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人的陪伴和協(xié)助下，他花了近三年（1941—1943）的時間，在遙遠的甘肅敦煌石窟，在極端原始的條件下冒著嚴寒酷暑臨摹佛教壁畫（第9章將描述這一段非凡的冒險行為），這段經(jīng)歷迎來了他作為學者式畫家發(fā)展的盛期。很難了解到他奉獻了幾年的時間，去做如此巨大的工程究竟是為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這大大加深了他對中國人物畫的理解。由于他的工作吸引了公眾對這座被忽略的古代壁畫寶庫的注意，又由于1943年在重慶舉辦了他所臨摹的兩百件以上敦煌歷代壁畫的展覽，他對于敦煌研究所于同一年的創(chuàng)建，實在是立下了不可埋沒的汗馬功勞。兩年之后戰(zhàn)爭結(jié)束時，張大千沿江東下，之后又是六年不平靜的生活，包括旅居北平、上海、印度、香港、臺灣和阿根廷，最后定居于巴西圣保羅北部的牟吉鎮(zhèn)（Mogimirim）。在那里以他典型的奢華方式，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中國式莊園①，使他的家人和朋友們圍攏在他的周圍。他為莊園里一株生機勃發(fā)的開著花的巨大梅樹作了一幅畫（圖1.14）。1966年全家又移居到了加利福尼亞的卡梅爾（Carmel），在那里他的身邊又聚攏起一個世界，雖然規(guī)模小了一點。最終，思鄉(xiāng)病使他于1977年回到臺北。臺北市在臺北故宮博物院附近為他建造了一所房子，政府對他禮遇有加，視他為活著的國寶。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創(chuàng)作了一些頗為壯觀的作品，包括巨幅的荷花（彩圖4）和高1.8米、長10米的廬山全景圖。后一件作品在他1983年4月2日去世前展出了三個月。他慷慨、奢侈、好惡作劇，永遠是明星并且癡迷于當明星。他的朋友學生眾多，而以此為榮耀并加以標榜的人則更多。在他生涯的絕大部分時期中，他的藝術(shù)是如此折中，以致沒有什么個性風格可言，比起例如黃賓虹或潘天壽，其個性特征貧弱得多。更何況，他制造八大山人偽作或頗有說服力的北宋山水贗品的能力，也妨礙他成為一個嚴肅的創(chuàng)造型的藝術(shù)家。但是大約1960年以后，很可能是由于國際舞臺上來自更年輕的中國畫家的抽象或半抽象的作品的刺激或挑戰(zhàn)，他要表現(xiàn)他也能夠這樣干—他畫了一組震撼性的表現(xiàn)主義作品，畫中墨與強烈色彩的礦物質(zhì)顏料混合在一起，相互沖突、對抗著，當他略微加上一點說明性的細節(jié)和特征時，畫面旋即變成了一幅山水畫。這是他晚年的技術(shù)突破，由此導致了1968年他為張群將軍所作的一件中國現(xiàn)代繪畫中的精品《長江萬里圖》（圖1.15）。張大千從不懼怕試驗，1972年和1974年他在三藩市作了兩套六張石版印刷的山水畫和花鳥畫（圖1.16），一旦習慣了這種對他來說稀奇古怪的觀念，他便精通了這種把一種顏色敷于一塊石版上，把另一種顏色敷于另一塊石版上，然后從后向前地推進工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