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片的溫度

標簽地址

“寶通路449號”，這個地址寫在小條子上。它像一個撕壞的破紙，貼在我生命的地圖上，竟然歪歪斜斜占據了很大的面積。寶通路，在閘北區(qū)還是楊浦區(qū)？我至今沒有搞清楚，總之在上海人看來，那里是“下只角”。從中興路轉彎進去以后，有一個垃圾箱，那里的垃圾常常溢滿了翻在街面上，腐爛的臭味飄飄灑灑彌漫在半條街面上。三十多年來，弄堂口上的公共小便池已經拆掉了，垃圾桶的位置卻從來沒有移動，它從破鐵皮變成了水泥的，垃圾依然翻在外面，沒有本質的區(qū)別。只是，路的盡頭拆掉了很多舊房子，建起了高樓大廈，很有腔調。錄音工程師卻說：“當初剛造好，才四千塊一個平方，人家讓我買。我才不買呢，這個鬼地方，一輩子都不會升值。”現在，從寶通路轉過去的小街上，開了很多雜貨店和小飯店，感覺像是在城鄉(xiāng)交界處，那條小街，我是二〇一六年秋天第一次走去，因為寶通路上的小飯店都拆光了。

從一九八二年分配到上影廠以后，我就開始往寶通路449號跑，每一次跑去的時候，都是那么興致勃勃，充滿了幸福感；因為片子都是在那里做后期，那里是“上海電影技術廠”。我們都管它叫“洗印廠”，一說“洗印廠”似乎它的身價高了很多。那是專門沖洗電影膠片、印膠片的地方，其實，兼做后期混錄、完成片的地方！

一九八二年的寶通路449號，上千人的大廠，想想中午吃飯的時候，那食堂里的隊伍要排多長？我們帶著自己的搪瓷盆搪瓷碗，上面的紅色大字印著：“上影”，或者是：“上影技術廠”。那時候我們年輕，等到我們走進食堂的時候，就把飯盆子敲得叮當叮當地響，因為等在那隊伍后面實在不耐煩。常常排到我們，大排骨賣完了，免費的咸菜豆瓣湯已經只有湯而不見咸菜和豆瓣；那時候大家都很討厭我們這些小青年，人到哪里叫聲笑聲喊聲就跟到哪里，一點沒有教養(yǎng)；特別是我們都穿得亂七八糟，女孩子穿著短褲就來了。我被導演教訓以后，換成了牛仔褲，可是天氣實在太熱，窗戶大開，還是熱啊。那時候，也沒有空調，只有混錄棚和洗印車間是恒溫的，即使錄音棚的休息室都熱得讓人汗流浹背。我把牛仔扯得高高的，不是那種把褲管往上卷的樣子，因為牛仔褲太窄了，卷不起來。副導演對我說：小姑娘不可以一點腔調都沒有的。

可是，我們還是開心啊。做后期啦，一部電影要完成了。那時候，我們都是做助理的活，北京的同學都當導演啦，我還在做場記。那種開心是因為要“熬”出頭了。我在那里算著，還要做多少部戲的場記，我才可以當導演；我們現在一起合作的錄音師也在算，還要舉多久的話筒，可以獨立擋戲了；反正，我們都在那里“熬”著，誰都不會想到，有一天，我們會懷念這些“煎熬”的日子。

二〇〇〇年，技術廠食堂裝修了，木條大板凳不見了，換成有靠背的塑料凳子，我們不需要自己帶飯盆子去打飯了，端著食堂消毒以后的大餐盆子，點菜以后，到結銀臺前算賬；那時候飯票改成了刷卡。就在兩年以后，食堂不供應晚餐了，沒有那么多攝制組在做后期，五點以后，廠里的工人都按時回家；晚飯，改到小飯店吃包桌了。如今，寶通路上的小飯店都蕩然無存，當初靠著技術廠做生意“吃飯”的人，已經不再出現。僅僅因為吃飯，我已經知道自己在和技術廠一起存亡。

