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故事

光緒九年(1883)。杭州。初夏。傍晚。鬧市。

一個醉醺醺的壯漢，上好綢緞制的袍子前襟敞開著，肥碩的胸脯如女人的乳房一般一抖一抖地掛在外面。

他搖搖晃晃地走到一家水果攤前，拿起一個蘋果，一口咬了下去。

水果攤主低頭裝作沒看見。

那壯漢繼續(xù)朝前走著，在賣扇子的攤前拿起一把折扇，打開后邊走邊扇。扇子攤老板把視線轉往了別處。

壯漢再次停了下來，他前方有一家打著“新店開張買十贈一”的幌子、掛著“聚豐包子鋪”的招牌的店鋪前。

他摸了摸腦袋，自言自語道：“什么時候開的？我怎么不曉得？”說著，他走上前去。

賣包子的小二以為生意來了，忙不迭地招呼道：“大爺，來個什么包子??？肉的？素的？還是燒賣？小店……”

他話還沒有說完，那壯漢就從蒸籠里抓出一只包子，直往嘴里塞去。

那小二未曾見過如此猴急的顧客，一時看得目瞪口呆。

那壯漢是何等胃口，那拳頭大的包子沒幾下就從他手里消失了。他抹了抹油膩膩的嘴，說道：“這肉騷氣太猛了?！闭f完，轉身就要走。

“大爺，你還沒給錢呢!”那小二怎么也沒想到這個饑餓的客人根本沒有想到要付賬，急忙大喊道。

街上的人頓時都停下了腳步和手中的活計，似乎在期待某種刺激無比的狀況發(fā)生。

那壯漢停下腳步，獰笑著轉過身來。

小二還沒來得及責問，只覺得喉嚨一緊，眼前一黑，身子如同風箏一樣飛到了空中，緊接著背上一陣劇痛，原來他的身子已經飛進了那還冒著熱騰騰蒸汽的包子蒸籠里了。

“記住嘍，不要再亂說話!”壯漢丟下一句話，正欲離開，突然感到肩上搭著一只手。他是覺得一股邪火直沖腦門：“老子還在火頭上，誰他媽要找不痛快!”

他一轉頭，見到一個白面書生樣、手持綢扇、腰裹綾羅的三十多歲的男子。

他渾身一哆嗦，急忙道：“蕭……蕭公子，您怎么來了？”

“何豹，”那男子冷笑道，“你可威風啊。”

那壯漢額頭上沁出豆大的汗珠：“蕭公子，這……這個……我……”

那男子抬手止住了他：“不用多說了，你自己說怎么辦吧?！?/p>

那壯漢如同聽到了赦令一般，急忙滿身翻兜，好不容易找出了一兩銀子，遞給那還在揉著屁股、對眼前發(fā)生的事不敢相信的小二。

蕭公子左右看了看，又說道：“剛才你還拿了哪幾家的東西，趕緊補還給人家吧?！?/p>

“是，是……”何豹搗蒜般點頭應道，說著就又翻起兜來掏銀子。

“等——等——”突然人群中傳來一聲怪聲怪氣的斷喝。

一街人的目光眨眼間就投向了那聲音的來處，一個穿著黑色禮服，戴著禮帽的洋人從人群中走了出來，他的身后站著幾個蠻肉如山的壯漢。

見到來人，何豹如同螞蟻見了蜜糖般迎了上去：“密斯特馬多老爺!”

蕭公子見了那馬多也是后撤一步，臉色陰沉不少。

馬多用著古怪的中文笑瞇瞇地對蕭公子說道：“蕭先生，不知你為什么要同我的這位助手過不去？”

“這何豹本是我家的家丁，只不過是見了你們洋人的錢眼開，賣主求榮。今天他在集市恃強凌弱，我自當對他略行懲戒?！笔捁诱f道。

馬多繼續(xù)笑道：“蕭先生，你剛才也說了，他以前是你的家丁，但現(xiàn)在不是了，他的事，我想你不應該管吧？”

“何豹橫行霸道，我只是路見不平，替天行道而已?！?/p>

“好!”馬多一拍手道，“好一個替天行道。不過，蕭先生，何豹先生現(xiàn)在是我的助手，你懲罰他就會讓我受到損失；我受到損失，我們銀行就會受到損失；太古銀行受到損失，就難免向各家借款商家催要已經到期的貸款，這其中，蕭先生，你們蕭家‘四明號’的貸款恐怕也在其中啊?！?/p>

蕭公子胸膛劇烈起伏著。

馬多依然笑嘻嘻地望著他。

蕭公子拂袖轉身要走。

“蕭公子，請留步?！瘪R多卻在身后叫住了他。

蕭公子低聲道：“你還有什么事？”

“蕭公子，我們都是講道理的人?！瘪R多說道，“你剛才對何豹先生有所侮辱，我想，你總要給他道個歉才對吧？”

何豹這時也想大事化小，在一旁說道：“密斯特馬多先生，算了吧，我沒事……”

馬多回頭瞪了他一眼，何豹頓時沒了聲音。馬多繼續(xù)說道：“蕭先生，只要你向何豹道歉，今天的事就當沒發(fā)生過。你們欠太古銀行的貸款可以慢慢還。這樣吧，你換個角度想想，要是斷了太古銀行的支持，我想令尊一定不會高興吧？”

蕭公子低著頭，一聲不吭，他的喉結劇烈地顫抖著。

“怎么樣，蕭先生？”馬多笑著問道，“想好沒有？只不過道個歉，有這么困難嗎？做錯了事就要道歉，你們中國不是禮儀之邦嗎？這點總明白吧。”

蕭公子抬起頭，雙目無神。

馬多知道自己贏了，抬起手，示意周圍的人安靜，他要聽清楚蕭公子接下來要說的話。

“我……”蕭公子開口了，但他的嗓音已經沙啞，“我……蕭家驥，對何豹……”

“蕭賢侄何故如此吞吞吐吐啊!”突然，一個洪亮的聲音從人群中傳來。

人們再次整齊地回頭觀望。映入他們眼簾的，是一個雖然已經鬢須斑白，但面貌卻依然如同中年人一般給人莊嚴之感的清雋老人。

老人如炬的目光，射穿蕪雜的人群，直取笑容逐漸僵硬的馬多：“馬多理事，半年不見，別來無恙啊?！彼纳砗?，跟著一個賬房先生模樣的人，另外還有四個年輕力壯的家丁。

“胡、胡先生，您、您好……”聲音顫抖的馬多，中文愈發(fā)不標準了。

那胡姓老人沒有再搭理他，而是轉向了蕭公子：“蕭賢侄，這些日子可好？”

蕭公子終于看清楚了來人，激動道：“胡伯伯!您來了，太好了……太好了……”

那老人止住了他過分的激情，說道：“賢侄，今天可是我回杭州的第一天，你就這么歡迎我??？”

“胡伯伯……我……”

“好了好了，”老人拍拍他的肩，“胡伯伯在一旁都聽明白了?！?/p>

老人總算回過頭來，對尷尬多時的馬多說道：“馬多理事，你說這事怎么辦？”

“這……”馬多已經知道了其中的利害，思量片刻后，他說道：“胡先生，您剛回杭州，我們在這里攔路打擾大駕，實在是抱歉，我們這就走，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訪?！?/p>

“馬多理事請留步?！蹦抢先瞬痪o不慢道。

馬多捏緊了拳頭，但還是不得不停下了腳步：“胡先生還有什么吩咐？”

“沒什么，只是——以后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找中國人的麻煩，這里的人都很聽不得壞話，萬一他們要是一哄而上不講理地朝你揮拳頭，恐怕我胡某人也保不了你?！?/p>

馬多望了望四下的人群，他這才發(fā)覺一種異樣的氛圍從自己出場開始就環(huán)繞著自己。他擦了擦額頭的汗水：“多謝胡先生指點，我明白了。”說完，轉身就走。

“多謝胡伯伯仗義執(zhí)言，以免小侄被肖小戲侮。”蕭家驥對那老人畢恭畢敬地謝道。

“賢侄，這沒什么，我沒做什么。我還有要務在身，不便久留，賢侄有空時，請來寒舍一敘，半載未見，你我叔侄之間，可有的聊啊!哈哈哈……”

“一切聽胡伯伯的，胡伯伯請——”蕭公子給他讓出道來。

“替我向令尊大人問好，我改日也要登門來拜訪的?！?/p>

“一定一定。歡迎之至?！?/p>

在家丁護衛(wèi)下，那老人走出了人群。沒過多久，他們來到了鼓樓下。前方不遠處是一座高墻環(huán)繞的豪宅。家快到了。

突然，一個家丁手持一封電報，急匆匆跑來：“老爺，老爺!上海急報”!

一聽是上海，他臉色一沉。

他接過信，打開一看，一行字映入眼簾：“邵已被盛買通，欲置阜康于死地?！?/p>

他呆立在那里，任憑周圍人怎么勸說，都一動不動。

倏地，他吐出一口鮮血，狂呼道：“宣懷小兒!還我阜康!”

革命的人怎么會走到一起？

辛亥年間的革命，是一場暴力革命，是要拿命來說事的。要革人家的命，首先要把自己的腦袋系在褲腰帶上。敢不要命地干這樣的事的人大概有三類：

第一類是讀過半吊子書，但自以為滿腹經綸，想用自己的學識來“拯救”中國于“水火之中”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總讓人感到有些奇怪，他們大多有個當地主或者當官或者做生意的爹媽，平時吃得飽穿得暖的，但卻心憂天下，覺得自己承擔著拯救全人類的重任，要是普羅大眾還在水深火熱中掙扎，自己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寢。

這種極端的利他主義其實并不難理解。從精神上分析，這些人大多數都從小受到父母溺愛，因而自尊心和虛榮心比較強，對自己有著較高的估計，總覺得自己能量無限、法力無邊，他們對外界的控制欲和征服欲也會表現(xiàn)得格外醒目。作為知識分子，他們不甘平庸的抱負與所承受的道德動力使他們的內在力比多(或者說荷爾蒙)有了更加“高尚”的目標。這些自命不凡的內在力比多所釋放的能量將會被居高臨下的“正義”之名包裝為造福社會、施恩人民的動力。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窮苦人家孩子，可不太會有這樣的胸懷。首先，因為從小就沒被人重視過，他們對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就沒有這樣非同尋常的估計；其次，自己都沒脫離苦難，誰還有心思去管別人？所以，一般人看來，中產階級是社會安穩(wěn)的基石，但卻沒有看到中產階級也是孕育一批肩負神圣使命、打算改造不公正世界、隨時準備對這個社會吃里扒外的理想主義者的溫床。所以，“中產”這個階級究竟對社會穩(wěn)定有多大支持作用，是很難下定論的。

第二類人，就是經過衡量考慮，覺得革命的收益要遠大于不革命的收成，而且革命的“成功率”很大的那些人。湖北的湯化龍、浙江的湯壽潛，就是這樣的代表。對他們這些立憲派來說，清政府已經不給他們機會了，立憲因為皇族內閣而已經成了泡影，而滿族新貴們也正盤算著把權力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革命盡管并非是他們的最佳選擇，但總比有一天被政府收走全部權力和利益要好得多，況且武昌的形勢出人意料的好。但要是革命的形勢有一些超出了他們的估計，或者是如袁世凱這樣愿意給立憲一個機會的人伸過來橄欖枝，他們會不顧一切地去接。幾乎找不到一個比他們更合適的群體來解釋“機會主義者”這個詞了。

