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元曲可以，流行歌曲為什么不可以

陳建華

這是一個全民唱歌的時代。從“快男”、“超女”到模仿秀，從“同一首歌”到‘’星光大道”，從幻想成名的少男少女到明星真刀實槍的比拼，從“中國好聲音”到“我是歌手”，一道道文化景觀令人目不暇接。作為中國精神制高點的北大，前校長許智宏不止一次在學生面前唱《變心的翅膀》甚至《老鼠愛大米》，不但沒有遭受人文精神淪落的指責相反還收獲眾多掌聲，讓人不得不感嘆這真是波茲曼所描述的娛樂至死的年于。這還不算，2007年，浙江衛(wèi)視推出了一檔令知識精英詫異不已的節(jié)目：《我愛記歌詞》，它終極比拼的是誰能夠記更多流行歌曲的歌詞。這一舉動暴露了這檔節(jié)目的圖謀和野心―要將業(yè)余愛好或休閑娛樂強化為系統(tǒng)教育，將大眾文化塑造成一種知識體系，借以占據(jù)人們的心靈。

敏銳的學者們開始打量這種占絕對統(tǒng)治地位的娛樂形式，它會繼宋詞、元曲后成為“一代之文學”嗎？199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謝冕、錢理群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經(jīng)典》，第七卷20世紀80年代的詩類作品中選人了崔健的搖滾歌曲《一無所有》和《這兒的空間》。陳思和主編《當代文學史教程》專辟一節(jié)討論了《一無所有》，盛贊“在藝術(shù)上達到了堪稱獨步的絕佳境界”。新世紀來臨后，流行歌曲不斷被選入語文教材及以學生為目標人群的人文素質(zhì)讀本，不僅大陸在嘗試，臺灣也有人勇于吃螃蟹。流行歌曲已大踏步地邁進了貫穿小學、中學、大學全程的語文教材。人選教材確立了其“準經(jīng)典”地位，也似乎為它成為“一代之文學”做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民意測驗。

把流行歌曲納人文學的討論范圍，不可忽視一個大前提，即全球范圍內(nèi)都在經(jīng)歷文字文化的顯著衰退期，大眾文化的興起既是其衰落的癥候也是促使其進一步衰落的緣由。作為大眾文化重要門類之一，流行歌曲在蠶食文學地盤的同時也不失時機地表達了自身訴求：文學面臨危機，需要重新定義。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提出用“一種普遍共享的文化”作為解決文學危機的途徑。將流行歌曲視為“一代之文學”即是具體操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