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體形跟你差不多，”她說，“照片上看起來很可怕。”

“就是他沒錯。”我說。

她再滾動頁面，看完記錄中剩下的描述。

“小心點，”她說，“看來他不好惹。”

“別擔心，”我說。我想過要在門口與她吻別，但是沒這么做。我猜她也不想這樣。于是我直接跑向凱迪拉克。

我回到咖啡廳，快要喝完第二杯咖啡時，伊麗莎白·貝克出現了。她看起來不像剛去購物，手上沒拿任何新買的東西，也沒提著華麗俗氣的購物袋。我猜她應該沒去逛什么商店，只是閑蕩了漫長的四個小時，讓我這個政府派來的人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我舉手示意，但她沒理我，徑直走向柜臺，點了個中杯白咖啡[1]，再拿著走向我的桌子。我已經想好該對她說什么了。

“我不是政府的人。”我說。

“那還真令人失望。”這是她說的第三遍。

“我怎么可能是？”我說，“別忘了，我殺了個警察。”

“嗯。”

“政府的人不會干這種事。”

“他們也有可能，”她說，“說不定那是意外。”

“就算是，他們也不會逃走，”我說，“他們會留下來面對懲罰。”

她沒說話，慢慢喝著咖啡，安靜了許久。

“我去過那里大概八或十次了，”她說，“我是指李察的學校。校方偶爾會辦活動，邀請學生的家人參加，而我也盡量每學期從頭到尾都參與。有年夏天，我還租了部小卡車，幫他載東西回家。”

“所以呢？”

“那是個小學校，”她說，“雖然這樣，但每學期的開學日還是非常繁忙。到處都是家長、學生、旅行車、汽車、廂型車，還會造成交通堵塞。要是碰上學校辦的家庭活動日，情況還更糟呢。你知道我想說什么嗎？”

“什么？”

“我從來沒看過當地警察，一次也沒有。更別說是便衣警探了。”

我望向窗外，看著購物中心的內部走道。

“那可能只是巧合吧，”她說，“就在四月某個星期二的大清早，一切平靜無事，剛好有個警探就這么沒來由地待在校門邊。”

“你的意思是？”我問。

“你的運氣也太差了吧，”她說，“這種概率有多大？”

“我不是政府的人。”我說。

“你洗過澡了，”她說，“而且也洗過頭。”

“有嗎？”

“我看得出來，也聞得到。你用了便宜的香皂跟便宜的洗發(fā)精。”

“我去了桑拿。”

“你根本沒錢。我給你二十塊，而你買了至少兩杯咖啡，也就是說只剩大約十四塊錢。”

“那間桑拿很便宜。”

“一定很便宜。”她說。

“我只是個普通人。”我說。

“我對此非常失望。”

“你聽起來很希望自己的丈夫被逮捕。”

“我是這么希望沒錯。”

“他會坐牢的。”

“他現在就像活在牢里。而且他本來就該坐牢。要是他真的坐牢，也遠比現在自由多了，再說，他又不會永遠關在那里。”

“你可以找人幫忙，”我說，“不必等他們來找你。”

她搖搖頭，“那等于自殺，會害死我跟李察的。”

“如果你像現在這樣對別人提起我的事，那也等于自殺。記住，我不會乖乖束手就擒，因此會有人受傷。搞不好就是你跟李察。”

她笑了，“又在跟我談條件嗎？”

“只是再一次警告你而已，”我說，“丑話要說在前面。”

她點點頭。

[1]白咖啡指的是以低溫烘烤的咖啡豆，因顏色比一般咖啡豆淺，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