第三類人最為單純，他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要是不拼命，可能連命都沒了。他們倒不是要立志去打造某種類型的新社會，對他們來說，只要還有一口飯吃，都不愿意來玩命。中國歷朝歷代從來不缺少農民造反，總有那么一些亡命之徒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當然就這些起義中的大部分跟隨者而言，他們未必會和首領們一樣與舊世界苦大仇深，很多人是因為受到了豐厚的戰(zhàn)利品或者“均田地”、“封王侯”的許諾而成為半農民起義者、半機會主義者的。在梁山好漢中，和宋江、林沖這樣除了造反別無他路的人畢竟是少數。

這些跟著首領一邊玩命、一邊撈好處的人對社會的沖擊最大，破壞性最強，但是他們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只要有了一定的利益，沒有堅強意識形態(tài)支撐的農民起義者很容易陶醉于渺小的利益。所以，說一些農民起義領袖到后來都“蛻變”成“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這并不公平，如果不給這些腦袋里只有“封建地主階級”給他們灌輸的思想的農民們一些讓他們覺得值得繼續(xù)為之拼命的東西，那他們很快就會作鳥獸散了。而從造反者變成開國元勛、輔君忠臣的誘惑，會使他們繼續(xù)凝聚在一起，直到被朝廷的軍隊鎮(zhèn)壓或顛覆朝廷，最后成為被藏的良弓或者被烹的走狗。

這三類人不能過于嚴格地區(qū)分，畢竟，人不是簡單的造物，不可能是由簡單的模子刻印出了來的。但從大數上看，這三類人的區(qū)別還是明顯的。沒錯，知識分子和農民起義者隊伍里的機會主義者比比皆是，農民造反派里面難免也會混入幾個如張良、劉伯溫這樣的知識分子，而機會主義者里要找到幾個知識分子也不是難事。但是，混入知識分子或者起義者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就是機會主義者，他的身份必然不是因為某種崇高的信念驅使的知識分子或者不拼命就沒有出路的農民起義者。張良和劉伯溫這樣的人肯定只是知識分子，而不是農民起義者，因為他們有的是改造舊世界的主觀意識，而不是為了生計在打拼。他們是在借用農民起義者的力量，就像20世紀的革命者通常做的那樣，這種方法雖然被一些秉性高貴的知識分子所不齒，但通常被證明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讓這三種界限相對分明的人群走到一起來搞革命，無論這三種人都有著怎么樣的個人目的、個人情懷，總得有一個難以抗拒的共同點來縫合他們之間的區(qū)別，那就是——情勢。

沒有外界的刺激，一個自洽的系統(tǒng)不會產生應激的行為。如果中國是一個太平洋上的渺小島嶼，而在19世紀免受外國殖民者的騷擾，那他可能一直會在自己的被幾千年歲月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波利尼西亞系統(tǒng)中運行下去，按照自己的軌跡和邏輯去發(fā)展。

同樣道理，如果沒有一種外界的推力去刺激上述三種人群，他們的革命欲望也不會恰恰在那個時節(jié)爆發(fā)得如此完整而全面?；蛟S，他們本來只是希望繼續(xù)旁觀，希望清政府能棄暗投明，希望生活能蒸蒸日上。但是，一種類似于布羅代爾所謂的“歷史深層的潛流”一樣的推動力迫使他們突然做出了選擇，決定以武昌事件為契機，將革命進行到底!

這種深層的推動力會是什么呢？

你沒有猜錯，那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基礎”。盡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自我調適能力作了災難性的低估，但是他對于經濟基礎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卻一直為歷史所證實。他對金錢對于人心的無與倫比的驅動力的看法是經濟學界至今為止最為正確的結論。

扯得太遠了。我們剛才這么啰里吧嗦半天，要說明的就是一件事：清末的經濟必然是發(fā)生了動搖性的事件，才形成一個對于革命和革命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刺激因素。這種動搖使本來窮苦的人難以維生，本來富裕的人變得貧困，本來潛在的正義的知識分子義憤填膺到難以遏制的地步，而本來騎墻的機會主義者有了明確方向。這種動搖讓原本不在一個軌跡上的潛在的革命者們殊途同歸，把本來還有希望爬上懸崖的清王朝一腳踹下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究竟是什么事件呢？究竟是誰造成的？

胡雪巖炒股票

我們經歷的最近的一次經濟危機被認為是因美國房貸泡沫破滅而起，可見泡沫這個東西不僅僅只存在于澡盆里。一旦進入了金融領域，什么東西都可以產生出泡沫，不僅房產可以有泡沫，鋼鐵可以有泡沫，就連大蒜、綠豆都可以有泡沫，更不用說把泡沫當做習以為常的股票市場了。

對現(xiàn)在的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他們對于股票和股市的認識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但中國股市真正的起源則是在19世紀的50年代。最早是一些在華的外國人從事外國企業(yè)的股票投機，后來一些中方買辦看到有利可圖，也加入了進來。洋務運動興起后，很多近代意義的中國企業(yè)開始出現(xiàn)，為了融資的需要，這些企業(yè)也開始發(fā)行股票，進入了股票市場。

與豐厚的利潤形影不離的往往是非理智的沖動，雖然是老生常談，但實在找不到更適合的引用依據來說明這個問題，讓我們還是請出革命導師卡爾·馬克思先生來說明這個問題吧：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在股市里，利潤是沒有極限的，中國股民經常會以這么一則故事自勵：一個美國婦人在某年買了5000美元的可口可樂的股票，把它壓在箱底就忘了，沒想到50年后重新發(fā)現(xiàn)它的時候，那些股票已經升值到5000萬美元。即使就短時間而言，股票翻一兩番也是屢見不鮮的事。相對創(chuàng)辦實業(yè)的艱難和存銀行的低利率，股市的極大利潤空間讓它從創(chuàng)辦伊始就成為了風險愛好者或者頭腦發(fā)熱者們的樂園。

按照康有為、梁啟超的說法，清末的中國人“民智未開”，不太適合跟西方的潮流去搞民主、自由，但從中國在證劵交易的活躍程度上看，他們的財商卻已經跟上了世界潮流。在投機者的追捧下，中國企業(yè)的股票開始瘋漲，當時輪船招商局的股票一開始每股只有幾十兩銀子，短短幾個月內便上漲到了近三百兩，而開平礦務局的股票也在短時間內從不足十兩漲到了百余兩。

按照現(xiàn)在的說法，這些股票的市值本沒有那么高，但是大伙兒一道往上哄，就哄出了這一大堆泡沫來了。

既然是泡沫，總有被戳破的一天。

于是，清末就出現(xiàn)了中國最早的股災。

清末較大的股災一般認為有兩次。頭一次呢，就與大名鼎鼎的胡雪巖有關。

說到胡雪巖，大家首先想到的當然是胡慶余堂這家藥號了，但是傻子也想得到，賣藥能賣出一個中國頭號紅頂商人？事實上，對胡雪巖而言，胡慶余堂只是他經營的一個小行當，他主要是靠為左宗棠采運軍餉起家，在短短20年內一躍成為全國首富。在他的鼎盛時期，他最大的產業(yè)是生絲生意和阜康錢莊。

江浙一帶向來就是中國紡織業(yè)的中心，所謂“日出千綢，衣被天下”絕非浪得虛名。但19世紀60年代之后，江南的絲織業(yè)面臨著來自第一波全球化商業(yè)競爭帶來的重大危機。當時，英美等國都在上海開設了機械繅絲廠，中國傳統(tǒng)手工繅絲的生產效率和質量水平根本沒辦法跟洋人的機械繅絲競爭。洋商吃著碗里的，瞅著鍋里的，為了進一步壟斷蠶絲出口市場，拼命壓低生絲的收購價格，同時抬高經過加工的廠絲價格，從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絲每擔市值為白銀517兩，到了1875年，已經下跌到了285兩，1873年，這個價格更是跌到了慘不忍睹的200兩。

胡雪巖(1823-1885)

一般絲商都在為生絲的不景氣垂頭喪氣，但胡雪巖卻越來越亢奮。這個人眼光很毒，他知道繅絲產業(yè)蒸蒸日上，而生絲價格卻跌個不停，這里肯定有原因，一旦讓他逮到這個原因，那就一定有巨大的商機在里面。他最后看出來了，發(fā)生這種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是華商們各自為戰(zhàn)，力量單薄，結果讓洋人控制了生絲的價格。他覺得如果以自己的財力介入這場生意的話，應該可以扭轉華商的頹勢，從洋商手里把價格控制權奪回來，從而獲取巨額利益。

1881年6月，胡雪巖開始坐莊，巨量采購了生絲3000包。1882年5月，這個數字達到了8000包，而到了10月份，他囤積的生絲達到了1暢4萬包，幾乎到了見絲就收的瘋狂地步。外國人見著陣勢也怕了，與胡雪巖同時代的歐陽昱在枟見聞瑣錄枠中記錄了他們與胡的讓步交涉：“其年新絲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購，無一漏脫，外商想買一斤一兩而莫得，無可奈何。向胡說愿加利一千萬兩，如數轉買此絲，胡非要一千二百萬兩不可。外商不買，過了數日，再托人向胡申買，胡堅持咬定此價。外商認為生絲原料僅操縱在胡雪巖一人之手，將來交易，唯其所命，從何獲利？決心不買胡之生絲，等待次年新絲出來再說。胡雪巖則邀請絲業(yè)同行合議：共同收盡各地生絲，不要給外商，迫外商出高價收購，這樣我們必獲厚利?！?882年，全國的生絲供應量大約在50000包左右，而胡雪巖的囤積量接近了總量的20％，加上他對其他絲商的影響力，雖然未必能壟斷全國的生絲市場，但對市場價格還是擁有很大的發(fā)言權的。

胡雪巖成功了。1882年9月，上海一級生絲價格已高漲至17先令4便士，而在倫敦交易所的價格僅為16先令3便士，國內價格反超國際期貨價。但是洋人們沒有辦法，要在中國收生絲，還就得按照胡雪巖定的價來收。根據怡和洋行的檔案，當胡雪巖在1883年10月9日將2000包生絲賣給怡和洋行時，每包的定價高達380兩；而之后將剩余的生絲賣給天祥洋行時，價格也在372暢5兩。生絲業(yè)給胡雪巖帶來了巨額的利潤。

胡雪巖的另一大支柱，就是他的阜康錢莊。這家錢莊的營業(yè)區(qū)域遍布大江南北，實力雄厚可想而知，而且這家準銀行還利用胡雪巖的特殊身份獲取了大量的低成本政府存款，其中包括了他幫左宗棠西征包辦的軍款，光這筆款子就有1595萬兩，都是從洋行或者政府的財政上支取，直接劃到阜康錢莊的。清政府幾乎成了胡雪巖低成本甚至免費調用的資金庫。

生絲和錢莊，一個可以巨額生利，一個可以保證資金往來和安全。本來胡雪巖只要老老實實地守著這兩項龐大產業(yè)繼續(xù)坐大，他幾乎是不可能被擊敗的。但是他惹錯了一個人，這個人直接導致了他碩大無朋的商業(yè)帝國的徹底覆滅。要不是這個人和胡雪巖之間的齟齬，要不是那場擠兌風波，19世紀末的晚清經濟還要景氣得多。

這個人，就是本書的主人公——盛宣懷。

盛宣懷的發(fā)跡史

思維總有著無限活躍性的我們經常會夢想這樣一種情形：自己一手拎著取之不盡的錢袋子，一手攥著滲透著熏天權勢的官印子，那時候是要錢有錢，要權有權，兩相通融，其樂無窮啊。哪怕是天王老子，能奈我何？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癡心妄想癥的靈光一現(xiàn)，很快就會被自我解嘲的方式湮滅掉。

