思索跟多數(shù)人一樣，只是他找不到一個向上的出口。而他花一塊錢購買《愛情買賣》的鈴聲，和那些坐飛機到金邊看柯恩演唱會的人并沒有什么不同。當然，在文化品位上闊起來的新青年們或許不這么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