今天，當我們在電腦上處理畫面的時候，當鼠標在桌面上滑動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當年的電影是物質的，在黑暗中穿越過放映間的小窗戶，投射過來的光影，我們是可以用手觸摸到它的，在我們手里經過時，電影是非常具體的。走進大樓的時候，我們都必須脫下鞋子，穿上洗印車間藍色的塑料鞋套，洗印廠工人的鞋箱子高高地矗立在車間門口，箱子上有編號，沒有人會拿錯自己的鞋子。我們從來不被允許進入車間，就是站在窗外張望，然后從那里傳遞出來一盒盒剛沖洗好的膠片。

聞到車間里散發(fā)出來的酸酸的藥水味道，仿佛那冰涼的鐵盒子上面存有著溫度。沒有拍過的膠片叫“生片”，片盒子封口處，用柯達公司的代表色金黃色膠布封著片盒，攝影會說：“這黃色好鮮艷啊，片子是新的?！迸臄z過的片子，在暗袋里卸下來，再裝進片盒時，就貼上大紅的膠布，這就是“熟片”；當沖洗完成以后，交給我們的是“樣片”，在影片最后通過審查，完成以后在膠片的齒孔上印上聲音，我們叫它是“光學片”。如果“光學片”在操作時沒有對準齒孔，聲音和畫面就不同步了；那時候光學膠片用的是德國的Agfa，型號ST8.只聽見錄音師在說：“誰印的光學片，錯位三格?！比思液懿毁I賬，你想讓我重做光學片？你憑什么說是三格，兩格不會嗎？錄音師會準確地告訴你：“只有錯位三格，肉眼才能分辨?！边@是屬于生產事故，整個洗印車間是要扣獎金的，所以，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沒有人敢掉以輕心。

我對寶通路449號有太多的記憶，太多的懷念，也被太多的人詛咒。我把片子送去以后，廠里沒有人關注片名，取片的地方拿不到樣片，制片急了：“說好讓我們下午來取的！現場等著聽消息，群眾演員都還不敢放人呢！”“沒有這個片子嗎！”管片員還在那里查看著剛沖洗好的片盒，“怎么沒有呢，就是彭小蓮的片子啊！”“哎呀，早點講啊。好了好了！”我惡名在外，大家對我特別“照顧”。

一九九六年，剛從美國讀書回來，整整七年沒有觸摸到35毫米的膠片了，心里是那么忐忑不安，第一批“夜戲”的樣片出來，我已經早早坐在放映室等看片子，可是放映結束的時候，手心全部濕了，半天說不出話。怎么會拍成這樣？現場打的光，變成烏突突的一片，臉部的曝光都提亮了，整個演員的表情變得那么呆滯，眼睛里的眼神光不見了。我沖進放映間，拉開樣片一格一格查看著，手都在那里發(fā)抖。攝影卻冷靜地說：“是沖洗過頭了。底片沖得太厚了。”我們抱著片子往寶通路449號跑，洗印車間的師傅說：“哪里是我們的問題，是你們拍攝時曝光不足，底片薄了?！薄安豢赡?，柯達是120條像素的飽和度，我們的曝光沒有問題，不信，你再印一批！”“不印，我們沒有出事故，憑什么重??！”“我們攝制組承擔重印的資金?！薄安挥【褪遣挥。褪悄銈兤毓獠蛔?！”我問攝影，“會是曝光問題嗎？怎么一點不透？”攝影說“除非底片過期才會有灰霧度！”于是，我們開始把撕下的黃色封膠帶，從垃圾堆里翻找出來，那個黃顏色很淡很淡，顯然片子出廠很久了，會是過期的膠片嗎？大家在堆滿道具的辦公室發(fā)急，跟誰說理去？因為那不是賣的小卷柯達膠片，上面不寫有效期的啊。我抱著自己的手提電腦，我說：“找柯達公司算賬去！”那時候，我已經有Email郵箱了，那會兒建立一個郵箱，是要到派出所出示身份證，才能登記的。我找到柯達公司洛杉磯分部的地址，給他們發(fā)信，寫上了我們黃色膠帶上的編號，質問他們是否賣給我們的是過期膠片！可是，人家查了編號說：沒有過期，還有兩個月的保質期！我拿著柯達的信又從漕溪北路的上影廠，橫穿大半個上海跑到寶通路449號，老師傅火了：“不要賣弄，我印了一輩子片子，沒有看過什么英文字。”