但是，畢竟還是有那么幾個人，因為各種機緣巧合或通過自身的努力，他們能夠達到這種不可想象的二位一體的地位。在清末，至少有兩個人就做到了這一點。一個是胡雪巖，另一個就是盛宣懷。

兩人相較，從名聲上來講，胡雪巖這個容易被戲劇化的人物顯然要更有知名度，但是從實際的能力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力來看，盛宣懷勝過胡雪巖的何止是一籌。

本書不是單純的傳記，沒有必要把盛宣懷的家世翻一個底朝天，我們對他的認識是從他和胡雪巖的血戰(zhàn)開始的，至于他的身世，讀者需要知道的是如下內容：

盛宣懷于1844年出生在江蘇常州府武進縣的官宦世家，從小被祖父和父親賦予厚望，希冀他能在仕途上走出一條光宗耀祖之路。但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卻不再爭氣，鄉(xiāng)試不中，讀了幾年“高復班”，又考了兩次，依然名落孫山，從此斷了這個念頭，開始闖世界。不知是自我安慰還是真的有所體悟，他稱自己的這種轉行是致力于“有用之學”。雖然沒有文憑，好在有家世背景在，官二代要混口飯吃還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他早年(也就十七八歲的時候)隨父親到地方去任職，見識不少，在商業(yè)和政治上的才華也開始嶄露頭角。到了27歲的時候，盛宣懷到了他一生中對他的前程至關重要的人，這個人就是他的父親“雅故”——當時的湖廣總督，李鴻章。遇到了李鴻章，盛宣懷從此就徹底脫離了“混”的境界。

從李鴻章身邊的機要秘書做起，盛宣懷可謂一路順暢。正像大多數“高考”落榜、仕途不舉的人一樣，盛宣懷接觸社會比一般務“正業(yè)”的官僚子弟要早，而且因為曾經輔佐過父親治理地方，他見過的世面也比較廣，對于洋人的新技術、工業(yè)革命的成果有著更為直觀和真切的了解。在洋務派領袖李鴻章手下干活，也讓他的眼界更加開闊。

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在為盛宣懷寫的墓志銘中說盛宣懷“最受知李文忠公”，這話說得不錯。盛宣懷能被李鴻章所看重，主要不是靠他父親盛康和李鴻章的舊關系，而是因為他熱衷于引進先進的西方技術來創(chuàng)辦近代工商業(yè)的洋務立場與李鴻章不謀而合。李鴻章在和太平天國打交道時就已經意識到新式技術制造的洋槍洋炮的重要意義，在他于1864年給總理衙門的信函中就說：“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國外利器，欲學習國外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之后幾十年中，李鴻章一直視替朝廷辦理洋務為己任，是清末洋務派當之無愧的代表。而盛宣懷從科舉受挫之后，轉而致力于“有用之學”，進入李鴻章幕府之后，他的這種“有用之學”在洋務中找到了根基，從而與李一拍即合，成為其麾下最耀眼的洋務明星。

經過幾十年的經營，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局、鐵路總公司、中國通商銀行這幾個洋務大宗先后都受到了盛宣懷的控制，而開始轟轟烈烈、后來不幸夭折的湖北煤鐵礦以及集礦、焦、鐵于一體的漢冶萍公司也是他一手操辦的。

在那個時代，電報、輪船、鐵路、銀行、礦務，這其中哪一樣都可算得上前途無限光明的前沿產業(yè)了。從這個角度看，集這幾大產業(yè)于一手的盛宣懷的層次顯然要比只會搞搞倒賣生絲、偶爾做點軍火生意、開辦不太穩(wěn)健的舊式錢莊的胡雪巖要高端不少。當然，盛宣懷的產業(yè)都是國家投資或者商戶集資的，算到他頭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胡雪巖可不同，他的產業(y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盡管盛宣懷在整體的經濟調動能力上高于胡雪巖，但就個人的經濟實力而言，卻遠非后者的對手。

不過，胡雪巖的優(yōu)勢卻算不上什么優(yōu)勢。盛宣懷雖然自己沒多大的錢袋子，但他卻管了很大一個倉庫。這種官商一體的優(yōu)勢才是真正的優(yōu)勢，胡雪巖枉為堂堂紅頂商人，卻沒有充分利用這種優(yōu)勢，腦袋里老琢磨著怎么利用眼前的優(yōu)勢獲得短期的利益，顯然缺乏一種長期的眼光，地主階層的思維方式可能是桎梏他手腳的一大因素。人們常說一個人錢多得富可敵國，這種話只能對一個小國說，遇到中國這樣的國家，那是沒有人吃得消與國庫相比較的。胡雪巖即使家里堆著金山銀山，但和國家“軟預算”撥款投資的“國有企業(yè)”或者和千萬商戶集資的“集體所有制”這兩條大腿比起來，連條胳臂都算不上，最多只是一根小拇指。這就決定了盛宣懷和胡雪巖之間實力的懸殊差距。

但胡雪巖沒有認清這種形勢，在他心目中，盛宣懷不過是個靠著后臺暫時得志的黃毛小兒，要跟自己掰手腕，實在是拿腦袋當磚頭使。

爭奪電報線

胡雪巖和盛宣懷交惡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了。盛宣懷早年在參與創(chuàng)辦輪船招商局的時候，因為擠走了挪用招商局公款去炒房的房地產大亨徐潤，讓當時就覬覦招商局的胡雪巖感到后生可畏的寒意。于是，胡就暗中讓人打盛宣懷的小報告，說他在經辦業(yè)務時收了回扣，結果導致言官彈劾，讓他丟掉了招商局督辦的職位。1878年，盛宣懷到湖北去勘查鐵礦，打算主持開辦荊門礦務總局，結果胡雪巖再次祭起小報告絕技，使得盛宣懷又一次半途而廢，早早被調回了京城。時間到了1880年，清廷打算要建電報線，胡雪巖又要跟盛宣懷來爭。胡的后臺是左宗棠，而盛的老大是李鴻章，這兩個實力派人物在暗中較量，胡和盛就成了前臺斗爭的棋子。

李鴻章最早打算要辦電報局，是他在交涉中俄伊犁事件中深刻體會到通訊不便的弊端。在盛宣懷的策劃和鼓動下，李鴻章就上書朝廷要求辦電報局。朝廷也深有同感，立刻準奏。而這個時候，根據胡雪巖的建議，左宗棠也遞上了奏折，提出開辦電報的要求。李鴻章和他的本家李蓮英關系不錯，他從李公公那里得到了風聲，感到很不爽。盛宣懷倒不那么緊張。他知道宮里面的事情很復雜，電報不是說辦就能辦的。左宗棠要去做出頭鳥，那就讓他去做吧。

果然，為了辦不辦電報的事，朝廷中的大臣們吵個不停，慈禧也認為當務之急是讓日本人歸還琉球群島，電報的事還是從長計議吧。于是，左宗棠只能作罷了。對胡雪巖來說，暫時辦不成電報，也沒事，他本來也就是來湊個熱鬧，沒有了這個負擔也好，他可以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他的絲綢、茶葉等生意上去。左宗棠和胡雪巖反正也輸得起，他們可以退出，盛宣懷這個時候剛丟了招商局的位子，可不想再失去這個絕好的翻身機會了。他和李鴻章馬上聯(lián)系了外企太古輪船公司的總經理鄭觀應，邀請他出來幫忙。鄭觀應看了李鴻章誠懇的信，感動得一塌糊涂，馬上就把太古公司CEO這個金飯碗給辭了，與盛宣懷一道，開始了辦電報局的準備工作。

天津電報總局成立后，盛宣懷擔任總辦，而鄭觀應擔任會辦，兩人相當于是正副CEO。這個局子最初是打算官辦的，但盛宣懷、鄭觀應一開始就打算把它改成官督商辦，一來這能夠讓投資電報線的商人們獲得厚利，二來是輪船招商局的成功讓他們看到了比官辦企業(yè)更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商辦企業(yè)更加有競爭優(yōu)勢。當然，這其中作為主要投資人的盛、鄭二人自己的小算盤怎么打的，可能也是一個因素。但不管怎么說，電報局是辦起來了，1881年4月，工程從上海和天津同時開工。而且，他們還著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濟寧、清江、鎮(zhèn)江、蘇州、上海等七地設立了分局。一切看來都很順利。但是，當鄭觀應把架設長江電線的計劃送到兩江總督左宗棠案前時，卻遭到拒絕?？磥?，左宗棠還是不想就這么便宜了李鴻章，他就是要利用自己掌握的這條“江”切斷李鴻章手里的這根“線”。

與此同時，胡雪巖也沒有閑著，他派出了商業(yè)間諜混進了盛宣懷辦的電報學堂里，弄了幾套密碼出來。接著，他鼓動左宗棠上奏朝廷，也要爭取架設長江電報線。盛宣懷當然不甘心讓他們奪走了到口的肥肉，他急忙找來了電報業(yè)的巨頭丹麥大北公司和英國大東公司的負責人。他向這些外商表示，只要他們不向胡雪巖提供電線器材，他愿意以三倍的價格收購這批貨。胡雪巖這個人雖然不見得是完人，有時候又喜歡耍些不三不四的小手段，但他還是比較愛國的，多次和洋商們斗法，光是囤積生絲就讓洋人們吃了大虧，大北公司和大東公司的頭頭們自然對他沒什么好感，這回盛宣懷又肯出三倍的價錢。兩相權衡之下，盛宣懷這方當然占了上風。于是，洋商們就決定和他結盟，共同對付胡雪巖。

胡雪巖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也派人同大東公司和大北公司交涉，還提高了購買價格。但大北公司跟盛宣懷串通一氣，不僅拖延供貨時間，而且還把偽劣產品給了胡雪巖。由于電線器材質量低劣，胡雪巖的電報線工程進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懷得到消息后，馬上把胡雪巖架設電線失利的消息告訴了李鴻章。李鴻章也時不我待地立馬上書參了胡雪巖一本，說他辦電線不行，瞎搞一氣，害得朝廷損失慘重，不如改派懂這一行的盛宣懷去辦理。朝廷中一些大臣也早看胡雪巖和左宗棠不順眼了，都紛紛上奏，要求把胡雪巖給撤了。不久，朝廷下令長江電線改由盛宣懷辦理架設，左宗棠和胡雪巖只好眼睜睜看著長江電線的修筑權也讓盛宣懷拿走了。

雖然爭奪電報線失敗了，但這個事件對胡雪巖幾乎沒有什么損失，唯一的后果是讓他和盛宣懷之間的齟齬更上了一層樓。但對盛宣懷而言，進軍電報業(yè)，加速了他的洋務事業(yè)的發(fā)展，這也為他最終擊敗胡雪巖打下了基礎。

不過，這個時候的盛宣懷已經明白了，胡雪巖和他的帝國就像橫亙在他面前的巨大障礙，不除掉他，自己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但這個時候的胡雪巖，樹大根深，還難以撼動。他只能暗暗蟄伏著，等待著胡雪巖漏出破綻的那一刻。

