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出洋相

問題是,現有的各種經濟理論在無法準確預測甚至哪怕只是解釋現實時,是否還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波斯納在書中也提到經濟學家們的諸般洋相：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6年時表示“最糟糕的時候很可能已經過去了”,現任主席伯南克也認為市場看起來將要“走向安全著陸”,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更是公開聲稱,宏觀經濟學的中心問題即預防經濟蕭條“實際上已經得到解決,而且事實上在幾十年前就解決了”,殊不知更為猛烈的風暴已經在地平線上逐步成形。

但假如我們回首歷史,經濟學這種判斷錯誤,或許更應該說是常態(tài)。對這次危機感到“極度震驚,甚至難以置信”的格林斯潘,早在20世紀80年代涉足股市時就慘敗得連自己投資咨詢公司的水電費都付不起。歐文·費雪論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開創(chuàng)性論文發(fā)表于1933年,遠在那場蕭條結束之前；凱恩斯的巨作《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于1936年,那時經濟蕭條在美國還沒有結束。諷刺的是,費雪在1929年股市大崩盤前兩周還認為“股價看來永久地達到了較高的穩(wěn)定水平”；連凱恩斯本人都曾在大蕭條前自信地宣稱：“我們的時代再也不會出現進一步的股價下跌?！?/p>

每一個經濟活動的例子其實都深受不同的制度、文化、政治、歷史條件的影響,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像物理、化學、生物實驗一般可控制、可比照、可重復。偏偏經濟學家又常常像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批評的那樣,“把披著精妙數學外衣的美麗誤當作真理”。根據波斯納的分析,在相互競爭的假說無法獲得嚴格的經驗檢驗時,選擇何種經濟學解釋的過程就會深受個人偏好與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更少先入為主、更為貼近現實的新聞界會比經濟學家更為迅速地察覺到悄然迫近的經濟危機。但令人疑惑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波斯納為何還對“昏睡于危機發(fā)生時刻”的經濟學滿懷信任？看來,我們更有必要去深究波斯納所采納的經濟學觀點、立場與方法背后所隱藏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