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這般，從那時到當今，我一直在從事翰林研究，在碩士生導師袁良義先生和博士生導師王鐘翰先生的指導下，從庶吉士制度入手，又擴展到翰林院制度，使我獲得了碩士、博士學位，也影響到我職業(yè)的選擇。我博士畢業(yè)后首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要是因為我已有一種“翰林情結”，又認為其為翰林余緒，我悠游其間，可發(fā)思古幽情。由于我就職于民族研究所，決定了今后的研究主要應從民族史角度切入。所以，我開始關注翰林群體中的滿蒙成員，完成并推出了《清代滿蒙翰林群體研究》一書，這也是對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高級知識分子集團進行系統全面研究的發(fā)軔之作。這個群體近六百人，占清代翰林總數的十分之一，且獨具特色，但就翰林群體研究的整體性而言，僅可管中窺豹。而要全面深入，則不能不向其他占群體九成的漢族翰林領域擴展。為此，我曾設計過對清代漢族翰林群體進行研究的框架，但因題目太大，一時難以完成；便思分階段、分地域或分層次對課題進行分解，一步步設計并完成，最終整合在一起。這無疑是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可供我忙碌一生。而我十年來因從事科研管理，整日坐班，無暇蹲在圖書館、檔案館查閱資料，也就意味“徒有登山意，而無一身輕”。只能望青峰而浩嘆，思絕頂而長嗟。

無奈之余，我只得另做打算。因雜志約稿，我陸續(xù)撰寫了一系列有關晚清翰林及其后裔的文章，應約稿者要求，篇幅一般為四千字左右，史料不加注釋，文筆相對活潑，在不失嚴謹的前提下，注重可讀性、知識性和啟發(fā)性。陸續(xù)發(fā)表以來，得到不少同道的關注與鼓勵。日積月累，現已完成三十篇，近二十萬字，與真正的學術研究相比，難免失之于淺顯，但就贏得讀者而論，或可各有所長也。

當今的史學研究，在繁榮之中亦存隱患，而最大隱患當屬歧途亡羊，難擇其道。大而無當的巨型課題與毫無意義的無聊碎片交相輝映，共存共榮。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遑論讀者、聽眾與看客，就連我等史坑中人，亦經常因進退失據而內心惶惶，不知其可。想歷代太史前輩于“直筆人戮，曲筆天誅”的夾縫中艱難度日，卻仍不乏晉董狐、漢史遷等良史楷模。而當今氛圍寬松，法律日益完善，人戮之危已成依稀往事；而因自幼飽受無神論教育，吾輩向無天誅之懼。頗為滑稽者，如此灑脫之結果，不但未見更多良史現身，反而是穢史橫陳，曲筆充斥，實令人費解。然亦不費，人非圣賢，物欲難滅，孔方兄之魔力在其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