扳倒胡雪巖

1883年，機會來了。

既然是個生絲倒買倒賣的行家，胡雪巖每年都要囤積大量生絲，漸漸地，這門生意越做越大，到1882年，他的存貨占了全國生絲的五分之一，至少是一個寡頭壟斷者。壟斷有壟斷的好處，壟斷到了一定地步，壟斷者就能夠控制商品的價格，這的確實現(xiàn)了，胡雪巖就通過抬高生絲的價格大大賺了一票。但壟斷也有一個負面影響，那就是需要極大的財力投入來維持這種壟斷。胡雪巖當然也得把大量資金投入生絲收購中去。根據枟海光枠雜志所言，他動用了兩千萬兩巨資做這項買賣，后世研究者也采納了這種說法。最近，澳大利亞研究者雪珥經過測算，認為這個數字是被夸大的，但即使是他，也認為胡雪巖投入生絲囤積的資金還是有570萬兩之巨。

盛宣懷通過電報掌握了胡雪巖生絲買賣的情況(瞧瞧，有了電報的優(yōu)勢體現(xiàn)出來了吧)，于是他開始給胡雪巖下套了。

他一邊大量收購生絲，一邊向胡雪巖的客戶出售，同時還聯(lián)絡收買各地的商人和洋行買辦，讓他們今年都不買胡雪巖的絲。那些飽受胡雪巖囤積居奇之苦的洋商們當然與盛宣懷一拍即合。這就導致了胡雪巖倉庫里的生絲無人光顧，不僅他的高價策略無法奏效，而且因為現(xiàn)金無法回籠，他的資金狀況也日益緊張。

當然，要是高價賣不出去，只要賤價賣，任憑盛宣懷怎么拉攏，總是會有人替胡雪巖解決庫存和資金問題的。到最后，胡雪巖果然成功套現(xiàn)，雖然虧是虧了一點，但總算是傷不到他的筋骨的。即使如枟海光枠雜志和枟見聞瑣錄枠所說，他“二千萬兩出，一千二百萬兩歸家”，也總算撈回了大頭，而按照英國駐上?？傤I事館的估計，胡雪巖損失的只有35萬英鎊(150萬兩)。

但是，存貨雖然能夠迅速出手，貨款卻往往不會這么快收回，雖然從賬面上看，胡雪巖只是小有虧損，但實際上，不能及時到賬的貨款可能有數百萬之多，這就讓胡雪巖面臨了龐大的流動性危機。對一個龐大的商業(yè)帝國而言，流動性缺乏的危機是最可怕的，幾年前風光無限的巨人集團、德隆集團就是倒在了資金流動性問題上。但如果這個時候，有金融機構能夠為胡雪巖解決一下流動性問題的話，經過了這道坎，以后的一切，對他來說還是可以應付裕如的。

但倒霉的是，這一年的中國，面臨的是整體性的流動性危機。1882年美國鐵路投資泡沫破碎引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這個時候已經蔓延到了上海，錢莊銀號接連倒閉，而一些巨型“央企”，像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的股票暴跌，也讓本來就資金相當緊張的錢莊，被死死套牢了。市面上沒人能夠再做拆借，這對亟須資金的胡雪巖來說，的確是雪上加霜。

另外，胡雪巖還面臨著一個對他資金構成威脅的局面。作為左宗棠罩著的人，他總免不了常常接濟這位恩主，常常替他去籌集軍款。這個時候，他歷年為左宗棠行軍打仗所籌集的八十萬兩的巨款正趕上到期，這筆款子雖然是清廷借的，經手人卻是胡雪巖，借出款項的外國銀行只管問胡雪巖要錢。本來，這筆借款每年是要由協(xié)餉來補償給胡雪巖的，所謂“協(xié)餉”呢，就是朝廷用于發(fā)放新疆駐軍的俸餉。清朝的時候，新疆地區(qū)財政始終無法自立，主要支出都要依靠中央戶部和內地各省調撥銀兩，于是就有了這個稱謂。照理說每年的協(xié)餉一到，上海道臺府馬上就會把錢送給胡雪巖，以備他還款之用。這好歹也算形成了一項非正式的制度，這筆款子雖然先要由胡雪巖出，但也只算是個經手，他回頭馬上能用協(xié)餉的錢來填補這個窟窿。

但再嚴密的制度也會有自己的岔子，更不用說這種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了。盛宣懷一早就看準了其中的奧妙，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面前，他決定給胡雪巖來個釜底抽薪，讓他完全落入自己的羅網中，失去還手之力。

他找到上海道臺邵友濂，直截了當告訴他：李鴻章大人有意緩發(fā)這筆協(xié)餉，時間是二十天，你看怎么著吧。邵友濂是李鴻章的人，他雖然對左宗棠心存畏懼，但怎么也不敢違抗李大人的命令，而且想想緩發(fā)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辦了。

但對于盛宣懷來說，這二十天已經足夠了。他串通好了外國銀行，讓他們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向胡雪巖催款。

今年的形勢擺在眼前，胡雪巖手上缺少現(xiàn)金應付，而這個時候，左宗棠又遠在北京，鞭長莫及。胡雪巖一看沒辦法了，只好把他各地的阜康錢莊的錢調來八十萬兩，先補上了這個窟窿。照他的想法，協(xié)餉反正要給的，不過是晚發(fā)二十天而已，所以他也沒怎么提起警惕心來。但他這一步，正好踏進了盛宣懷設計的陷阱里了。

通過電報，盛宣懷對胡雪巖一切調款活動都了如指掌，他估計胡雪巖調動的銀子陸續(xù)出了阜康錢莊，阜康錢莊正是空虛之際，于是就開始派人到錢莊提款擠兌。

擠兌這事兒，說小則小，不過是大家伙兒爭著去把自己放在銀行里的錢提出來而已。然而，這事情說大也很大，銀行的錢不是放著等儲戶們來提的，他要靠把這些錢借出去來吃飯，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保留足以應付一般性儲戶提款需要的現(xiàn)金，因此，銀行對擠兌這件事是非常敏感的。一旦不能及時拿出錢來還儲戶，那它就得關門倒灶，它一破產，那那些沒能及時取出錢來的儲戶就等于白白丟了這筆錢。所以，不僅銀行怕擠兌，儲戶也怕。只要一有擠兌的動靜，儲戶們?yōu)榱吮ＷC自己的財產不受損失，就會毫不遲疑地加入到這個隊伍里，這就導致了擠兌的情況更加嚴重?？梢赃@么說，擠兌是極易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huán)。尤其是在金融監(jiān)管不嚴的時代，銀行幾乎沒有什么風險防范機制，更不用說舊式錢莊了。這些銀號錢莊，說倒就倒，連帶著也會讓無數儲戶瞬間變得身無分文，這實在是最容易導致經濟局勢動蕩的情形之一。

但是，擠兌總是有一個開頭的，只要有這樣一個小小的雪球，到最后就可能引發(fā)一場巨大的雪崩。但關鍵是，誰來做這個雪球？這個雪球將怎么樣滾下去？

沒錯，捏這個雪球的就是盛宣懷，他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使得他的起點就是制造一個巨型雪球，讓它能夠迅速擴大到讓富甲天下的胡雪巖承受不住。他托了那些提款的人都是紳商大戶，要提的錢少則數千，多則上萬。但盛宣懷知道，單靠這些人還是擠不垮胡雪巖的，他必須讓擠兌這個雪球立刻滾動起來。于是他讓人到處制造輿論，說胡雪巖囤積生絲血本大賠，現(xiàn)在只好挪用阜康的存款。如今已經欠了人家外國銀行貸款八十萬兩，阜康錢莊快要倒閉了，要是大家伙兒再不去提款，恐怕就血本無歸了。盡管人們相信胡雪巖財大氣粗，但他積壓生絲和欠外國銀行貸款卻是不爭的事實。很快，人們由不信轉為相信，開始搶著去提款了。

擠兌先從上海開始。盛宣懷就在那里坐鎮(zhèn)，自然把聲勢搞得很大。而這個時候，胡雪巖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浙江藩司德馨和胡雪巖關系不錯，他聽說上海阜康快要垮了，就預料到杭州的阜康也一定會發(fā)生擠兌。他急忙叫了兩名心腹，到庫中提出兩萬兩銀子，馬上送到阜康以應必須。在德馨的周旋下，杭州的局勢總算是維持住了，但上海那邊卻早已失控了。胡雪巖甫一回到杭州，就得到上海情況惡化的噩耗，他還沒來得及休息，又星夜趕了回去。

現(xiàn)在，胡雪巖還有一根救命稻草，就是那筆被扣發(fā)的協(xié)餉。他急忙讓人去催上海道臺邵友濂發(fā)下協(xié)餉。但早就和盛宣懷串通好的邵友濂叫下人假稱自己不在。胡雪巖這時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人趕快去發(fā)電報。盛宣懷當然早就料到他會有這手，而且，不要忘了，電報局是誰開的。盛宣懷暗中叫人把胡雪巖的電報給扣了下來，所以，左宗棠始終沒能收到這份求救電報。第二天，胡雪巖盼星星、盼月亮都沒有盼到左宗棠那邊的回音，這才真的急了，他親自又去上海道臺府找邵友濂催討。但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視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巖等不到邵友濂回來給他錢了，他撞上的這場災難已經演變成了誰都無法阻止的愈涌愈烈的風潮，左宗棠總算得了消息，馬上出手相助，但為時已晚，他已經無法控制市場的恐慌局面了。

在阜康里有大量存款的政府高官們可急紅了眼，紛紛要求清廷干預。于是中央不僅勒令阜康歇業(yè)，而且把胡雪巖革了職。就這樣，阜康錢莊各地分號紛紛關閉，“京城、上海、鎮(zhèn)江、寧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號同時全行閉歇”(枟光緒政要枠戶部奏折)。而清廷對阜康的清查宣布了更令人驚駭的結果，光北京分號一家，就虧欠公私款項高達1200萬兩。清廷覺得這實在可惡，就下令抄了胡雪巖的家。一代巨賈，至此“身敗名裂，莫為援手，賓客絕跡，姬妾云散，前后判若兩人”。

就這樣，通過這一連串控制產業(yè)和金融業(yè)的操作，盛宣懷終于把昔日不可一世的紅頂商人拉下了馬。

壓垮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胡雪巖和盛宣懷的恩恩怨怨就此落下了帷幕，但是這場風波的結局并沒有因為胡的倒臺而塵埃落定。金融浪潮并不會隨著個人的意愿而停歇，胡雪巖的阜康銀號的倒下帶動的多米諾效應，遠遠超出了胡雪巖甚至盛宣懷的想象。

前面說到，咱們中國人對股票的熱情一點不比西方人差。1881年，招商局100萬兩資本全部招滿，到了第二年，它那面額百兩的股票市值已經達到了250兩，年收益率超過了150％，成為名副其實的“龍頭股”。而同年由李鴻章創(chuàng)辦的開平礦務局在上海成功發(fā)行股票募集資金后，更是為股市打了一針強心劑，其他礦務局立馬紛紛效仿，爭相發(fā)行股票。不管是招商局還是礦務局，多有官方背景，根據經驗，之前出售股票的開平礦務局與輪船招商局都形勢大好，人們對“官股”的信心不是沒理由的。而招商局對股東們的高額回報，也不斷鼓勵著商人持續(xù)投資股市的熱情。這種熱情進一步帶動了股民們對其他洋務民用企業(yè)股票的認購。這下子，股市的價位更是水漲船高，一天一個價，把嘗到股市甜頭的中國第一撥股民的心理挑逗得欲火中燒。1882年，堪稱是19世紀中國股市行情最火爆的一年。