簡直是不講理，那你重印??！一邊拍戲，一邊就在寶通路449號和上影廠之間穿梭，洗印廠的廠長給我搞煩了說：“讓她看底片，到底是洗印的問題，還是他們自己曝光不足，這么薄的底片！”我和攝影穿上白色的工作服，換上塑料鞋套，戴上白手套，走進底片間，慢慢地拉開底片，我愣住了，不能不佩服洗印廠老師傅的功夫，那沖洗實在是厲害，通透！我們拿著放大鏡，看著底片上的光影和細節(jié)，真是漂亮！我說：“你們沖洗得沒問題，我們曝光也沒有問題。底片一點不薄，沖得多好啊?！薄笆裁匆馑?？”“是配光出了問題?！庇谑怯珠_始爭吵，配光老師傅扔下手上的12格小畫面說：“讓她自己去配！”門外有人經過，聽見他們都是火氣很大：“現在算是能干死了，導演都進洗印車間了，還自己配光！”

我不管這么多，我記得第一次拍片的時候，廠里的老職工跟我說的話：“拍電影，不要做好好先生，當時你跟大家客氣，大家都說導演人好。好人管什么用？將來片子拍壞，罵的都是你導演。你也不可能去電影院，一個一個跟觀眾解釋！”我記住這話，我就是不松口；我就是跟著配光師傅走進配光間。我們一起拿起賽璐璐的調色片，放在打著底燈的玻璃板上，對著12格小畫面認真看著。那時候，美國已經是電腦配光了，可我們還是全手工作業(yè)。攝影客氣地說道：“拉掉一點藍色，紅色可以保留?！蔽艺f“再減低一點紅色?！本瓦@么一點一點重新配著第一批樣片。深夜趕回招待所，那里的大門已經上鎖了，我使勁地叫喊，黑夜里，只有我的聲音和風聲在較勁。一九九六年，那時候還是年輕啊，精力十足，半夜回來，第二天早上五點又出工拍戲了。

當重新配光的樣片印出來以后，沒有叫我們去洗印廠看片，直接送到了上影。一九九六年的上影，以往的輝煌不再。我們在黃樓后面，木樓梯已經破碎了，踩在上面咔吱咔吱響著，走進陳舊的放映間，那里的木椅子也不剩幾把，我們坐在那里，黑暗中看見了女演員變得那么漂亮，看見了所有暗部的細節(jié)和層次，即使在夜晚，還是看見了女演員頭發(fā)上細膩的輪廓光，樣片透亮得讓人激動。洗印廠的人不再跟我爭辯，他們不喜歡我！

但是，我對寶通路449號的老師傅一直心存敬意，他們的工作態(tài)度，他們的敬業(yè)。也許有點保守，但業(yè)務確實是令人服帖的。當二〇一六年十月，微信上看到一條不起眼的短信：“成立于一九五七年的上海電影技術廠迄今已有近六十年的歷史，隸屬上影集團，是國內最早建成的專業(yè)化電影洗印基地，也曾是中國年產量較高的影片技術加工基地。其中負責膠片生產的洗印部門，是這個廠的核心生產部門。如今，技術廠傳來消息，將于十月底前關閉最后一條膠片生產線?！?/p>

……

我不再往下讀了，對于我，這就已經意味著全部，一個時代的終結。

二〇一三年的夏天，我還去過寶通路449號的洗印車間，那里的燈黑著，門洞大開，我們用手機上的電筒，照亮了車間。我從沒有走進這里，當我可以繞著機器在車間里走動時，那里已經悄然無聲，空無一人，機器與機器之間位置很近，可能是便于操作；原來那些擦得锃亮的滾片機，蒙上了灰塵。放藥水的水槽里，干得像一片饑渴的沙漠，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洗印車間，我拿著手機，借著那一束微弱的光亮，四下照去，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洗印車間的樣子，那么大的廠房，頓時在小小的光束里，變得凄涼。以往沖洗膠片的藥水味道，隱隱約約還彌漫在車間里，它似乎要和車間共存亡，同生死。這藥水味道深深地嵌在車間的每一個毛孔深處，那么決絕，又那么驕傲。我想，我一定要帶一臺機器來這里拍攝，記錄我那份對膠片的感情。我曾經一次一次觸摸著它，體會著它的價值，那每一道人工的操作，夾雜著工業(yè)化的進程，夾雜著每個工人的責任，夾雜著工藝的不斷完善，蘊含著我們所有人付出的時間和生命。

