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在師生娛樂活動中也沒有很大的地位。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當時電影還一般的不發(fā)達，城里雖已有電影院，由于交通關系，進城觀看的例子很少聽見。學校與學生團體在這方面從未作過任何安排。但當我在校的最后兩三年內(nèi)，即一九二〇年起，突然有了些“發(fā)展”。① 幾個河南同學，是一家的兄弟叔侄，不知通過什么方式和條件，一面從城里搞到了片子，一面取得了學校的同意，借用當時的禮堂，即后來稱為“同方部”的那座建筑，作為演出場所，居然一周一次地開業(yè)放映起來。可怪的是，學校并沒有招商承辦，而平白地多了這一行私營企業(yè)。這家弟兄叔侄無疑地掌握著這企業(yè)的全部權利，接洽片子，張貼廣告，賣票收票，真是經(jīng)營奔走，不遺余力。放映的又是什么片子呢？美國片子是不消說得的了。美國的哪一類片子呢？如今雖事隔四十年，大家還留著極深刻的印象的一例是一系列稱為《黑衣盜》（The Hooded Terror）的片子，一續(xù)、再續(xù)……十幾續(xù)，前后不知演了多少場，每場總是滿座。這片子的內(nèi)容，顧名思義，便知非奸即盜，充滿著極不健康的刺激與誘惑。但學校始終不管。教師們，即在一個教數(shù)學的美國教師的兒子按照這張影片所傳授的手法開始盜竊行為之后，也還不管。最后，我們一個愛管些閑事的小團體，其中包括聞一多先生，終于忍不住地出頭管了一下。我們利用《清華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張非帶有教育意義的片子不得上演，一面發(fā)動同學對誨淫誨盜的今天所稱的黃色片子，共同抵制，來逼使這一家學生商人不得不改換另一路質(zhì)量的片子。小小的運動算是成功了，但在改換片子后的最初幾場里，觀眾畢竟少了許多，學生商人的利潤顯著有了下降。記得我第一次恢復觀看而買票入場的時候，收票的那個同學狠狠地擠了我一下。但有趣的是，事隔六七年，我已回國而在上海工作，這個收票的老板同學從美國回來，在趕回河南老家之前，卻選擇了我的家作為寄放行李的場所。件數(shù)很少，書籍衣服而外，似乎沒有其他東西。我當然表示同意，相信在他的觀感里，我畢竟還是夠朋友的。

也曾搞些所謂社會服務的活動：一部分同學，老成些的，有些相信當時流行的“教育救國論”，有些是認真的基督教的信徒，這兩種人就是這方面的課外活動家了。他們主要是在校內(nèi)或校園附近做些普及識字的工作。當時的學生，除了為觀瞻關系，用學校所配買的床單，早起把自己的床鋪蓋上而外，是完全不勞動的。因此，各式各樣的“聽差”，或后來改稱的“工友”就多了，加上廚丁、廚役、木匠、銅匠、水電工、園丁、火夫、清道夫、理發(fā)匠、“美國地”各家的“西崽”，以及住在校外的洗衣工、成衣匠……數(shù)目更加龐大。清華全部師生職員，起初不過四五百人，而直接為他們服務的勞動人口，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內(nèi)，是這個數(shù)目的好幾倍，他們幾乎全都沒有文化，很少幾個認得字。于是，校內(nèi)，就搞起了夜校；校外，如城府、三旗、西柳村、大石橋等村落，辦起了些露天的識字班。每當夕陽西下，就有同學輪班出動。為了夜校，學校也出些錢，供給些現(xiàn)成的設備上的便利，至于校外，則物力人力幾乎全部是同學自愿提供的了?；貞浽谛０司拍?，部分同學有機緣和窮苦的勞動群眾直接打些交道，似乎只有這一個方面，而勞動群眾，在當時的覺悟程度之下，也還歡迎這種零星的努力。記得在高等科的理發(fā)室里，好幾年掛著今天全國政協(xié)委員陳鶴琴先生的一張照相，而陳先生便是這方面最出力的同學之一。因此，盡管離校已經(jīng)多年，還有人惦記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