股市瘋漲的刺激，不僅驅使普通投機者大量非理性投機，即使一些本應該持謹慎立場的錢莊銀號——包括胡雪巖的阜康——也不甘人后，開始把巨額資金投入到股市里。慢慢地，錢莊竟然變成了股市中的主力軍。這些錢莊銀號缺乏風險防范機制，也沒有對金融風暴的預期和警惕，因此，他們把幾乎所有的流通資金都投入到股市中去。這雖然暫時大大拉升了股價，但在資金大量進入股市后，也就意味著市場上可流通的貨幣大大減少了，貨幣量的減少與貨幣價格的提高、經濟的緊縮等對股市非常不利的行情有著莫大的關系，由此看來，在錢莊傾囊入市的同時，股市雪崩已經成為了定局，發(fā)生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1883年1月，上海的老字號金嘉記絲棧因為虧損56萬兩巨款倒閉關門。于是放款給它的40家錢莊立刻緊縮銀根，不僅停止發(fā)放新貸，還加大力度向貸款企業(yè)收回舊貸。這個時候，美國鐵路泡沫引起的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性流動性危機也傳遞到了中國，更加重了這場風波的影響。而且當時正好是春節(jié)時候，錢莊不肯借錢了，商戶們也沒其他地方可以去借，結果導致周轉不靈，最后紛紛倒閉。這20多家商戶一倒閉，反過來又讓錢莊借出去的那150萬兩銀子打了水漂，于是，錢莊也支撐不住了，加入到了倒閉大潮之中。到2月中旬，上海的99家錢莊里，歇業(yè)的已經達到了44家，幾乎占了半數。幸免于難的眾多商戶和錢莊一看手頭現(xiàn)金不夠，無法周轉，只能大量拋售股票，而股市里有沒有人有巨額現(xiàn)金去接盤，結果只能導致股市的股價大跌。但這個時候，形勢還沒有糟糕到極點，流動資金匱乏，那就賣股票吧，股票跌就跌吧，但總不至于形成血本無歸。

而胡雪巖的阜康的倒閉成了壓垮這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因為阜康這根金融支柱的倒塌，中國股市終于崩盤，股價一瀉千里。開平礦務局的股票在1883年5月還是每股210兩以上，而且是有價無市，很難買得到，但到了8月，該局股票的股價已經跌到了120兩，而且有人甚至“愿意以115兩或更低的價格隨意出讓”。到了10月，開平礦務局的股票每股只值70兩，到了1884年則跌落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9兩。輪船招商局的股票也從1882年9月的253兩跌到了1884年的34兩。與1882年9月的股價相比，這兩種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也坐了同樣的滑梯，從高價位跌到“簡直一文不值”。于是，這場本來是盛宣懷為了扳倒胡雪巖設下的金融困局演變成了中國股市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災難。經過了這次股災，投機者的信心十年都沒有恢復過來。

這場股災的生猛程度讓從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的中國股民們在灰頭土臉中領會到了資本主義的殘酷和危險。但如果僅僅是這樣，我們那些聰明善良的祖輩們必然能夠從此吸取教訓，從而避免重蹈覆轍，那清政府的根基會一如往常的穩(wěn)固。畢竟，就當時金融業(yè)發(fā)展的規(guī)模而言，一場金融危機對于全國經濟的打擊還不會像今天那樣深重而長遠。但是，資本主義的興奮劑已經注入了有產者們的血管，趨利的欲望和習慣性的健忘蒙蔽了他們的理智，裹挾著他們的投資熱情奔向一場更為慘痛的災難。

而這場災難的幕后推手，還是我們的那位主角——盛宣懷(看起來，他存心是要跟中國的股民們過不去啊)。

事實上，盛宣懷的確從這場股災中吸取了一些經驗和教訓，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正面的是，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利用人們的擠兌心理，再大的金主也經不起折騰，再頑固的對手也會一敗涂地；反面則是，如果控制不當，擠兌帶來的可以不斷自我強化的金融風暴將給整個金融業(yè)帶來致命的打擊。

這個反面教訓在1903年的偽鈔風波中幫助他抵御住了一場眼看就要將他壓垮的災難。

偽鈔風波

與暗算胡雪巖時相反，1903年的盛宣懷，不再是銀行業(yè)的敵人，因為他的身上已經多了一個頭銜：中國通商銀行創(chuàng)始人及大股東。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失敗以后，由于需要支付巨額賠款，洋務企業(yè)，尤其是鐵路制造業(yè)出現(xiàn)了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掌控鐵路總公司的盛宣懷于是把早就想辦的吸金法寶——銀行——提到了臺面上。在得到了鄭觀應等人的支持后，他暗地里招來幾十個殷實富商，集了300萬兩股資，這樣他心里更有譜了。1896年11月，盛宣懷向清廷建議，“鑄銀幣、開銀行兩端，實為商務之權輿”，“要振興實業(yè)，非改革那些資本小、范圍狹的金融機構、錢莊、票號、銀號不可”。12月7日，清帝正式批準盛宣懷“招商集股，合力興辦”銀行。

通商銀行在盛宣懷的經濟帝國中是個至關重要的實業(yè)。他越來越明白銀行在他及他的恩主李大人所操控的洋務活動中占據的重要地位。一座銀行仿佛是一座金山，既可以通過它繞開煩瑣的官方渠道募集大量資金，又可以讓沒有用處的閑錢暫時找個去處。公私兩利，官民兼顧，可謂是善莫大焉。尤其是他貫穿全國的鐵路計劃是最大的燒錢主兒。朝廷自己沒有錢來修鐵路，華商們既沒有足夠的資金又看不到鐵路的利益，絕不肯輕易掏錢；要是讓外國人來修，朝廷又怕背上賣國的罵名，就是借洋人的錢來修也總歸會有利權的損失，所以思來想去，還是自個兒建個銀行來提款更加方便妥帖。

這家中國通商銀行在名義上雖然是官督商辦的，但因為是商人們集的資，實際上卻是一家私營的股份制商業(yè)銀行，它的總部設在上海，清政府給了它印制和發(fā)行鈔票的權力，因此，它也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家現(xiàn)代意義上具備發(fā)行紙幣能力的華資私營銀行。這次偽鈔案所偽造的就是通商銀行所發(fā)行的鈔票。

這樣一個寶貝疙瘩，盛宣懷供著奉著還來不及，怎么會讓他受到風吹雨打？于是乎，當偽鈔風波鬧出來時，盛宣懷決心不讓當年搞垮胡雪巖的擠兌的事情發(fā)生在自己身上，他使勁渾身解數要保住他這塊心頭肉。

這場偽鈔案發(fā)生在光緒二十九年農歷正月初七，也就是1903年2月4日。當時，有一個錢莊伙計拿著一些通商銀行的鈔票去兌換，可能也是因為偽造技術低劣的緣故，竟然被少有假鈔識別經驗的柜臺出納一眼看出其中有幾張十元面值的偽鈔，于是銀行方面當場就拒絕兌換。另外一種說法是，有人拿了偽鈔去商店里購物，店主是事后才發(fā)覺有假。更有人說，那拿來偽鈔的是日本人。

不管最早是哪里發(fā)現(xiàn)的、是誰拿來的，偽鈔的消息一傳出，上?！笆兄写篝[”。當時的上海，銀行和錢莊并存，錢莊本就對同自己搶生意、且手段又略高一籌的西式銀行不待見，逮著這個機會，還頗有些幸災樂禍，紛紛拒絕使用通商銀行的鈔票。許多持有通商銀行鈔票的人害怕手中的錢變成一堆廢紙，就爭先恐后地去銀行兌換現(xiàn)銀。第二天，上海市面上出現(xiàn)了一股空前的擠兌浪潮。

雪上加霜的是，2月5日，通商銀行又驗出了新的偽鈔，除了10元面值的鈔票外，還有5元的。當時通商銀行的職員比現(xiàn)在的銀行職員更加嚴謹，不僅把假幣沒收了，還把它當場撕破，并蓋上“假幣”字樣。為了告誡市民不要收假幣，通商銀行還特別派人把偽鈔貼在銀行大門旁邊，然后又貼上一張辨別偽鈔的說明。說明上這么寫道：偽鈔紙質比較粗，花紋比較淡，用口水摩擦一下很容易掉色。

盡管工作如此周到，但這畢竟是前所未有的情況，大家伙兒都沒經驗。拿著通商銀行的錢的人心里總歸是不踏實，市面上人心惶惶。當時身在北京的盛宣懷也得知了擠兌風潮的事。根據上次與胡雪巖較量的經驗，他知道儲戶的信心對金融危機至關重要，不管你庫里有多少錢，只要儲戶認為你沒錢，你立馬就會被擠兌成沒錢；哪怕你真的兜里一文不剩，但只要儲戶相信你有錢，不來擠兌，你就平安無事。所以，對于風浪中的銀行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儲戶的信心，于是，他立刻命令銀行方面要做到隨到隨兌，開門“歡迎”儲戶來兌。他覺得，通過這種光明磊落的坦然方式，更容易讓人相信他兜里豐實得很。這從博弈學的角度來看，就是充分使交易伙伴獲得對稱的信息或者讓他們以為自己獲得了對稱的信息，從而做出在這種信息情景中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盛宣懷當然沒有打算讓儲戶們獲得對稱的信息，事實上，通商銀行開門“歡迎”兌現(xiàn)幾天以后，現(xiàn)銀就所剩無幾了，眼看著他就要踏上和胡雪巖一樣的不歸路了。但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活雷鋒出現(xiàn)了，生生把盛宣懷的通商銀行從懸崖上救了回來。

雖然這次發(fā)現(xiàn)的偽鈔造的是通商銀行的假，可是擠兌會引起整個金融界的信譽大跌。對這一點，那些久經沙場的外資銀行是再清楚不過了。這些銀行不像那些幸災樂禍的中國錢莊，他們對于金融機構間風險共存的機制理解地更為透徹。遇到了一家銀行遭災，他們不僅不會像錢莊那樣落井下石，而且甚至有可能會施以援手。所以，當盛宣懷最后不得不低頭向老對手匯豐銀行計救兵時，匯豐銀行沒有目光短淺地拒絕這種低姿態(tài)的求助。通商銀行最終以庫存的金、銀為抵押，順利向匯豐銀行換得了70萬兩現(xiàn)銀。

為了挺過這次危機，通商銀行可謂是無計不施了，它一改過去的營業(yè)時間，破例在節(jié)假日也開門兌換。為了維持秩序，還規(guī)定每次只能放入20位顧客。盡管有種種措施保障，通商銀行門前還是人潮涌動，短短一天時間，就兌出了現(xiàn)銀20萬兩。最后不得已，通商銀行請來了租界的巡捕維持秩序，甚至還動用了消防水龍來驅散人群。

擒賊先擒王，在全力應對擠兌風潮的同時，盛宣懷也下令盡快找到那些喪盡天良的制造偽鈔者。2月6日，一個日本人來到匯豐銀行兌換現(xiàn)銀，銀行方面發(fā)現(xiàn)他手里的4000元通商銀行鈔票全部都是偽鈔。數額如此巨大，立刻引起了匯豐銀行方面的注意。

通商銀行的“好兄弟”匯豐這次真是把雷鋒精神貫徹到了底，它不僅借錢給通商，而且也義務地擔當起了打假領頭羊。匯豐的人知道，中國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偽鈔，更不用說擁有制造偽鈔的技術了，這次出現(xiàn)的偽鈔很有可能是外國人搞的。所以，當那個日本人離開后，匯豐銀行就派人跟蹤了他，摸清了他的住址，然后把這個情況通報給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把那個人抓了起來。