我沒有想到這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進洗印車間?，F在，它留下的最后一條流水線關閉了，我沒有來得及到這里拍攝。我沒有選擇，除了我們這一代摸著膠片開始學會拍電影的人，年輕人根本不在乎這一切。他們拿著鼠標輕輕一點，畫面就在電腦里出現了。他們覺得，一切如此簡單、高效。直到我看見電影變得那么普及時，我才明白，膠片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對電影的敬畏，對每一道工作程序的嚴謹要求，這是一種姿態(tài)，一種必須學會的技術，誰都不敢在中間掉鏈子，否則整部影片就泡湯了。攝影師手上的曝光表，如今也沒有人使用，數字攝影機上建立了格式，在格式里的曝光，總是正確的?？墒牵F場那種微妙的光影變化，一旦進入了程式化的的格式，它的準確度讓所有的呈現都變成一色的，失去了個性，失去了攝影師本身的感覺。因為技術的簡單，讓人松懈下來，很少有人還在那里專注著光影，專注著影調的處理，似乎拍攝出現場的一切，就是“電影”了。電影，當初的神圣感，隨著高科技的進入，在一點一點地消失。

如果，我對膠片還有那么多的感情，是因為我在那里學會的是做人的道理，不是因為拍攝；我在那里看見的是，工業(yè)的秩序，不僅僅因為它是物質的。在秩序中，我學會約束自己，我知道在每一個過程中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這種自律的習慣，改變了我原來的性格，一邊是表達著情感的故事，一邊是理性地處理現實。也許就是這樣，一種職業(yè)的訓練形成了我的工作態(tài)度。一次拍攝影片的經驗，是一種在場的體驗，又是一種不在場的懷念。痛苦和歡樂，交織在每一次等待樣片出來的瞬間，那種期待，在沒有被藥水沖洗出來之前，是空白的。但是一旦藥水沖出來之后，也不見得會是快樂，總之在拍攝的時候，心，就那么懸在那里，那種期待是心神不寧和個人幻想混合的，拍攝像是一次冒險，我們在人物的情感中冒險；這里還有神秘的時間，它在一個瞬間，把現實定格在膠片上。你一定會知道它對你的一種超現實的意義，在拍攝中你漸漸地像在夢境中游走，你會被它迷惑，帶到遙遠的地方。這就是電影讓我著迷的地方，其他的創(chuàng)作都不能替代電影的拍攝。

寶通路449號的洗印車間，似乎就是這樣讓我認識膠片的。

現在，它消失了，消失得悄然無聲，只是我還在那里思念著它。

膠片背后

膠片的王國，也是從娛樂開始的，但是后來它變得有意義了，因為有人拿膠片拍出了故事片，它變得豐富起來，不僅僅是娛樂，還有其他更多的內容。只是電影的意義卻不是電影本身可以完成的，它在不同的時間、不同年代，被賦予不同的解讀。二〇一二年六月，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放映了膠片修復版的《武訓傳》。一部幾乎被人遺忘的片子，但是日本現代文學研究的教授、研究生，特地從東京趕來，僅僅是為了看這一場《武訓傳》。它在倉庫里，被封存了整整六十年。原來總以為，一部電影是由導演給予觀眾影像的資源，《武訓傳》不是！

