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僅有對學生時代的韋伯產生了意味深長且經久不衰的影響者，只有赫爾曼·鮑姆加滕。但是，鮑姆加滕并未深度影響到韋伯在具體政治事態(tài)上的立場。在這個領域，馬克斯·韋伯往往明顯地與這位滿腹悲觀情緒的忘年之交觀點相左。鮑姆加滕以同樣方式教導韋伯觀察政治事件，并且同樣刻板地認為這是自己的獨門秘訣。尤其顯而易見的是，對于政治領袖的成長和國民政治判斷力的熏陶，他們兩人抱有共同的看法，都認為這是一切政治現(xiàn)象的根本問題。他們都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性質與被統(tǒng)治者政治成熟程度之間的相互作用。例如，在那個著名的“自我批判”中，鮑姆加滕把德國自由主義在1862—1866年間憲法沖突中的失敗，連同自由派不切實際的教條主義政策，都歸因于缺乏政治熏陶以及德國資產階級各階層產生不出有天賦的政治家。他強調了這種局面的歷史原因。與特奧多爾·蒙森一樣，他也呼吁要造就“畢生為政治工作”的人，而且要在貴族階層中尋找這種人，如果說這些階層實際上還空空如也，那就是因為“真正的政治生涯并不是資產階級秩序的特性”。我們將會看到，馬克斯·韋伯也一再論及德國社會結構中絕大多數群體的政治不成熟問題，并將其歸因于俾斯麥統(tǒng)治的影響。他極為關注政治領袖的問題，反對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功績原則，而是強調職業(yè)政治家作為現(xiàn)代大規(guī)模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權力載體的重要性。

與鮑姆加滕就俾斯麥和德國自由主義的未來進行的熱烈辯論，以及和柏林的同學們之間多方面的政治討論，有助于韋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父母家中的民族自由黨傳統(tǒng)，并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形成了獨立的立場。當然，即便在早期階段，他獨立做出的政治判斷也不同凡響，他在《反社會黨人法》問題上的立場大概就是最清晰的證明。他父親和鮑姆加滕都認為，這是一個必要的惡，但韋伯早在1884年就對這項措施產生了懷疑：“我有時喜歡相信，人人平等的權利高于其他一切，因此，把某些人投入牢房，還不如封住每個人的嘴更可取?！薄斗瓷鐣h人法》顯然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義原則，這激起了韋伯的正義感。當時他還堅稱，他觀察到了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和領導層都在發(fā)生徹底變化。盡管這在那時并不是準確的觀察，但畢竟體現(xiàn)了一種對社會民主黨的溫和評價，擺脫了資產階級的焦慮感，這成為后來韋伯特有的一種態(tài)度。

換句話說，韋伯也不贊同違背或放棄理想原則以迎合實際的現(xiàn)實政治。他在文化斗爭期間毫不猶豫地堅持了自由主義立場，但與鮑姆加滕一樣，他也支持為自身利益進行斗爭，而不是把它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1887年俾斯麥再次給文化斗爭的法律打折扣時，馬克斯·韋伯斷言，某些民族自由黨人現(xiàn)在接受了這個事實——僅有的“政治”目標就是讓反天主教的行動成為必須，盡管它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這種不聲不響的‘和平’真是令人悲哀，無論如何，這是承認了一種不義，一種嚴重的不義，盡管人們如今都說，這場斗爭只有出自我們一方的‘政治’原因。如果它在我們看來確實不是個良心問題而只是個權宜之計，那么我們就真的是由于表面的原因而褻瀆了天主教人民的良心——正如天主教徒所斷言?！虼?，我們的行為并無良心，我們是道德上的輸家。這是失敗帶來的最嚴重的問題，因為它阻礙著我們再也不可能繼續(xù)進行這種要想獲勝就必須進行的斗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