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無論是批判現(xiàn)實，還是反思歷史，索爾仁尼琴的關切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他對俄羅斯未來的看法。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索爾仁尼琴讓許多人大為失望。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普京時代的“右翼強國夢”導致民主進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義反對“西化”的某種“保守”傾向與索翁的思想有某種契合，而他在臨終的幾年與普京也有許多相互捧場的表現(xiàn)，于是我國的一些輿論便大肆宣傳“索爾仁尼琴悔過了”。[ 高國翠：《蘇聯(lián)劇變后索爾仁尼琴的“懺悔”》，《遼寧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吳庸：《俄羅斯在翻跟斗》見；《為什么反斯大林的索爾仁尼琴會贊揚斯大林》，見。]其實，根據(jù)索爾仁尼琴的生前的遺愿，他死后被埋葬在自己事先選好的墓地——莫斯科頓河修道院，這個墓區(qū)埋葬著許多反斯大林統(tǒng)治的重要人物，索爾仁尼琴死后也要與他們在一起，這表示了他對這個體制的決裂絲毫也沒有發(fā)生動搖。索爾仁尼琴之所以把他的這套鴻篇巨著命名為《紅論》，本身就有“倒轉紅論”的含義在內?！暗罐D俄羅斯所走的道路”出自于俄羅斯哲學家羅扎諾夫（1856-1919）和“路標派”的看法，他們都認為“紅色車輪”這條路，“最終使俄羅斯走進了政治社會的死胡同，俄羅斯走進了不應該進去的胡同”，俄國的歷史走上了岔道，在那里，俄羅斯“沒有找到自己的家”，于是他們發(fā)出“倒轉吧，回轉吧，國家”這樣的呼聲。[ 格奧爾基耶娃：《俄羅斯文化與東正教》華夏出版社2012年，315頁。]

了解索爾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當年就是從斯拉夫－東正教傳統(tǒng)的角度反抗蘇聯(lián)體制的，早在20世紀70年代他就與當時異見人士中代表自由主義與“西化”傾向的薩哈羅夫發(fā)生過著名的“索－薩論戰(zhàn)”。[ 索爾仁尼琴：《致蘇聯(lián)領導人的信》；薩哈羅夫：《評索爾仁尼琴——致蘇聯(lián)領導人的信》，見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編：《蘇聯(lián)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選譯》，北京1980年，194-240頁。]后來索爾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堅持文化保守立場，抱怨俄國的“西化”。如果說他在極權體制崩潰十幾年后發(fā)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評可以被理解為對斯大林時代有某種新評價，這個“右派斯大林”體現(xiàn)的也不是列寧、更不是馬克思的傳統(tǒng)而是沙皇的傳統(tǒng)。在索爾仁尼琴的觀念中，列寧比斯大林壞得多，是列寧背棄民主的“致命錯誤才導致了斯大林專制的罪惡大泛濫”。[ Медведев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М.,2002.с.167-168.]這二人的關系是“老師和學生的關系“，就像羅伊·麥德維杰夫所說的，有些人認為，索爾仁尼琴即反西方資本主義，也反對共產專制，對兩者的反感是同等的，他說，“不對，索爾仁尼琴主要的激憤恰恰是用于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資本主義他只是不滿，“共產主義才是他主要的敵人”。[ Медведев Р.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 М.,2002.с.248.]斯大林當然也比傳統(tǒng)沙皇壞。而普京則被索爾仁尼琴寄以復興舊俄傳統(tǒng)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這樣的認知，晚年的索爾仁尼琴不僅對“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惡痛絕，認為從它誕生之日就是違背人類文明的，而且對導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樣反感。20年前他為《紅輪》第三卷寫的綱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錄》與2007年他為該文重刊寫的序都是同樣調子，即極力反對“激進主義”，同時指出導致激進思潮的社會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過變革（他語焉不詳，但顯然不是列寧或葉利欽式的——在他看來兩者都是“西化”的——變革）除弊，“革命”的幽靈就仍在徘徊。

