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柱還在安陽那個啥刨光廠干過，也是鐵末子滿屋飛，噪聲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車、手電筒打磨成光哩。聲音一直響，刺耳刺心，我聽著頭都暈。在那個廠里，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幾歲都出門，受住虧了。

1993年陰歷六月，我來西安。在健康路“蹬腳”（拉人），拉貨，當時是人力三輪車，六百六十塊買的新車，利民牌。早晨四五點鐘就得起來替出攤的攤販裝貨拉貨，咱租的房子離人家出攤的地方三里地，過三府灣，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單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來，再出一家。一早晨幫人家出四五個攤，晚上再幫人家收攤，來來回回，百十里地，掙八九塊錢。一車貨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撿輕省的，再輕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個平方米。咱們梁家年娃兒當時還在這兒，我們在一塊兒干。住的地方臟哩很，都是收破爛的，燒那個電線烏煙瘴氣的，難聞死了，見天[　見天：每天。

]早晨三四點鐘都燒東西。

那時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掙五塊錢，一個月掙二百塊錢都行。干有兩年，慢慢一次漲到兩塊、三塊，后來，一天能掙一二十塊錢，那時候不出稅，但是，沒有牌照，出來得晚了，被看見了，二話不說，罰三十塊。把車子收了，在煤廠里擱著，在治安辦開個票，先罰二十五元，到停車場再交五塊錢。經(jīng)常被罰，票剛開罷，出來又罰。都是派出所下面的合同警干的事兒。后來又出了一個事兒，三府灣村子不讓俺們這些三輪車走了，那是必經(jīng)之路，必須得從那兒過，人家要俺們辦通行證，也是想要錢。有一次，我送紅偉回家，剛從車站回來，三府灣村里治安辦的人從廁所出來，提著褲子把我叫住了，罰我六十元，要我辦證。你說，邪得很，估計他是專在廁所盯人，也不嫌臭。

從南窯地、余家寨那邊拉被套到城西農(nóng)村去，是1995年的事，有幾十里地，上午十點鐘去，下午四點鐘回來，三十里，二十塊，那還是認識了才讓蹬。我記得可清，那是過過秤的，拉過五百斤的、六百斤的。拉回來累得很，渾身都散架了。還拉過摩托車，兩個三個的都裝過，千把斤，嘉陵牌的，從大雁塔出發(fā)到另外一個地方，估計得有二十里，十塊錢，一個摩托車五塊，這是1994年的事。這還是虎子認識經(jīng)二路那邊的人，才讓我去拉這活。

1995年和1996年，還在鐵路上干過活，南窖地我們房東的女婿做私活，俺們早晨幫人家出罷攤，回來就去鐵路干活，幫人家挖地下的電纜線，晚上回來再收攤。那個人不給錢，就是剩點電纜給我們，我們拿去賣，一米都幾十塊錢。那時候咱三十四五歲，正能干，一天到晚干，也不覺得累。那年掙哩最多，往屋里捎四千二百塊。那兩年掙過一千多、兩千多的。你二嫂說掙不來錢不讓回家。

1997年開始干生產(chǎn)隊長，孩子外婆死時我回去，一埋罷，叫我當村長。那時候一個月干隊長是四十塊，還是欠賬。想著當個官怪厲害，多少人爭還爭不到，人家主動讓我干，那我肯定干。當隊長管交提留，交公糧。那二年，交提留可是重要得很，那時候是以隊里名義借高利貸，一個隊得交幾千塊錢，好像都上萬。隊里把多出的地再賃出去，再還高利貸。社員們少分那點地，起個名叫“預(yù)留地”，咱們北崗地幾乎全賣完了。一年四百八十塊，兩年九百六十塊。干了幾年，2000年，才不干了，沒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