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救了臺灣這一代騙子的，我相信是海峽兩岸的解凍開放，跟英國當時的廣大北美新殖民地之于弗蘭德斯一樣，忽然掉下來一個作夢都想不到的全新運動空間。整個二十世紀九○年代，我個人所知道的臺灣騙子，包括正職的、業(yè)余的、打工的、伺機轉(zhuǎn)行的，乃至于本身工作或志業(yè)就帶著高度騙術(shù)色彩的，幾乎全去了大陸，如同搭乘同一班歷史加開的富貴列車。林同學當然也是這股浪潮中的微塵一粒，整整十年，大家喝酒眾會偶爾講起他，總聽說他又轉(zhuǎn)進太原或成都或東北大連云云、此時此際他也許正在某節(jié)火車車廂里，打著盹，或沒事看著外頭漫天大雪；我們開玩笑說他像臺灣的過氣歌手，熱潮如海浪，第一批打上岸的總是垃圾，一時誰也分不清誰是誰，誰都可以放膽吹噓自己是來自寶島的第一紅歌星，反正一個省一個省唱過去，反正大陸就可以這么大，等一圈輪完了再回頭，可不是又全新的好漢一條？

我們這些鄉(xiāng)愿的老同學，打心底的為他慶幸，還舉酒遙遙祝福他——連我（老同學中最犬儒的一個）都不免暫帶僥幸的相信，這也許會是他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吧，也許他自己都開始認定此生就是中國大陸了，像納博科夫筆下的普寧教授，滿意的看著自己的美國新房子，恍惚到好像自己真的就生于斯長于斯跟眼前的大樹一樣，從來就沒有俄羅斯祖國，沒有過革命，也沒有流亡，沒有內(nèi)戰(zhàn)迫害和那些個披星戴月的日子。我甚至期盼他能有余裕有心情可以開始計劃自己的晚年，不怎么真實都可以，對一個總是朝不保夕、生命能見度有限的騙子而言，這可能是幸福的征兆，甚至可以救他——

如果你不是通過傳聞、通過類型小說或電影等神話載體去認識一個騙子，那你將很難夸張他的真實能耐和聰明。笛福的《摩爾·弗蘭德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這里，除了線條有點拉直，過程中多了些上帝圣經(jīng)的宗教體悟，基本上笛福是貼近的、老朋友也似的看著弗蘭德斯，如同我們之于林同學，而這位被傳聞夸大為英倫首席女騙子的弗蘭德斯究竟有何神通之處？我們看到的永遠就那幾招——她持之以恒的一直假扮自己是個有錢的貴婦，好獵取一個有錢丈夫（弗蘭德斯于是結(jié)過五次婚、嚴格上來說皆不算成功），這是她惟一可稱為騙子的行徑，但對有同情心的人來說，毋寧更像只是一個女人的可憐自衛(wèi)術(shù)而已不是嗎？另外，她能做的只是順手牽羊式的行竊，偷人家店里的布料、偷公園里落單有錢兒童的項鏈、偷旅店酒客的錢包行李云云，需要的不是聰明，而是某種手眼協(xié)調(diào)的快速反射，皆是日后電影中、小說里的騙子壯夫不屑做、我們作為一名觀眾讀者也絕對看不到的事。

我跟林同學從國小到國中同校七年半，日后他跟了出嫁姊姊去瑞芳，我遷居三重再轉(zhuǎn)臺北市，我們兩家原來只隔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巷道，不想知道他家的種種都不行。在一九六零年代除了小孩生產(chǎn)過剩其余一切嚴重不足的年代，宜蘭沒有幾家父母真的在逼小學階段的小孩讀書的，因此學校成績好壞，基本上就直接是先天資質(zhì)的顯現(xiàn)。我記憶中的林同學，穩(wěn)定在前段三分之一處，也就是中等稍上之資。他的麻煩但也是他日后真正的騙子資產(chǎn)，是他唇紅齒白、哭兮兮的瘦弱，有一點天予不取、不欺負他太對不起自己的味道，因此，我們這幾名老同學的交情，其實是從保護他、為他打群架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