經過審訊后得知，這個日本人叫中井義之助，他在上海開了一家貿易公司，生意不是很景氣，于是他就和幾個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幣的主意。他們在大阪郊區(qū)的一處民房里秘密偽造中國通商銀行的鈔票，面額有10元和5元兩種，總值共計30萬元。假鈔印好后，他們分批偷運到上海，放在中井義之助的家里。中井再通過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徑把這些偽鈔輸入市場。在中國駐日使館的要求下，日本警察沖擊了他們的造假窩點，把中井的同犯一網打盡，同時銷毀了所有的機器和假鈔。

風波很快平息了，但通商銀行的損失也不可謂不小，在擠兌風潮發(fā)生的短短幾天時間內，各方回籠的假鈔達30萬元，這相當于是通商銀行的損失額。盛宣懷咽不下這口氣，他發(fā)了封電報給中國駐日本大使蔡和甫，請他督促日本政府嚴懲偽鈔罪犯。但蔡和甫不久后回電說：“據日本外務部稱，對偽造他國鈔票者，日本法律無規(guī)定懲治之專門條文。”最后，中國的首例偽鈔案就只能以“無法可依”為由草草結束了。

但不管最后盛宣懷解不解氣，這場本來有可能演變成足以摧毀上海乃至整個中國金融業(yè)的風暴的事件，在盛宣懷的開門“歡迎”的對策作用以及“活雷鋒”匯豐銀行的鼎力相助下，終于被控制在了一個有限的范圍內。清政府的經濟大廈逃過了一劫。

但馬克思說的沒錯，一旦你跨進了資本主義的大門，就永遠逃不出經濟危機的漩渦。這次幸虧有駕馭金融風暴的能手盛宣懷站在了銀行這邊，讓金融業(yè)闖過了鬼門關。但下一次，被卷入風暴的倒霉蛋有沒有這么幸運獲得這個智慧與金錢并重、商場和官場齊飛的男人的支持，那誰都說不準了。

瘋狂的橡膠

20世紀初，在西方國家的帶領下，各國的工業(yè)革命搞得那個叫熱火朝天啊，而新能源、新材料是引發(fā)這場全球性變革的基礎，在其中，防水、耐磨、柔韌的橡膠就是最炙手可熱的新興材料。對橡膠工業(yè)推動最大的無疑是汽車工業(yè)的大發(fā)展，汽車對橡膠需求增長的促進如同電腦時代對硅的需求的促進一般。1908年，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推出了T型車，售價約為800美元，但因為流水線量化生產的優(yōu)勢，到了1914年已經降到了345美元，相當于一個美國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產量已達到100萬輛，1924年，T型車的價格更是下降到280美元。汽車迅速從奢侈品變?yōu)榇蟊娤M品，美國迅速進入了汽車時代，而汽車輪胎所需的橡膠也是躋身為最有價值的新材料之一。

橡膠的運用遠不止在汽車，從大板車、自行車到小三輪，也都用上了橡膠輪胎。有了橡膠，人們可以在布鞋、皮鞋外套一雙膠鞋，再穿上橡膠制的雨衣，這樣雨天也可以照常出門了。這種廉價又實用的材料讓世界越來越依賴它，而整個工業(yè)世界對橡膠的需求量也急劇增加。1908年，英國進口的橡膠總額達到了84萬英鎊，1909年更是增加到了141萬英鎊；美國1908年進口的橡膠價值5700萬美元，第二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7000萬美元。

不僅是民用工業(yè)，軍事工業(yè)，尤其是正在不斷升溫的軍備競賽更是對橡膠工業(yè)的發(fā)展推波助瀾。當時的天然橡膠的制品容易在短期內發(fā)生性狀變化，功能老化，導致其喪失原有的物理特性。現(xiàn)代戰(zhàn)爭雖然是鋼鐵碰鋼鐵的硬較量，而橡膠部件可能只是一輛汽車油閥上的一片小小膠墊，但沒有這片膠墊就足以使整輛汽車無法開動。而且，當時所有艦船密封艙都要依賴橡膠圈的作用，如果這些橡膠圈老化而無法實現(xiàn)密封的性能，當船體受損，高壓海水從裂口洶涌灌入時，艦船就不能有效封閉受損區(qū)域。因此，只要一被擊中，一有破損，整條軍艦就會沉沒。在甲午海戰(zhàn)中，雖然北洋水師軍力不弱，但因為軍費匱乏，艦體部件，尤其是橡膠圈早已老化，所以在與日本人打仗的時候，像餅干一樣脆弱，往往是一擊就沉。所以說，甲午海戰(zhàn)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其實要歸因于這小小的橡膠圈的問題。

不過，再怎么工業(yè)革命，沒有農業(yè)的基礎，也是枉然。受到生長周期、氣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約，天然橡膠的生產規(guī)模是沒有辦法在短期內擴大的。這就是說在這段時期內，橡膠市場會面臨越來越明顯求大于供的局面，天然橡膠的稀缺性，決定了在一定時期內橡膠價格將會持續(xù)走高。倫敦市場上的橡膠價格從1908年的每磅2先令猛漲到了1909年底的每磅10先令，翻了兩番都不止。1910年4月更是達到最高峰，每磅竟然要12先令5便士。橡膠實物的行情這么生猛，不難想象，倫敦證券交易所內的橡膠股票的價格也會隨之水漲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膠公司發(fā)行了100萬英鎊的股票，半小時內就被秒殺一空，另一家公司發(fā)行的股票，最初每股價格是10磅，發(fā)行不久后就漲到每股180鎊的天價。

在其中收獲了大量股金的國際金融資本覺得這個生意還大有前途，就紛紛在適合橡膠生長的南洋地區(qū)設立橡膠公司，它們的總部則往往設在上海，以便于從這個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資。據枟泰晤士報枠估計，從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短短幾個月里，南洋地區(qū)新成立的橡膠公司有122家，其中至少有40家的總部設在上海。這些公司有些只是剛剛買了塊地就急急忙忙跑來圈錢，有些總算已經把橡膠樹苗種下去了，但也有很多干脆就是打定主意來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

受到國際金融投機風潮的影響，上海的橡膠股票也受到跟在倫敦一樣的待遇，其受歡迎程度只能用瘋狂來形容。一家名叫“地傍橡膠樹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開盤價為每股25兩白銀，只過了一個多月，就翻了一番，漲到了50兩。

有了這樣的暴利在前，上海富有的華人和外國人都坐不住了，他們唯恐失去大好的發(fā)財機會，紛紛搶購橡膠股票。姚公鶴在枟上海閑話枠里描述：“當時親友敘晤，除橡皮股票外，無他談話”，以至于“舉國皆狂，幾疑滬上各業(yè)無不足以達其發(fā)財之目的。”上海租界會審公廨(租界法院)大審官關絧之這么說：“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現(xiàn)了一種橡皮股票，沒多時，有錢人競相購買，一些公館太太小姐換首飾，賣鉆戒，轉買股票，如癡如狂。有了錢，還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買到股票。

中國的股票經理們在茶館里交易股票

我因做會審官多年，認得洋人，費了許多力，才買到若干股。買進時30兩銀子一股，買進后股票天天漲，最高漲到每股90多兩。許多外國人知道我有股票，拿著支票簿，盯到門口，只要我肯賣，馬上簽字?！?/p>

金融的東西往往是在循環(huán)里來去。銀行的錢在借進、借出的循環(huán)里生息；金融危機又是在信心缺失導致擠兌，而擠兌又進一步摧垮信心的循環(huán)中惡化；當然，股票的投機也會在投機成功刺激了更多的投機與更多的投機成就了投機的成功的循環(huán)中堆起高高的泡沫城墻。搶購狂潮讓很多人一夜暴富，這更加激起了人們的投機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實際價格超過票面價值的數倍，甚至數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實收銀8兩，市價竟要66兩。牌子老、名聲大的公司更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哄抬股價。藍格志公司的股價竟然超過票面二十七八倍，高達1600多兩，票面僅100兩銀的匯通洋行發(fā)行的薛納王股票也是漲到了不可思議的1600兩。

橡膠股票這么瘋漲帶來的利益，好處總算完全沒有給洋人們拿走，應該說，股票收益是華洋均沾，而且華人還略勝一籌。據上海商務總會估計，在上海所有的橡膠股票中，華人大約買了80％，在上海的外國人搶購了20％。很多華人光在上海搶購了還不過癮，更是調集了資金進軍倫敦，開始轉戰(zhàn)海外。可見，說清末中國完全是個資本輸入國也未必全面，咱們的第一代資產階級就有著出色的全球視野。華商在上海投入的資金約在2600萬至3000萬兩，在倫敦投入的資金也有1400萬兩。橡膠股票就像是一個沒有底的大金斗，只要是錢，它都一分不落地吸個干凈。結果上海這個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到最后竟然到了無資可融的地步，市面上的流動資金，尤其是錢莊的流動資金，統(tǒng)統(tǒng)被橡膠股票吸納殆盡。

當幾乎所有的人都還沉醉在這種瘋狂的景象之中的時候，一根纖細的針還是姍姍而至，把這一連串泡沫統(tǒng)統(tǒng)戳了個透。

不想做廣告的橡膠不是好股票

關于橡膠股票風潮的發(fā)生，枟上海錢莊史料枠里這么講：“有謂于1908年時，有某西人(姓名不可考)在上海創(chuàng)設橡皮股票公司，發(fā)行股票；并大登廣告，宣傳橡皮事業(yè)將來之希望。當時中外商人，咸被蒙蔽，競相購買，錢莊亦以此項股票，遠勝現(xiàn)金，爭先收積。不料1910年7月，該西人佯言回國，一去不返，發(fā)電詢問，亦無著落。于是始知受騙，股票價格，遂一落千丈，視同廢紙，商人紛紛破產，錢莊乃大受影響，終于演成極大的風潮?！?/p>

那個闖禍的“西人”，是個名叫麥邊的英國人。1903年，他就頗有遠見地在上海開了一家名為藍格志(Langkate)的公司。藍格志是橡膠產地的名字。麥邊號稱他的公司不僅經營橡膠種植園，還經營、鋼鐵、棉花，開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可謂多元經營，集各種能源開發(fā)于一體，真是前沿產業(yè)、尖端科技、高新產業(yè)啊。但事實上，他的公司純粹是一個皮包公司，折騰了好多年都不見起色。當國際橡膠價格上漲之后，麥邊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

可能是長期搗鼓皮包公司積累的經驗，麥邊的宣傳意識特別高，他一個老早就發(fā)動了廣告攻勢，花錢連篇累牘地請人在上海的中英文報紙上買版面，大肆鼓吹“橡膠時代”的到來。這些文章極具煽動性，一個勁兒地向人們灌輸橡膠在今后的生活中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這種觀念。其中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枟今后的橡皮世界枠一文。這篇思路開闊、文采飛揚的文章經過貌似嚴密的推理，得出了頗鼓舞人心的結論：今后幾十年激增的車輛少不了橡皮輪胎，而要把握航運業(yè)發(fā)展趨勢也不能缺少橡膠材料，將來大城市會用橡膠來鋪設道路，城市從此將告別喧鬧嘈雜得令人發(fā)煩，而變得安寧清靜。未來暖和舒適的橡皮住宅將淘汰又冷又硬的石塊砌成的房屋?？傊?，多種植些橡膠是必然趨勢，全世界一定都會因為橡膠而改頭換面。

