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所有這樣的區(qū)分都是不公道的。

由此我們可以發(fā)現“相對剝奪感”所以出現的緣故。這里指的不僅僅是遭到剝奪的感受（生活水平低或者根本沒有政治自由）而已，更重要的是人們的預期（本來以為可以得到）與實際獲得之間出現落差；例如在君權時代，原本認為只要按時繳稅就可以了，沒想到還要因為皇帝或若干個人的私欲而必須應付不合理的苛征雜稅。戴維斯（James Davis）曾利用J 形曲線來解釋這樣的革命現象，字母“J”代表了上升中的期望突然間被中斷的狀態(tài)；也就是說，革命經常發(fā)生在實際付出超出原本期待，或者在期望升高但又無法被確切滿足的時候。

不過，從某個角度來看，相對剝奪感的出現其實并不常見，因為“聰明的政客”既不會亂開支票（除非地位遇到嚴重挑戰(zhàn)），也不會隨便明目張膽地奴役民眾（最好是適度響應社會要求以交換人民的忠誠，這樣比較保險）。革命更常見的原因其實來自某種“不均衡感”，也就是當政治系統(tǒng)連大家最起碼的生存需求都沒辦法加以響應的時候，那么人民當然只得訴諸“自力救濟”；這也是陳勝與吳廣為什么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同時會有那么多人追隨他們的原因所在。例如美國學者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便認為“多重功能失靈”經常是革命爆發(fā)的主要來源，它說明了“人們?yōu)槭裁炊嗌偈来詠聿粩嗳淌苷勰ィ罱K還是起來反抗”的原因。換句話說，如果政府至少能提供“穩(wěn)定秩序”這個公共職能的話，未必會激發(fā)出人們冒險犯難的精神。

相對于政治學者所關注的“相對剝奪感”或“不均衡感”，馬克思派學者更喜歡從另一個方面來解釋革命現象。在他們看來，所謂革命表面上看來雖是個政治事件，但其本質是“社會變遷”的結果，它意味著某種經濟體制或生產方式被另一種模式所瓦解并取代。這派人士認為，革命一方面反映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或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沖突，同時也只有“體制的全面性轉換”才叫做革命（例如美國在1776年后依舊大致保持殖民經濟結構，他們就認為這根本不叫革命）；由此也衍生出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他認為，不僅建立虛偽的民主形式根本稱不上是革命成功（事實上它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行動），而且，由于社會關系與結構的變遷是不斷進步的，因此用來克服內部斗爭問題的革命也就沒有所謂終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