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里拉是美國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史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曾先后在紐約大學政治學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目前是哥倫比亞大學宗教與人文學教授。里拉的幾種著作和編著已被譯為中文出版，包括成名作《維柯：反現(xiàn)代的創(chuàng)生》《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參與主編的一部文集《以賽亞·伯林的遺產(chǎn)》，以及2007年出版的《夭折的上帝》，這使我們有機會了解這位思想活躍而獨具一格的學者。筆者與其有過一些通信往來，并在2009年5月邀請他訪問中國，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演講。在交談的過程中，曾問及他個人的學術經(jīng)歷和思想發(fā)展脈絡，也談到有關他著作的一些批評與爭議，他的許多觀察與見解揭示出當代西方思想狀況的復雜面向?，F(xiàn)將其中一部分交流和對話整理為一篇訪談,收錄于此,或許有助于讀者理解馬克·里拉的寫作背景和問題意識。

劉擎：你的名字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并不陌生,已經(jīng)有幾部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我們想更多地了解你的思想生涯。你是如何開始走上學術道路的？

里拉：我的思想生涯開始得較晚。1956年我出生在底特律一個具有新教背景的家庭,在少年時代曾卷入各種宗教團體,通讀《圣經(jīng)》,但并沒有涉獵過其他思想性讀物，而我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高。1978年從密歇根大學畢業(yè)之后，我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經(jīng)濟學的碩士學位，準備將來在華盛頓找一個公共政策方面的工作，完全沒有期望要成為一名從事思想研究的學者。但就在那時，我結識了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是貝爾教授將我引領到一個我此前一無所知的思想世界。1980年從哈佛大學碩士畢業(yè)后，我來到紐約，擔任新保守主義領袖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所主持的雜志《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的編輯。當時正是新保守主義崛起的年代,但不久我便發(fā)現(xiàn),自己對那種爭論遠不如對哲學、文學和藝術感興趣。于是,工作之余我開始到紐約的社會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進修學習。我當時實際上是自學,聽憑興趣閱讀所有吸引我的著作，并沒有任何成為專業(yè)學者的計劃。就這樣過了五年之后，我想要獲得一個博士學位。于是重返哈佛大學，在著名學者朱迪思·史克拉（Judith Shklar）和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的指導下研讀政治哲學。1990年我以對維柯的研究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此后，在紐約大學政治學系執(zhí)教九年。1999年，受聘于芝加哥大學，擔任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教授。十年之后回到紐約，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劉擎：你的這些學術與思想經(jīng)歷如何塑造了你的政治立場？你早年曾很深地卷入新保守主義的圈子,但對當前的保守主義陣營卻持有批評的態(tài)度。你自己的政治立場變得令人玩味：在美國的“意識形態(tài)譜系”中你究竟處于什么位置？你的立場發(fā)生過哪些變化？

里拉：我很難確定“保守派”“自由派”以及“左派”等等這些慣常的政治標簽在今天還有什么意義。在20世紀70年代初,我認為自己站在左派一邊,因為我反對越南戰(zhàn)爭和種族主義。在80年代初，我曾是新保守主義者，因為我認為左派已經(jīng)拋棄了美國勞動人民的真正關切與利益，并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以及對此予以批判的必要性都視而不見。然而，經(jīng)歷了所有這一切，我認為自己沒有什么改變，而美國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在我不能將自己混同于新保守主義者們，因為他們——正像福山所正確指出的那樣——已經(jīng)背叛了所有他們曾經(jīng)代表的品質：清醒節(jié)制、懷疑主義以及對政治行動限度的深刻感知。我從伊拉克戰(zhàn)爭開始的第一天就是這場戰(zhàn)爭的反對者。那么,什么標簽適用于我呢？也許,可以稱作一個“后墮落論的自由派”(post lapsarian liberal)吧。

劉擎：對維柯的研究是你博士論文的主題。這篇論文曾獲得美國政治學學會頒發(fā)的“列奧·施特勞斯獎”(授予政治哲學領域中年度最佳博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