記得二〇〇五年春天，為了拍攝《上海倫巴》，我們聯系了北京的中國電影資料館，希望看一下《武訓傳》了解趙丹的表演。沒有想到，五十年后看這部片子，依然需要經過嚴格的申請程序，不僅要出示上影廠的證明，還需要打報告，說明看片的理由，然后等待領導的批復。當領導的簽字下來時，攝制組卻因為經費短缺，不同意看膠片放映的《武訓傳》。花了五百元人民幣，看了一場錄像帶的《武訓傳》。我們努力減少了看片人員（因為資料館只允許五個人觀看）。從上海飛到北京，我們早早在風中的資料館門口等待，那時候心里有一份敬畏，是對導演孫瑜和演員趙丹、還有對中國老電影的敬畏，就像這批日本人，他們會從東京飛到上海一樣。那時候，劇組的攝影師來自臺灣，這讓我們隱隱地擔心，怕他進入放映間時被人盤問。看一場錄像帶都變得那么神經兮兮，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娛樂”，我們變得嚴肅起來，這種嚴肅讓我們都不自覺地進入了荒誕的境界，我們在荒誕中尋找新的意義，我們像是去參加一場垃圾的盛會，在垃圾里，拾掇著最后的金子。以至于今天，我都很難在無厘頭的電影里開懷大笑。因為過去一生的嚴肅（不管是荒誕還是自覺的嚴肅），都讓我難以接受今天的商業(yè)電影，即使我喜歡的好萊塢商業(yè)片，像《洛城機密》《老無所依》或者是《熱力》那樣的影片。他們在商業(yè)里面，都參照著嚴肅的思考，那些明星對于我，就像看見趙丹那樣，他們在每一格的膠片上，定格了人物的個性，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日本慶應大學的教授吉川龍生坐在咖啡館里，茫然地看著我，用標準的普通話問我：“看完了《武訓傳》，我反而不能明白，為什么一九五一年，要展開那么嚴肅的政治運動，就為了一部電影？里面什么都沒有說啊，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黃宗英演的教師，不是一直在批判封建主義嗎？”

我們面面相覷，無話可說。我也不明白發(fā)生了什么；六十年，變得如此遙遠，人們對那場運動避而不談；只是當那修復以后的黑白片，在大銀幕上出現的時候，趙丹的表演、孫瑜導演的電影語言，讓你不敢相信，這是六十年前的電影，那里所有的表達，都超出今天電影人太多的追求。可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文章是經過毛澤東主席修改審定發(fā)表的。社論指出：《武訓傳》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武訓，就是承認或者容忍了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

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運動開始了。

怎么一部電影會變得如此難以解釋？那脆弱的膠片，剎那間像一個堅固的堡壘，被人民大眾團團包圍，開始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我至今還是沒有意識到，膠片背后的含義和它能承載的到底是什么？膠片的意義怎么就被卷入進一場政治運動。

我看著吉川，我說：“我?guī)闳タ纯袋S宗英老師，問問她看，好嗎？”“真的？！”吉川的眼睛亮了，變得激動起來，放下手上的咖啡，“是現在就去？”“現在就去！”“我能采訪她嗎？”“當然可以！”他已經顧不上我還喝著咖啡，向門外走去。外面正在下大雨，我們攔到了一輛出租車，直奔華東醫(yī)院黃宗英的病房而去。

看見宗英阿姨的時候，像任何一次一樣，她正安靜地坐在病床的一角看書，我問她：“你不看電視嗎？”

她微笑著搖了搖頭。

“為什么每次見你，都在讀書??？”

“我，希望生活得有質量。”

“你看了那么多書，記得住嗎？”

“我已經不需要記住?！?/p>

宗英阿姨的話越來越少，她的回答直接又簡單，那簡單的詞組突然變得有了哲學意義。我似乎一時接不上她的話。吉川看見她的時候，也是半天不說話。我不明白，他不是要采訪黃宗英嗎？為什么不提問呢？吉川羞澀地告訴宗英阿姨：“我，我沒有想到，會見到您。我……我……我太激動了?！?/p>

我突然為吉川感動，他不是任何明星的粉絲，可是面對著中國文化、中國老電影人，在了解到他們一生的磨難以后，他由衷產生了一份敬畏和尊重。而這份敬畏，正是被我們內心一點一點腐蝕掉的境界。