藍格志橡膠股票

麥邊知道視覺效果在廣告中的重要性，所以，他特意在一些有影響的大報的頭版上亮出藍格志公司的牌子，而且一登就是幾天。從此藍格志的品牌形象，深深烙在了人們的腦海里。

他的宣傳攻勢收到了奇效，藍格志公司的名氣打出去了。他們還拉來了歐美銀行“莊嚴承諾”：該公司發(fā)行的橡膠股票有按照票面額在上海外國銀行押借現(xiàn)款的權力。經歷了1883年的金融風潮之后，投資者已經明白了股票畢竟不是鈔票的道理，弄不好是會賠的。但歐美銀行竟然許下如此承諾，換句話說，就是說這個公司的股票和鈔票一樣了，而且，持有蘭格志公司的股票比持有鈔票更有優(yōu)勢的一點就是：它會不斷瘋漲。這種穩(wěn)賺不賠的買賣誰會不干？為了進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錢人來購買藍格志的股票，麥邊開始操縱股票的價格。他叫了一幫人去搶購自己公司的股票，等價格上漲之后，再大筆拋出；然后再次以更高價格搶購，幾個來回下來，藍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幾乎是一票難求。

麥邊的演技也堪稱奧斯卡級別，他每周都要煞有介事地召開一次董事會，還要拿出“從產地拍來的電報”，向董事們報告近期的橡膠產量。由于擔心虛頭太大，怕被人看穿，他又耍了個新花招，每3個月，他就給購買藍格志股票的“股東們”發(fā)一次紅利，每股可拿到12兩5錢銀子。這樣豐厚的紅利，讓購買股票者失去了冷靜思考的能力。于是，面值約60兩銀子的股票很快突破每股1000兩的大關，麥邊迅速聚斂了大筆錢財。

看到麥邊的奇跡般成功，其他橡膠公司哪里甘心在一旁雙眼紅通通地干瞅著，他們也開始如法炮制，匯通洋行的韋推和嘉道理也照搬了麥邊的辦法，每個季度都給股東發(fā)高額紅利，雖然沒有藍格志公司那兒夸張，但一股也要給7兩5錢銀子。而且，他們吹牛皮的本領也不見得比麥邊差，聲稱自己經營的薛納王(Senawang)公司出產的橡膠質量比藍格志公司還要好。這牛皮真的不是白吹的。到了最后，嘿!竟然后來者居上，青出于藍，薛納王的股價被吹得超過了始作俑者藍格志了。

還有一對名叫白克爾的父子，生財更是有妙招，他們開設的祥茂洋行在股票發(fā)行前夕，先購買了大幅報紙版面吹噓自己的股票價廉利厚。到了開市當天，他們還叫了一大批流氓到匯豐銀行門口冒充顧客，搶購股票。一時間，“人聲鼎沸，水泄不通，為了搶購股票，竟然還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匯豐銀行被迫關門，叫來巡捕，暫停營業(yè)”。然后，祥茂洋行方面作深表遺憾狀宣稱：不好意思啊，諸位，因為認股者意外踴躍，額定股份嚴重不足，現(xiàn)在只能酌情減少，認購不足一百股的人，可保留20％的股票，認購數量在1100至500股之間的人，可保留10％的股票，多余的款項一律退還。

這么一作秀，他們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搶手貨。

總的說來，橡膠股票的成功多半是各種營銷手段出奇制勝的結果，幾乎可以這么說，20世紀初橡膠行業(yè)的最大成就之一是開創(chuàng)了廣告業(yè)的輝煌時代。所以說，不想做廣告的橡膠肯定成不了好股票。

1910年3、4月間，上海橡膠股票的最高股價不斷被刷新。領頭羊蘭格志股票從1909年的840兩每股，飆升到1675兩，薛納王股也不甘人后，從2月的630兩直奔4月的1650兩而去。不過這些股票的現(xiàn)銀交易已經為數不多了，市面上干的大多是空盤交易的勾當。

好了，泡沫就這樣被吹到了膨脹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等待它的命運只能是破滅。

但無論橡膠股票的泡沫有多大，其破滅慘狀有多嚇人，如果沒有金融業(yè)的介入，股票投機的失敗，至多只是讓部分上海富人破了點財而已，還遠不至于演變成一場波及全國的金融危機。但是，錢莊這個唯利是圖，又缺乏風險防范機制的金融機構，最后把這鍋粥徹底搗爛了。

錢莊的前世今生

錢莊，在辛亥前一年這場牽動清朝氣數的金融風暴里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細觀錢莊與股票風波之間的種種關聯(lián)之前，我們還是先要回頭來看一看，錢莊究竟是什么個東西。

簡單說，錢莊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一種金融信用機構，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福州等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而在北京、天津、沈陽、濟南、廣州等地與它性質相近的機構則稱為銀號。早期的錢莊，大多為獨資或合伙組織，都是私營企業(yè)。但經營得當、發(fā)展經年的，也會有一定的規(guī)模。這些大錢莊，除了能辦理存款、貸款業(yè)務外，還可以發(fā)莊票、銀錢票，憑票兌換貨幣?；旧?，這是一種銀行的雛形。

鴉片戰(zhàn)爭以后，洋商雖然爭得了一些通商口岸，也設立了一些銀行，但如果要把商品推銷到內地，并且要在內地得到生產原料，則必須利用原有的金融機構調撥資金，錢莊便成為了他們首選的工具，從而成為了中外商人之間以及上海與內地之間調撥資金的媒介。據1858年的枟北華捷報枠記載，當時上海城內和租界里大概有錢莊120家，其中較大的錢莊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對經營棉織品等的批發(fā)商和鴉片掮客給予資金周轉方面的融通。

當太平天國的戰(zhàn)火燒到東南各省以后，各地的地主、官僚都背著錢袋往上海租界里趕，這些內地資金的集中使上海錢莊的發(fā)展成長具備了有利的條件，同時，原來在上海南市的錢莊中心也逐漸轉移到了租界里的北市。

甲午之役后，中國的民族資本有了一定程度發(fā)展，盛宣懷的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了，之后上海租界又開設了10家本國銀行。但是錢莊依靠洋商的支持，依靠發(fā)行遠期莊票擴大信用和掌握匯劃制度依舊保持了資金的主動調撥。同華資銀行比較，錢莊還處于優(yōu)勢地位。華資銀行早期的業(yè)務開展還不廣泛，有些銀行會聘請錢莊經理為經協(xié)理，還往往把多余資金提供給錢莊運用，畢竟錢莊多年的人脈基礎在那邊，資金的流動渠道自然也多一些，周轉起來也更活絡一些。通商銀行在成立后的幾年中，交給各錢莊代為放貸的款項最高時有200多萬兩。這么看來，錢莊和華資銀行總算是同根生，并沒有相煎太急，反而是攜手同心，相互扶持，總算平平安安地來到了辛亥前這一年。

總體而言，辛亥前上海的錢莊，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勢力，對全國金融市場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對溝通上海與內地的金融關系和商業(yè)關系尤為重要，所以錢莊實際上已經成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只看得見的大手。在上海眾多的錢莊里，源豐潤和義善源這兩家實力最為雄厚。它們是上海錢莊的領袖，與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同為維持清朝金融穩(wěn)定的擎天之柱。

但錢莊老板開辦錢莊肯定不是單單為了搞慈善事業(yè)，它和任何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yè)一樣，有著瘋狂逐利的本性。但與現(xiàn)代銀行不同的是，錢莊缺少風險防范機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相比洋行和華行，錢莊是比較純粹的“民營企業(yè)”，資金上盡管時有洋行、華行通融，但畢竟不是一個娘養(yǎng)大的，無論洋行或者華行都不可能成為錢莊穩(wěn)固的后臺。洋行的雄厚實力自然是錢莊難以企及的，而華行的“國有”背景也是錢莊絕無辦法匹敵的優(yōu)勢。所以，不難想象，一旦起了金融風波，最先受到沖擊的，自然是無依無靠的中國本土的“民營”錢莊了。就像胡雪巖的阜康，雖然一時富可敵國，但最終還是落得閉門倒灶的下場。

當然，如果經營謹慎的話，19世紀末以及20世紀初規(guī)模的金融風暴未必能至錢莊于死地，但是橡膠股票投機堆出來的泡沫實在太大了，一旦破滅，其破壞力是毀滅性的。當然，這主要是因為股票高額利益的誘惑，但錢莊經營者們大多沒有接受過股市崩盤的教訓，對其中的風險明顯認識不足，也是致命的缺陷。橡膠股票上漲的喧囂宛如海妖甜美而誘惑水手落入陷阱的歌聲，將利欲熏心的錢莊們引上了不歸路。

錢莊介入橡膠股票投機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向投機者提供貸款獲取高額的收益。除了信用貸款之外，他們還接受投機者實物貸款，實際上是讓投機者用已經購得的橡膠股票作抵押，從而獲得新的貸款再去購買新股票，這樣借來錢就買股票，買了股票就抵押，抵押了再去買，往來循環(huán)，一筆款項被放大的能量比之現(xiàn)代金融業(yè)的乘數效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橡膠股票價格不下滑，錢莊是不會虧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還在不斷地升值。這種危險而刺激的游戲讓錢莊欲罷不能，但他們的錢畢竟是有限的，為了滿足不斷膨脹的投資客的需求，錢莊也加快了向外國銀行拆款的速度。洋行雖然沒有直接介入股市，但是拿拿拆借利息的收入也很可觀了，而且又不用擔當風險，他們當然也樂享其成。有了外國銀行強大的資金支持，上海錢莊把本來就熱火朝天的橡膠股票投機越炒越旺。

在大家都忘乎所以的狂歡中，總有人會玩過頭。隨著股票價格的水漲船高，錢莊看著投機客們大把大把地進賬，他們也越來越不甘心做后臺老板。只是給投機者貸貸款怎么過癮？后來，他們干脆赤膊上陣，開始大發(fā)莊票(相當于自己印鈔)，直接參與炒股。許多錢莊還向外商銀行拆借巨款，用來購買股票。單單正元錢莊一家，就拿了三四百萬兩來買股票。由于上海各橡膠公司發(fā)行的股票，主要通過洋行和外國銀行銷售，這些洋行的大買辦往往與錢莊也有各種關系，他們可以利用職務之便，大肆搶購股票。

這些腳踏兩條船的銀行家們包括正元錢莊的老板陳逸卿(這位老兄絕對是把錢莊玩到極致的主，他不僅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華銀行的買辦，自己還開有慶余洋貨號、正元錢莊，同時又在兆康錢莊參股)、兆康錢莊的老板戴嘉寶(德商裕興洋行的買辦)、謙余錢莊的主人陸達生。巨額利潤的誘惑讓這些金融界大鱷摒棄前嫌，同聲共氣，團結一心，共同發(fā)莊票，先后發(fā)出600萬兩，其中有359張遠期莊票落在外國銀行手里，總價值大約140萬兩。陳逸卿、戴嘉寶還從花旗銀行、華比銀行和怡和洋行借了100萬兩巨款，存放在三家錢莊里。但他們還嫌不夠，又從關系不錯、往來密切的森源、元豐、會大、協(xié)豐、晉大等錢莊調劑頭寸，元豐就被陳逸卿調走11萬余兩莊票。最后，這八家錢莊結合成一個超級橡膠股票投機集團。

上海錢莊不僅把自己手里的資金都投進了股市，而且還從洋行那兒拆借巨額資金。這樣一來，能夠維持市場運行的流動資金就大大短缺了，連正常的貿易活動的開展也缺乏了必要的資金支持。現(xiàn)金流匱乏，這成為了接下來發(fā)生的悲劇的關鍵因素。

而這個時候，橡膠股票的火箭也沖到了頂點，形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運動的最高潮。接下來等待它的，將是萬米高空的大跳水。

