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于東方理性的討論

中國的農村能夠消解城市危機，為什么一般國家的農村不能接受危機代價、使城市產業(yè)資本危機得以軟著陸呢？主要差別在于，20世紀上半期中國有三次土地革命戰(zhàn)爭，借此完成國家政治建設所必需的全面動員，同時產生了一種“土改紅利”。

其實，如果認真看東亞社會形態(tài)，就會發(fā)現(xiàn)日本、韓國、中國內地乃至中國臺灣，都具有借中國內地土改紅利形成的重建“東方理性”社會的條件——中國農民的土地革命戰(zhàn)爭對搞“冷戰(zhàn)”的西方政治家是個必須防止擴散的“錯誤”，遂有美國迫使日本全面土改和退到中國臺灣的幾十萬軍隊的“政府”迫使當地“土地主”認同土改而最終形成的東亞模式。

因土改而有農戶和村社的“兩級地權”，這成為東方理性的“內部化機制”的前提；其運作基礎可稱為兩個理性——“農戶理性”和在農戶理性之上的“村社理性”。

根據筆者的科研團隊的調查和比較研究，農戶理性存在于可以“具有內部化整合機制、形成家庭組合投資功能”的家庭單位之中。村社理性則是由于村級占有土地所有權，得以對農戶做財產分配和收益整合，使農戶理性在村莊地緣血緣環(huán)境條件的約束下得以放大為村社的內部化機制。

簡言之，在土改這種無償分配土地制度，使土地成為“無風險資產”的條件下，這兩種理性都能夠使得外部性，特別是負外部性可以在村社或農戶那里得到內部化處理的條件。

在中國的工業(yè)化原始積累時期，為什么沒有發(fā)生西方模式的殖民地原始積累？中國不僅是在最初的原始積累進程中形成內部化制度(這也是現(xiàn)在面對全球化挑戰(zhàn)的最大的競爭力)，而且，在后來的產業(yè)擴張階段同樣靠原始積累形成的制度及后期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來完成產業(yè)擴張。

這個道理，解釋了為什么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中的鄉(xiāng)土社會，以及鄉(xiāng)土社會內在的東方理性能夠使得“內部化機制”有效存在，并且有效地化解城市產業(yè)資本的危機。在今天應對全球化危機帶來的變化中，仍然希望這種能夠有效應對的機制得以加強。據此，應該認識到這個機制就是穩(wěn)定我們鄉(xiāng)土社會內涵的東方理性，并能夠以此來使東方理性這個概念變成國際化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