二〇一二年的夏天，八十七歲的宗英阿姨說話已經非常緩慢，甚至有點吃力，但是她的腦子依然是清晰的。她說：“當年（一九四七年吧），是陽翰笙找到趙丹，告訴他中央電影公司把孫瑜導演從香港請回來了，要他拍攝《武訓傳》。孫瑜導演，想請趙丹去演武訓。然后，陽翰笙跟趙丹說，你一定要獅子大開口，問他們要很高很高的酬金，我們跟攝制組的人也打了招呼，讓他們拼命增加預算，把場景和制作費都提高，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國民政府的拍攝經費消耗很多，他們就不能拍戡亂片了。那時候，我們都是‘昆侖電影制片廠’的人，我們不知道，其實‘昆侖’一直是地下黨在那里領導的，陽翰笙也是地下黨的人，他這個要求就是接到黨的命令。”

“要了很多錢？”

宗英阿姨笑了，她點了點頭。

“要了多少？”

“好像要了十根金條，是大條子?！?/p>

我跟著點頭微笑，其實我也不懂什么是“大條子”，什么是“小條子”。

這是一張從來沒有發(fā)表過的《武訓傳》的劇照，是我們的道具阿偉師傅，從資料館里找到了底片，在王開照相館修復底片以后，專為紀錄片拍攝印制的。

上影廠不知道有多少人還記得孫瑜導演（1900—1990），今天的中國電影界，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當我一九八二年走進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大門時，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是如此有幸地和這么偉大的導演在一個單位。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對自己的文化，對自己的歷史，我們缺少傳承，過去的事情，就是意味著忘卻；一九五一年的陰影依然籠罩在孫瑜導演身上，我們沒有機會了解這位大導演。可是，這個沉默了很久的名字，卻永遠刻在老一代電影人的心里，他們對孫瑜導演充滿的敬佩和尊敬，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孫瑜是中國最早從美國系統(tǒng)地學習了電影的人。屈指算一下，你會發(fā)現他培養(yǎng)的電影人是可見一斑的：阮玲玉、金焰、王人美、黎莉莉、鄭君里、張瑞芳、劉瓊、陳燕燕、吳茵、白璐、王蓓、李偉、中叔皇等，他們都是因為孫瑜的培養(yǎng)，才在銀幕上紅極一時。

孫瑜導演的學識，更是很早就有建樹的。一九二三年他從清華大學文學系畢業(yè)，考取了公費赴美國留學，先在威斯康星大學研習文學戲劇，畢業(yè)時的學位論文是《論英譯李白詩歌》，后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電影編劇和導演，在紐約攝影學院學習電影攝影、洗印和剪接。抗戰(zhàn)以后，孫瑜導演是香港電影界的一面旗幟，他被譽為“詩人導演”。一九四七年回國后開始構思《武訓傳》，影片講述了清末歷史人物武訓拿自己做乞丐要飯得到的錢為窮孩子辦“義學”、讓天下窮孩子有書讀的故事。孫瑜導演親自編寫了劇本，這個本子讓趙丹感動得淚流滿面。經過三年的艱苦拍攝，從國統(tǒng)區(qū)的“中制”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昆侖”，在兩家投資公司的努力下，《武訓傳》終于在一九五〇年底完成。一九五一年二月，影片在上海和南京公映，長達三小時的影片，迎來的是熱烈的掌聲和票房。孫瑜導演帶著影片進京，他在南開中學讀書時的同學周恩來總理也觀摩了影片，那里同樣是贊譽遍地！

晚年的孫瑜與兒子孫棟光（圖片來自網絡）

然而時隔三個月，還沉浸在成就感的興奮中的創(chuàng)作者，卻被一場疾風暴雨打得昏頭轉向。黃宗英回憶道：“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我突然看見了《人民日報》發(fā)表的社論，那里批判《武訓傳》是在‘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向反動的封建統(tǒng)治者投降’。我驚呆了！我說不得了了，怎么這樣了？趙丹也看到了。他說，‘來頭不小?！艺f是啊，來頭不小。我說你別著急啊，你別著急。后來我們就應該去上班了。趙丹告訴我，他走上26路電車，那時候那個售票員就跟他說，‘儂沒進去??？儂沒有進牢間啊？’趙丹說沒事體?！?/p>

“后來讓他寫檢查開批判會了嗎？”