在這篇文章中，索爾仁尼琴認為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響下毀滅俄羅斯傳統(tǒng)的一丘之貉，前者幾乎與后者同樣激進，并且直接導致了后者。聯(lián)系他的其他論述，我們看到他實際上給出了打破“左右”和“主義”界限的俄羅斯歷史上的“兩條路線斗爭”：東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羅斯道路”和赫爾岑－列寧－葉利欽的“西化”道路。導致建立蘇聯(lián)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禍，埋葬蘇聯(lián)的葉利欽改革也是“西化”之禍。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葉利欽否定的晚期蘇聯(lián)豈不都成了“俄羅斯傳統(tǒng)”的象征？而葉利欽與普京這前后相承的兩人如果截然分屬“兩條路線”，又何怪列寧與斯大林也有區(qū)別：前者當然是十惡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曖昧地具有了某種“斯拉夫特點”。[ 所謂索爾仁尼琴“悔過”之說夸張?zhí)酰瑢嶋H上索爾仁尼琴對斯大林暴政的譴責沒有任何變化，這從他的一系列近期言論可見。參見德國《明鏡》周刊專訪索爾仁尼琴：《我從未違背自己的良知》，《南方都市報》2007-07-25。但是從“文化”上講，似乎就有點“復雜”了。]這種論點與十年前筆者提到的劇變后俄羅斯褒獎斯托雷平的言論一脈相承，也與我國近年來把五四、啟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來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義很相似。

俄國歷史進程的“斷裂”

然而這個看法與蘇聯(lián)時期把二月革命稱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則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固然沖突，但也與后蘇聯(lián)時期自由知識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卻自認為是“二月民主”繼承者的態(tài)度大異。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索爾仁尼琴此說在當時文禁初開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并無多大影響，那么在普京與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與索爾仁尼琴互相贊賞而共倡“保守”的情況下，這種說法似有逐漸成為主流與官方話語之勢，同時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把“二月”與“十月”一鍋端地予以否定，既不為“十月革命”的繼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繼承者今天俄國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駁。作為反對黨的自由主義者亞博盧聯(lián)盟領導人亞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國的專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適應進步而崩潰，在不經暴力和流血的情況下人民選擇了民主，開始建立一個現(xiàn)代的、歐洲式的憲政國家。盡管后來布爾什維克以暴力毀滅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輝煌，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轉的。讓我們慶祝二月自由的節(jié)日，決不放棄“二月主義”的旗幟。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羅斯的名義團結基金會”主席維亞切斯拉夫·尼科諾夫則反駁說：“1917年二月不是個值得慶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幾天內毀滅了一個偉大的國家，”因而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維護“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張，由于無新意影響漸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義者既不滿索爾仁尼琴的保守主義解釋也不滿亞夫林斯基的自由主義解釋。如謝爾蓋·舍林就認為索爾仁尼琴與亞夫林斯基雙方都出于精英立場，夸大知識階級的作用。而他認為1917年俄國的命運是普羅大眾決定的。[ Sergei Roy，F(xiàn)rom Autocracy to Anarchy: 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但是，舍林同樣沒有對“二月”與“十月”作出區(qū)分。

顯然，如果說在1990年時對1917年革命的爭論焦點在“十月”，那么時過境遷，今天“1917年”問題的焦點已經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還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義觀點，在看到“二月”與“十月”的連續(xù)性方面其實是一致的。而像亞夫林斯基那樣區(qū)分兩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觀點，的確面臨解釋的困難。筆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經指出：1917年二月的劇變直接原因雖是戰(zhàn)爭引起的危機，深層原因卻是“專制主義市場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積累的民怨。劇變很快變成對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復“公社世界”的浪潮，這決定了它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

但是，二月以后俄國的發(fā)展就完全是連續(xù)的而沒有“斷裂”嗎？如果像索爾仁尼琴所說，包括二月、十月在內的1917年革命就是一場急劇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轉，那么幾十年后葉利欽再來一次“西化”的根據(jù)何在？如果列寧是“西化”的罪魁，徹底否定了列寧的葉利欽為什么就不是“傳統(tǒng)”的救星呢？其實索爾仁尼琴的敘述已經暗示列寧以后俄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tǒng)”，而且盡管索爾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說，但那些把沙俄、蘇聯(lián)都看作“偉大國家”（列寧與葉利欽則都是瓦解“偉大國家”的罪人）的保守主義者都理解為變化似乎發(fā)生在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由此才引申出所謂索氏“悔過”之說）。但是這種說法雖然與赫魯曉夫以后的蘇聯(lián)官方觀點有點類似（只是赫魯曉夫褒列貶斯，而今天的保守主義者褒斯貶列），卻沒有什么根據(jù)。如今絕大多數(shù)人都看到列、斯體制基本一致，差異只是枝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