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

生年：1965

現(xiàn)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研究方向：中國近現(xiàn)代哲學與儒家思想

主要著作：《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制度儒學》《儒家、儒教與中國制度資源》《現(xiàn)代化與文化選擇：國門開放后的文化沖突》《神仙信仰與傳說》

干春松的書單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人民出版社，1985

《士與中國文化》，余英時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瞿同祖著，中華書局，1981

《小說的藝術》，［法］昆德拉著，孟湄譯，三聯(lián)書店，1992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法］昆德拉著，韓少功、韓剛譯，作家出版社，1987

《生活在別處》，［法］昆德拉著，景凱旋、景黎明譯，作家出版社，1989

《為了告別的聚會》，［法］昆德拉著，景凱旋、徐乃健譯，作家出版社，1987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王朔著，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

《我是你爸爸》，王朔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動物兇猛》，王朔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平生學無所得，讀書求博而不求專，卻以學術為業(yè)，心中常有未安之處。如今編輯要求談對自己有影響的書，多少有些“臨深履薄”之感，不過就自己從事現(xiàn)在職業(yè)的動力與思想傾向而言，下面的幾本書是不容不說的。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對于1980年代的學生而言，李澤厚幾乎是不可繞過的。兩三年前在北京開一個紀念孔子誕辰的會，長時間待在美國的李先生也與會，我與梁濤兄懷著崇敬的心情前去拜訪。先生的談話似乎集中在了解現(xiàn)在的學生是否依然關注他，顯然是在留戀那段“青年導師”的時光，這多少有些出乎我們的意料。

他當然擔得起“青年導師”這樣的稱呼，雖然不斷有人議論他的學問。比如說他不懂德語而研究康德之類，多少存了些文人相輕的意思。逼得李專門出了一本《走自己的路》來抵抗?；蛟S，從嚴格的學術標準來看，李澤厚的書問題不少，與其說他是書齋里的書蟲，毋寧說，他是一個思想的引領者。他始終是在提出問題并做出自己的解釋，而這種解釋的新穎性、敏銳性足以引領人們的興趣。我對中國思想史的興趣就發(fā)端于此。我不能忘記第一次閱讀《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給我?guī)淼目鞓?。在人們還“沉沒”于唯物唯心的對峙難以自拔的時候，李澤厚開始用“實用理性”、“積淀”、“心理結構”來解讀孔子和宋明理學家；用“瞬息永恒”等詞匯來描述莊子和禪宗的意境。讓我對先賢的思想產生很大興趣。李澤厚善于用流暢的文字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現(xiàn)他的思考，并延續(xù)至今。他所提出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西體中用”、“巫史傳統(tǒng)”，也許你不會同意，但你卻無法不注意。

《士與中國文化》

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士與中國文化》，可以說是余英時先生正式在內地學術界亮相。這本書最吸引我的有兩個議題：一個是對中國商人倫理的討論，這個話題顯然是針對韋伯命題而發(fā)。當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成為文化熱中的一個熱點。韋伯認為，中國傳統(tǒng)沒有生發(fā)出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這種觀點成為激進反傳統(tǒng)者的新武器。當時，海外學者中，杜維明先生試圖總結新加坡的經驗來反擊，而余英時先生則是正面回擊。雖然從今天的多元化的眼光看，余先生多少被韋伯的問題牽住了鼻子；二是，他對中國傳統(tǒng)的“士”階層的描述。他從孔子的“士志于道”的原則入手，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力求通過社會實踐來實現(xiàn)其內心的價值理想，并認為這種理想是先秦諸子所共有的。不過，在把中國傳統(tǒng)的士和批判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類比的時候，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必要的，因為用知識分子的標準來衡量“士”或者裝扮“士”都會有一定的問題。余先生對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多有評論，看的時候，一定要留意他的立場的“滑動”。

余英時并不認同把他列入現(xiàn)代新儒家的說法，他在《錢穆與現(xiàn)代新儒家》一書中有專門的討論?？陀^地說，余英時更像是現(xiàn)代學術體系中的知識分子，他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等著作就是這樣的嚴謹非觀念先導的作品。他自己也繼承了傳統(tǒng)的士的精神，對于現(xiàn)實有強烈的批判精神。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這本書最早以英文出版于1947年，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中文版。不過，我要到1990年代之后才注意到它。那時，我逐漸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家與制度的關系上來。瞿同祖先生的這部著作成為我反復閱讀的書之一。當時，受余英時和金耀基先生的啟發(fā)，我很關注儒學如何從傳統(tǒng)的制度體系中被分離出來，然后成為無所依托的“游魂”的過程，從而將自己的研究重心確定在“制度化儒家的解體”這樣的主題上來。瞿同祖先生這部著作從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入手，著重討論中國的家族主義與階級問題，認為這二者是中國古代法律所要維護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的支柱，也是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和中國社會的基礎。陳寅恪先生曾提出，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受秦制影響甚深，將瞿先生的結論與陳先生的結論互相參照，我對傳統(tǒng)儒學與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的關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瞿先生書中還附有一篇《中國法律之儒家化》的文章，給我以啟示，我由此提出了“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的雙向互動是制度化儒家的基本形態(tài)，成為解釋“制度儒學”的理論支撐。

昆德拉與王朔

這兩個人的作品我都看，很難說哪一部作品給我的影響更大，因而只能以人論。當然，現(xiàn)在說這兩個人多少有些危險，因為昆德拉已是如此地符號化，而王朔的近期表現(xiàn)則已由“拒絕崇高”（王蒙對他的評介）的反叛淪落為收拾不住的惡俗。

喜歡哲學的人對于昆德拉的偏好是理所當然的，他的書里面充滿著格言式的妙諦，比如他在《小說的藝術》中對猶太諺語的巧妙轉換：“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會笑？那是因為人在思考，卻又抓不住真理。因為人越思考，一個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個人的思想相隔萬里?！比说木窒藓蜔o奈，人對超越的企圖盡在其中。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幾乎擁有一切吸引我的因素，性、政治、哲學，甚至連小說的章節(jié)名稱，都看似是一部哲學著作，什么輕與重，靈與肉之類。小說中這樣來說“輕”，“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睙o病呻吟式哲學的蒼白就一覽無余。

昆德拉的所有小說的題目均成為當時的口頭禪，比如《生活在別處》《為了告別的聚會》等等，但重要的是透過小說情節(jié)而流露出的深刻思想。當你看到一個專治不孕不育的醫(yī)生，將自己的精子供應給一個溫泉療養(yǎng)院的需要者，以致于小鎮(zhèn)上的許多小孩有一個共同的父親這樣的情節(jié)的時候，你會聯(lián)想到思想控制所導致的精神雷同和退化。

王朔的小說，是大學時代除武俠之外，最大的閱讀享受。如果昆德拉的小說的書名代表著精致的話，王朔則代表著反叛和調侃。比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是你爸爸》之類。但是政治和性的元素則是共同的。

王朔小說最為生動的是語言，他對北京“方言”的影響值得專門研究。他對于政治性話語，特別是“語錄”話語的巧妙使用，對于知識偶像的諷刺，均令人回味無窮。

王安憶說王朔有語言的天賦，但內心深處積聚了太多的痛苦而不知道如何控制，這個評價我接受，所以，當王朔近期變得如此無聊，為了賣書而不惜在媒體前面“胡作非為”的時候，我內心復雜又難受。要以現(xiàn)在的心情看，如果世界上根本沒有王朔這個人，而只有《我是你爸爸》《動物兇猛》這幾本書，就好了。

（2007.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