“當時廠里也蠻緊張的。因為是廠里拍的么，也蠻緊張，就說怎么辦？這時候已經開批判會了，我們廠里頭也決定開批判會，大家伙兒都學習這篇社論，對照安排，最后也寫大字報了，也寫了孫瑜和趙丹的大字報，就按照那個社論的口味、口徑，就批起來了。批判就喊口號啊，喊‘打倒’啊?！?/p>

“打倒什么呢？”

“打倒《武訓傳》，打倒孫瑜，打倒趙丹。趙丹在小組里頭寫檢查，亂抄一點兒報紙，是過不了關的，非要他寫一點嚴肅的檢查，他說我寫不出，我也想不通。你還想不通啊，已經對你夠好的了?！?/p>

“那后來呢？你沒寫檢查？你也在電影里演了角色啊?！?/p>

“我也寫了，就是照抄報紙上的話。我們都想不通，因為我們從小的時候就聽說‘義丐’，就聽說武訓辦學的這個故事，也有連環(huán)畫，也有陶行知寫的‘義丐武訓’，都覺得這個戲，武訓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人。所以腦子轉不過來。可是那個社論很強烈的，批武訓的那個辦學是宣揚地主階級的思想，他本身就是一個大地主，大剝削者?！?/p>

“武訓不是個討飯的嗎？”

“有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是江青領導的，到了武訓的家鄉(xiāng)去調查，說他放印子錢，得了錢放印子。”

“是他們瞎編編出來的吧？”

“這個放印子錢，我想也許可能。因為放印子錢，當時沒有人認為是罪過么。他當時討飯來的都是零錢么，他要把錢存積在那兒才能辦學，所以我想那是真的。但是等到要批判的時候，這個放印子的行為就是剝削了?！?/p>

“是陽翰笙叫你們拍的，批判他了嗎？”

“沒有?！?/p>

“但這個事情是地下黨讓你們這么做，是組織上讓你們拍的，為什么他們都沒事，卻要批判你們呢？”

“批判夏衍了?！?/p>

“那后來這個事情是怎么漸漸地平復下來的？”

“沒怎么平復下來，所有的電影廠的片子都下馬了，都不知道怎么辦好了?！?/p>

“那后來怎么辦呢？”

“就是好幾年沒有電影可以拍。后來電影廠總要維持下去，就想辦法拍一點兒什么的?！?/p>

對于孫瑜導演和趙丹這些渴望拍攝“進步電影”的左翼人，真是晴天霹靂！即使說，這是按照當年地下黨的要求在拍攝，也沒有他們說話和辯解的余地。批判是來自偉大領袖的，那是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他們這些電影人只能被自己的選擇所迷失，不知道問題到底出在哪里。那年頭，正是孫瑜導演黃金時代的開始，他身體還健壯，又積累了那么多的拍片經驗，正想趕著新時代的到來，徹底發(fā)揮一下。哪想到……

這之后，孫瑜導演沉默了，沉默到我們進入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時候，都不知道他是誰，他又在何處。他不再拍電影，不再觸摸膠片。被批判以后，孫瑜導演竟然成為了電影界的沈從文。如今，沈從文的名字已經刻在中國文學史的豐碑上，可是孫瑜導演，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在保持了自己的良心以后，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孫瑜試水拍了《乘風破浪》（1957）和《魯班的傳說》（1958）以后，他以身體不好為理由，辦理了退休手續(xù)。沒有任何宣言，就此退出電影舞臺。這第一位把好萊塢技術帶回中國的“詩人導演”孫瑜，是如此地驕傲、明智，他不愿意蹚政治的渾水，他選擇放棄自己最熱愛的電影事業(yè)。我們在上影廠的日子里，竟然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身影。我們不知道他內心有多深的痛苦，不知道！如果，當時我稍微有點腦子，我一定會去拜訪孫瑜導演。生命，最后是讓我們填滿了無限的后悔和遺憾。他再也沒有在電影界的任何場面里出現，紅地毯上沒有他的腳印。他割裂了自己的靈魂去放棄最心愛的事業(yè)，他的痛，現在回想起來，那就是我們新中國文化和電影斷裂的日子的開始，也是中國文化運動開始的第一幕。這以后，就開始了相繼對《紅樓夢研究》、胡適思想和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以及大張旗鼓地展開“反右運動”……直至一九六六年最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發(fā)生。

