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但人文學科與科學相區(qū)分，并從大一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中獨立出來，并非要重蹈唯科學主義而執(zhí)著為一種反科學的“唯人文主義”。

誠然，作為當代人文主義，20世紀末葉興起的中國人文學科觀念，并非文藝復興時期針對神學的世俗人文主義，而主要是對唯科學主義的反撥。[龐樸產生了廣泛影響的《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論綱·1985），試圖立足現代學術重新闡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缺點是囿于文藝復興世俗人文主義觀念而突出了與僧侶主義的對立。但后者在狄爾泰以后的現代人文主義思潮中已轉化為建設性資源，并構成反撥唯科學主義的重要一維。]但唯科學主義并非科學，相反地，如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所強調的，科學并未從唯科學主義中受益。[〔美〕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雷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72頁。]70年代末與人道主義同時興起的科學觀念與方法論熱潮，恰是消解專制型意識形態(tài)的互補的兩翼，二者關系不僅不同于20年代科玄論戰(zhàn)時，也不可與西方人本主義同科學主義的對立簡單類比。

科學技術作為人作用于物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的本質對象化亦即人文主義的感性載體?，F代人文學科正是在對科學的反思關系中，亦即對科學局限性涵義（meaning）的意義（significance）規(guī)范、引導與拓展中才確立自身的職能地位的。在這個意義上，并不存在孤立自在的人文學科。這一點對于現代人文學科尤其如此。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從不缺少人文意向，但在引入近代科學之前，只有以封建倫理為軸心實體的舊學，并不存在具有獨立學科對象、方法與功能的人文學科觀念。中國古代學術在20世紀被突出地闡釋為人文主義文化，但無論西方現代與后現代思想家，或是從梁啟超、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的中國當代文化保守主義，此種闡釋的前提都恰是近現代科學以及對之反思的現代人文學科觀念。

“人文學科”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是一基本現象。新康德主義將康德的知識論從科學擴展向人文文化，由此開端的對“人文知識”的追求，其內在矛盾張力在胡塞爾標榜為“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的現象學的人文科學建構中達到頂點?，F象學徹底而絕對的本體論究問，卻以對科學概念的懸擱消解為前提。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都強調現象學不是知識體系而是運用中才自明的方法，卻都留下了不同于作為方法現象學的煌煌現象學學（即關于現象學的學術）。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學術形態(tài)，應既區(qū)別于天啟性蒙昧信仰，又區(qū)別于專制型意識形態(tài)的獨斷論話語。這需要同時發(fā)展作為人文學科內在規(guī)范的形上超越性的人的本質觀念（一種既超越動物生存又超越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人性觀），與作為人文學科外在規(guī)范的客觀知識形態(tài)。[參閱尤西林《人文學科特性與中國當代人文學術規(guī)范》，《文史哲》1995年第6期。]當前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爾及其后的后現代主義在消解西方自身唯認知主義傳統(tǒng)時曾一再傾慕東方傳統(tǒng)文化，西方漢學家近年來也不斷有人建議中國人文學科放棄西方知識形態(tài)話語而返回中國古典感性直觀形態(tài)。[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何思敬譯，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9頁。]此類來自西方當代文化的誘惑，使中國本土學術更易忽視自身缺乏客觀知識形態(tài)的傳統(tǒng)弊病。因此，注意“人文科學”的知識形態(tài)建設，在以人文價值引導科學時與之建立良性互動關系，是基于自身歷史現狀發(fā)展中國現代人文學科時尤需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