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都已認可波蘭尼中心意旨的正確性。但公共政策，尤其反映在華盛頓共識中認為發(fā)展中國家及其經濟改革應如何達成巨變的政策，卻對此視若無睹。如前所述，波蘭尼揭發(fā)了自律性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yè)化的國家，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yè)，也保護其新興科技。美國第一條電報纜線就是聯邦政府在1842年出資興建的。提供工業(yè)化基礎的農業(yè)生產暴增，也仰仗政府資助的研究、教育與推廣服務。西歐各國直到最近都對資本流通有嚴格管制。

即便今日，保護主義與政府干涉都仍極為活躍。美國政府威脅歐洲各國，促其對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業(yè)開放，否則就施以報復性的貿易制裁。雖然有時政府干預有其必要性，尤其在面臨對手政府也介入時。但更多案例顯示的卻是赤裸厚顏的產業(yè)保護主義及補貼，尤其是在農業(yè)方面。當我擔任（美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曾經手無數此類案例，從墨西哥的番茄與酪梨、日本的影片、烏克蘭的女裝，到俄國的鈾礦。中國香港向來被視為自由市場的最后堡壘，但當香港特區(qū)政府發(fā)現紐約投機客試圖借投資其股市與匯市，來干擾其經濟時，就全力出手干預。美國政府為此向香港特區(qū)政府抗議，認為此乃違背自由市場原則。但香港的干預政策奏效，不但穩(wěn)定了股、匯市，破除對其貨幣的未來威脅，同時也賺進了大把銀子。

倡議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干預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其關鍵論點就在于改革途中需找出正確的價格，并借助私有化及自由化，將政府從經濟活動中抽離出來。根據這種觀點，所謂經濟發(fā)展只不過是資本累積，以及提升資源分配的效率，但這些都只是技術問題而已。這種意識形態(tài)誤會了變遷的本質，變遷所影響的乃是社會整體，而非僅限于經濟面。經濟上的改變，遠遠超過其字面意義。正如波蘭尼所指出的，這種觀點的持有者，僅顯示出其誤讀歷史。

假若波蘭尼今天撰寫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譬如，在當今世界發(fā)展最快速的東亞地區(qū)，政府都扮演著中心的角色，明確或隱微地表明保存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不止保護社會與個人資本，同時更加以提升。在此區(qū)域，不但可見快速經濟成長，也同時可見貧窮明顯減少。假若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的失敗，證明市場制的優(yōu)越性勝過社會主義，那么東亞的成就也充分證明，一個政府積極參與介入的經濟體，絕對優(yōu)于自律性市場。這也就是何以當亞洲金融風暴出現時，這些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樂不可支，因為他們以為這暴露出政府主導模式的根本弱點。當然，在他們的說教中也包括需要更好管制金融市場的建議，但他們卻借此機會強調需要更多的市場彈性。這其實才是他們的重點，即如何削減社會契約。而這種社會契約實際上等同于亞洲奇跡，即提供社會與政治穩(wěn)定的經濟安全網。實情是，東亞的金融危機反而是最足以證明自律性市場失敗的案例。由于短期資本流通的自由化，導致數十億的資金在全球打轉，搜尋最佳報酬，并隨情緒波動而起落轉變，這才種下危機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