股市大跳水

1910年6月，面對全球的橡膠泡沫，作為最大消費國的美國，突然宣布了緊縮政策。其影響很快波及了全球化經濟的先鋒英國，倫敦股市暴跌，導致以橡膠板塊為主、綁定倫敦市場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潰。在7月的時候，倫敦市場每磅橡膠的價格還在12先令5便士的高位，到了7月底，就已經降到了9先令3便士。

最早開始搞，也是搞得最狠的麥邊因為得到消息比較早，也是最先祭起遁地大法。7月初，他卷起全部款項，神不知鬼不覺消失了。購買藍格志股票的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停地打聽他的下落，但始終是杳無音訊。投資者們這才冷靜下來思考，傳說中的那片升值潛力無限的橡膠樹種植園遠在數千里的國外，是否確是存在從來沒有人去考證，即使位于上海的股票公司也不知設在哪里。購股者這時才如夢初醒，只能在萬般無奈下委托專營華洋股票交易的眾業(yè)公所代為拋售股票，但該公所聲稱他們只管賣出，不管買進，要賣股票，去找發(fā)股票的家伙吧。眾業(yè)公所到后來干脆關門大吉。走投無路的受騙投資者拼命沖進去，但卻被英國巡捕抓了關進了巡捕房。大家伙兒回過頭去尋找其他橡膠股票公司算賬，結果遭遇了同樣的結果。這些橡膠股票公司的冒險家們都和麥邊一樣，已經悄悄地走了，正如他們悄悄地來，但是卻帶走了全部資產。

消息一傳出，上海市場上的橡膠股票行情一路狂泄，有人出貨無人接盤。有資料指出，1910年3月的時候，上海市場上售價70兩(可能是指一股拆十股后)的薛納王橡膠股票，到了9月至12月間，市值只剩下可憐巴巴的7兩了。而藍格志股票更是跌到了105兩(也有可能是一股拆十股后)。

而外國銀行一看形勢不妙，馬上收緊資金，加大力度從各大本土錢莊中收回貸款，這就造成了銀根的進一步收緊。更糟糕的是，7月中旬，外國銀行突然同時宣布停止發(fā)放所有的橡膠股票抵押貸款。當時的上海銀錢業(yè)還指望著拿積壓在手里的這堆被套得死死股票從外國銀行那里套點現(xiàn)，但洋人們突然來這一手，等于是直接宣布了股票為廢紙。于是，上海的現(xiàn)金流完全崩斷。

金融危機大潮立刻撲面而來，上海市面的錢莊、當鋪、銀樓、商店應聲倒閉。首當其沖的是正元、謙余、兆康三大錢莊幾乎同時倒灶。他們同時牽連了森源、元豐、會大、協(xié)大、晉大等錢莊受影響，后者也在短短幾天內相繼停業(yè)。

1910年7月26日的枟申報枠記錄了上海錢莊紛紛倒臺的經過：

英租界天津路正元、謙余二錢莊，15日因周轉不靈，停止進出，16日兆康莊繼之。滬道蔡觀察(上海道臺蔡乃煌)聞耗后，立飭公共公廨派差協(xié)探……又聞森源錢莊亦于16日受其影響，暫行收賬，17日元豐莊繼之，18日會大、協(xié)大、晉大三莊又繼之。市面緊急，恐慌殊甚。

……

在這種控制經濟現(xiàn)金流的錢莊連鎖倒閉事件中，上海的金融狀況惡化到了極點。在眾業(yè)公所掛牌交易的近百種股票奄奄一息，90％以上的股票已無人交易，這些股票已經形同廢紙。

外地商埠也很快受到影響，正元等三家錢莊倒閉的消息一傳到杭州、寧波，馬上引起銀根緊縮，不少錢莊票號隨之關門歇業(yè)。到7月底8月初，上海錢莊倒閉風潮的影響由江蘇、浙江往內陸蔓延，最后終于擴展成了全國性的風潮，深入到了各地的城市和鄉(xiāng)村。金融業(yè)的極度不景氣也使工商企業(yè)面臨資金短缺的困難。工廠企業(yè)因為資金周轉不靈，或因原料、產品市場不景氣而停工的數不勝數。

當然，話說回來，受到打擊最嚴重的還是上海銀錢業(yè)。囤積大量股票的錢莊的老板們成為了最后的買單者。多家錢莊的大老板陳逸卿損失了200多萬兩，戴嘉寶損失180多萬兩，陸達生損失120多萬兩。錢莊是靠活錢來做生意的，一旦資金鏈斷裂，這邊款子收不回來，那邊又來討債，那讓他們怎么辦？關門就成了他們唯一的歸宿。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大禍已經釀成，金融海嘯已經席卷而來，經濟界、金融界已經無法招架，政府再不出面，那可真沒辦法收拾了。

在這橡膠股票事件的滔天巨浪之中，作為救火隊員急匆匆趕來收拾爛攤子的清政府的表現(xiàn)可謂相當及時和英明。單從對這次事件的處理來看，清政府足以躋身“最負責任政府”行列，與以往昏庸、愚昧的形象完全搭不上邊。

枟申報枠也報道了上海道臺蔡乃煌在聽說正元等錢莊出現(xiàn)周轉問題，停止進出時，第一時間讓公共公廨把正元等三家錢莊的老板、經理等收押起來，嚴加審處，其中包括陳逸卿、戴嘉寶、何兆政、陸葆潤、何繼云、魏寶炎、戚雅芳、田龍章等人。他還派人去調查風波緣由。而正元集團倒閉的時候，蔡乃煌又會同上海商務總會會長周金箴，乘專車緊急趕赴南京，面見兩江總督張人駿，回來的時候又謁見了江蘇巡撫程德全商議辦法。幾番跑下來，對局勢總算有了一個看法，并且也有了初步的對策。

在朝廷為之焦頭爛額的當口，洋人們又來添亂。外國銀行見到了幾家大錢莊倒閉，想到自己也放了不少錢給中國錢莊，也就急著想要收回這些款項，這就讓錢莊們面臨了更加大的資金壓力。當時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款，據稱在1100萬到1300萬兩之間，這筆錢是維持上海金融市場貨幣流通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外國銀行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宣稱要收回拆款，那無異釜底抽薪，會大大惡化上海金融危機的形勢。張人駿據實向朝廷匯報，朝廷讓他按照所籌劃的辦法處理，并讓上海道臺悉心籌劃善后事宜，“慎防流弊，以維市面，而定人心”，7月27日，清廷還批準向外國銀行進行緊急借款。

既然洋行在這場風波中扮演了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來簡單了解一下他們的情況，似乎有交代不周之嫌。20世紀初的上海，外國銀行已是列強紛爭，匯豐、德華、麥加利、華俄道勝、橫濱正金、東方匯理、花旗、荷蘭、華比等9家外國銀行對于上海金融界有著極強的影響力。畢竟發(fā)展了上百年，它們的資本比較雄厚，又吸納了大量外國企業(yè)的存款，并且，由于治外法權的保護，許多中國企業(yè)、商人和官僚也喜歡把資金存到洋行里，盡管這些洋行的存款利率很低，這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不辭辛苦把錢存到老老遠的瑞士銀行里一樣。安全嘛，這還是很多人把錢存在銀行里首先會考慮的。

為了貫徹中央的救市精神，蔡乃煌苦口婆心跟外國銀行交涉，要求他們不要雪上加霜，而應該雪中送炭。他的努力有了結果，8月4日，蔡道與9家外國銀行簽訂了枟維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枠。洋行雖然不太信任錢莊，但既然有政府出面擔保，他們還是愿意相信的，何況他們也知道，如果這場風暴繼續(xù)掃下去，沒準兒把自己也牽連進去了，所以他們最后同意借款。9家洋行總共出借了350萬兩白銀，其中匯豐拿出80萬兩、麥加利50萬兩、德華50萬兩、道勝40萬兩、正金30萬兩、東方匯理30萬兩、花旗30萬兩、荷蘭25萬兩、華比15萬兩。錢莊則把相應數額的債票押給銀行，由上海道臺在債票上蓋章背書，作為政府擔保，錢莊還款后債票交道臺由注銷。

這些洋同行們總算是沒有乘人之危，握著這么大筆的緊急借款，他們并沒有趁機收取高額利息，這筆借款的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場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了。但為了防止“大清特色”——人亡政息，合同里還特別約定了本項借款“由現(xiàn)任道臺及后任道臺完全擔?！?。與此同時，蔡道臺還特別撥出上海官銀300萬兩，存放到源豐潤和義善源這兩大上海錢莊的頂梁柱及其所屬莊號內，幫助他們穩(wěn)定市面。

上海道臺蔡乃煌(中)與西人福開森

實際上，源豐潤和義善源在正元倒閉風潮中也受到了重創(chuàng)。與源豐潤聯(lián)號的德源錢莊損失大概有200萬兩，以義善源為靠山的源利錢莊也損失慘重。不過這兩家金融巨頭憑借自身非凡的實力和蔡乃煌的緊急援助，總算是挺過了第一輪沖擊波。盡管為了救助在正元風潮中虧空的同一系統(tǒng)的錢莊，它們已經精疲力竭，但只要這兩個巨頭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會糜爛不堪。

清政府，尤其是張人駿和蔡乃煌，行事不可謂不主動積極，處理方案不可謂不妥帖周到，結果也不可謂不水到渠成。這種鋪天蓋地的危機陣勢，以前誰都沒見過，能在半個月時間里做出如此妥善的應對處置，清廷的治理水準未必比羅斯福時候的美國政府低多少。照這樣的方子抓藥，這場兇疾應該會很快會被克服的。

事情也本該到此為止。

可歷史的暗流似乎不打算就此罷手。

第二輪沖擊波來襲

當年9月，又到了清政府償還庚子賠款的時候了。庚子年戰(zhàn)敗后，清廷每年都要向列強繳納賠款，國庫空虛怎么辦？只能攤派到了下面的各省去搜刮了。按照慣例，上海承擔的份額為190萬兩。這個時候，7、8月份危機的后遺癥顯露出來了。蔡乃煌已經把官銀拿去救市了，存在源豐潤和義善源里，上海的銀庫已經空了，哪里拿得出錢來繳款？鑒于當時上海市面還沒有松弛，蔡乃煌請求從大清銀行里撥付200萬兩，先墊上這賠款。

但是，這個舉動讓與蔡乃煌結過梁子的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瞅準了，他馬上聯(lián)合他的學生江蘇巡撫程德全彈劾蔡乃煌，說他以市面恐慌為借口，“恫嚇朝廷”。清廷這下腦子沒拐過彎來，也不想想是誰剛把金融風波平息了一些，就聽信了片面之詞，斥責蔡乃煌接管上海銀庫以來“屢以周轉不靈，請部接濟”，這次又“以市面恐慌為恫嚇，以還期迫促為要求”，實則是“不顧大局”，于是立即把蔡乃煌革職了。事實上，說蔡乃煌在前述貸款過程中“稍分利潤”，倒不見得是空穴來風，但要說他所做一切都是“罔利營私”、“不顧大局”、“恫嚇朝廷”，那只能是端坐在紫禁城里的井底之蛙們閉門臆測的結果。蔡道被炒了魷魚，本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換一個領導來，治理水平未必比他差，但最關鍵的是，朝廷命他在兩個月內“將經手款項繳清”。

蔡乃煌經手的款項有625萬兩白銀之巨，大都存在源豐潤和義善源里，一旦把這些錢統(tǒng)統(tǒng)拿出來，這兩根上海錢莊的擎天柱就指日將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