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文學所扮演的角色非同一般。在某種特殊狀態(tài)下，它甚至會以一個“救贖者”的面目出現，承載著世人的全部夢想。想一想“四五”運動天安門廣場上的詩歌和雜文的功能，就不難理解這一點。北島式的“救世主義”色彩的文學，始終是中國人心目中的文學范本。文學在諾貝爾獎壇上的缺席，甚至比其他獎項的缺席來得更令人痛心疾首。它所彰顯的不僅是文學和精神文化上的不足，更是被視作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整體性的精神萎頓的象征。人們對于文學的訴求并不只是在語言藝術方面，政治正義和道德純潔等方面的使命同樣也要求文學來承擔。無論是本土傳統中的魯迅，還是諾貝爾獎得主索爾仁尼琴、米沃什等人，“德藝雙馨”的文學是幾十年來中國人的精神寄托。文學對于中國人來說，始終承載著“救贖”的夢想。人們渴望通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讓文學成為一代人的精神“救贖”。人們也在諾貝爾文學獎所標榜的文學理念中，看到了這種“救贖”的希望。

然而，長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對這個時代欠債太多：現實關懷的債務、政治正義的債務、道德擔當的債務、藝術完美性的債務，等等。作家們的怯懦、無聊，乃至無恥，無不觸目驚心?，F實生活中道德愈是淪喪，對于文學的道德潔癖就愈發(fā)嚴重，文學的“救贖”使命就愈發(fā)迫切。然而，莫言的獲獎被理解為對當下文學的整體性的肯定，這讓人們的“文學救贖”夢想突然間歸于破滅。現在，既然在莫言身上集中了中國作家的榮光，他也必將承載他們的恥辱。事實上，莫言本人十分清楚這筆債務的性質，他的文學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還債”，他在現實生活中的虧欠，在文學中要加倍地償還。在我看來，這也正是他在文學中不斷追求藝術上的神奇效果和現實批判性的動力所在。但還不夠，在他獲獎之后，他還必須還當代作家的集體性的債務。無論是在精神贖罪的意義上還是在文化消費的意義上，他都必作為頭生子，成為獻給文學神殿的祭品。因此，對于莫言來說，今年的斯德哥爾摩既是神壇，又是祭壇。

從根本上說，莫言的文學是1980年代的那場“新文化運動”的產兒。

在那個既開放又禁錮的年代，有限的表達自由使得文學表達顯得更為重要，也更有用武之地。莫言在藝術上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也正是他跟現實生活和政治之間糾結不清的結果?，F實生活中的莫言，正如他本人的筆名“莫言”所表達的那樣，他深諳“禍從口出”的生活教條，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規(guī)避迎面而來的政治旋風。而他在自己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則是通常為人們所詬病的所謂“無節(jié)制的”聒噪。文學對于他來說，似乎是一種補償。莫言身上表現出一種言說的悖論。一方面是話語的膨脹，另一方面是禁聲；一方面是言辭的聒噪，另一方面是沉默。正如他在小說《豐乳肥臀》“雪集”一段所描述的那樣。他筆下的汪洋恣肆的話語洪流，仿佛要窮盡表達任何事物的言辭。依靠不斷地聒噪，不斷地向空氣中吐露著話語的泡沫，以掩飾內心失語的焦慮和對禁言的恐懼。這是“沉默的辯證法”。莫言深諳這種辯證法，他通過矛盾的話語暴露了當下中國言說的悖謬處境。莫言的文學話語活動，即是一種言說與沉默的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