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華崗來云南之后，我們在學校的工作上，共同進行研究，在為我黨團結(jié)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工作上也共同做出了努力。我們與聞一多先生認識之后朝夕相處建立了共同斗爭的情誼，經(jīng)常一起參加黨組織與華崗同志為幫助高級知識分子了解時事和形勢組織的座談會。一多先生靠近黨組織，還拒絕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講課邀請。

1946年，一多先生要隨西南聯(lián)大復員回北平了，我有塊雞血石，請他刻印為念。他用鐘鼎刻了“尚鉞”二字，還以秀麗的草書刻了邊款“卅五年四月時與健庵兄同刻昆明一多”。

反動當局對于廣大知識分子團結(jié)在黨的周圍開展民主運動極為不滿，就利用聯(lián)大復員北平之時，大規(guī)模鎮(zhèn)壓民主運動。他們對聞一多先生采取拉攏手段沒成功。1946年7月11日聯(lián)大最后一批學生離開昆明。當天晚上有人冒雨趕來告訴我，李公樸于晚十點看電影回家的路上被槍殺了。

第二天清晨，一多先生和我，還有楚圖南一同到醫(yī)院去看望。一多先生撫摸著公樸的遺體高喊：  “公樸，你沒有死！”大家都痛哭起來。我們還立即派人到國民黨云南省黨部、省政府、軍事機關強烈抗議特務暴徒的法西斯罪行，聲明民盟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nèi)戰(zhàn)、反對法西斯暴行的政治主張。

15日，在公樸先生的追悼會上，一多先生發(fā)表了演講，橫眉怒對一群特務，高聲說：  “今天，這里有沒有特務，站出來！我們不怕死，有犧牲精神，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他的話激勵著大家的斗志。沒想到，這竟成了他最后一次講演了。下午一多先生與楚圖南還到《民主周刊》社舉行記者招待會，就在會后回宿舍的路上被特務暗害了。

那天下午晚飯后，我趕到云大門口，只見特務密布，有個學生打開一扇門，拉我進去哭著說：  “五點多鐘聞先生被刺了!”這“被刺”二字有如晴天一聲霹雷，可我來不及多問，他拉著我就飛跑上了90多階階梯的高坡，直奔云大醫(yī)院。我趕到醫(yī)院時，聞先生的遺體還停放在院子里，聞夫人悲痛欲絕。當時沒有人出面辦理手續(xù)。我當即表示，由我負完全責任，醫(yī)院就把先生遺體安放好。聞夫人也因此而心臟病復發(fā)，我們又幫助辦理好她住院的手續(xù)，醫(yī)生們忙著搶救受傷的聞立鶴。天黑之后，我正要離開醫(yī)院，有個家伙問我：  “你姓什么?”我沒理他。許多同學把我圍在中間，我在同學們的圍護之下走出云大后門。   

我們馬上向民盟中央?yún)R報“李聞慘案”的經(jīng)過，又發(fā)出通電，向全國、全世界揭露特務的法西斯罪行。我黨中央也在全國范圍內(nèi)發(fā)動了抗議斗爭。國民黨當局被迫保證我們的安全。7月28日云南省長盧漢先生向我們表示確保我們的安全。我也得到黨的通知，要我回上海，于是我離開昆明，飛抵上海。

后來，每當我拿起雞血石，一多先生那赤誠的音容就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