時隔整整六十一年！可是我從宗英阿姨的表情上，依然讀到了“恐怖”。那時候，她還是一個剛過了二十五歲的小年輕，她懷著滿腔的熱情迎接著新中國，她對未來充滿著希望，她還不懂得什么叫“運動”，什么意味著“思想改造”。從她那一份恐怖的表情上，我突然讀懂的是，人的絕望并不是由于發(fā)現了惡，而是由于發(fā)現了含混，懷疑之后窮追不舍，宇宙往往諱莫如深，把人引向絕望的最后一個層次，他比痛苦更甚，那就是開始了恐怖。但是被恐怖籠罩下的人，是最容易被權力所統(tǒng)治和制約！只是，在恐怖之后，沒有了創(chuàng)造力，也沒有了電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之間，中國電影產量，沒有超過二十部……

當年，那么轟轟烈烈的運動，讓人覺得如此恐怖的一幕，是多么不可理喻啊?？墒怯幸惶?，《武訓傳》重見天日的時候，卻依然讓人覺得不可理喻：怎么會安靜得沒有一點動靜？沒有宣傳，沒有大幅廣告，更沒有老一輩電影人出來說話。只有像黃宗英這樣的當事人，在聽說以后，才會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吉川教授來上海找我，連我都不知道影片已經做了修復版，可以公映了。只有黃宗英會非常在乎，她重復著地說道——

“這樣看來，這個影片算平反了！”

聽著她重復著說：“看來，這個影片算平反了！”淚水控制不住涌上了眼眶。我不知道“平反”這個說法，如今的年輕一代是否了解？他們既然對當年的批判全然不知，“平反”本身也就失去了它全部的意義，變得非?；闹嚒Ｄz片終于不是和影像結合在一起，膠片的背后有著太多的荒謬，問題的終結到底在哪里？就像當年我不了解孫瑜導演那樣，今天我同樣不了解這背后的一切?？粗捌系难萋殕T表，看見那些我熟悉的名字，那些老演員、老美工和導演，都去世了。最讓我吃驚的是，作曲的名字竟然是——陸洪恩，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在“文革”中，他僅僅問了一句：到底是要貝多芬聽群眾的，還是群眾聽貝多芬的？為此江青說他是“中國文藝界的大災星，中國人民的大災星”，就把他槍斃了。這六十多年，讓我們這些小輩又見證了什么？歷史，對于每一個個體來講，它到底寓意著什么呢？怎么在我們的生命里，歷史——竟然也會是缺席的？

回家的路上，雨小了。我沿著華山路往常熟路方向走，可是腦子里就是趙丹出現在26路電車上的記憶，似乎我已經看見了那個場面，我甚至看見了，售票員在問趙丹：“儂沒有進去??？儂沒有進牢間??？”趙丹還沒有說完“沒事體”，轉眼，站在那里的是一個破衣爛衫的武訓，他用山東話對車上的乘客說：“打一拳給一個錢，隨便你們打。打一拳給一個錢，我要讓天下孩子讀書?！避嚴锏娜藝樀猛笸巳ィ腥嗽诮校骸鞍堰@個神經病趕下車去！”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口號占據了空間，而那脆弱的膠片在“神經病”身上墮落下來，是的，是“墮落”，沒有其他的出處。我想得滿頭冒汗，我想，我應該把它拍成一個電影，讓宗英阿姨敘述，讓所有的恐懼有一次釋放，這是一次兩個人對話，和誰對話？和一個長得像宗英阿姨的女孩對話，讓她有一次穿越，讓一個現代女孩穿越一次宗英阿姨的生命，然后再讓女孩重新回到當下。

她們對話的主題是什么？是告別膠片，告別恐懼，告別昨天？這能成為電影嗎？女孩是怎么出場呢？不知道，我就是想有一次這樣的對話，這些都是跟膠片有關系，這是一個時代的告別。我覺得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東西要表達，那是什么？我依然說不清，但是那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膠片，生命發(fā)生了變化，秩序在膠片層面上接受著政治和道德的考驗，膠片的物質意義不復存在，它變成階級斗爭的武器，射向每一個個體的命運。

膠片的背后還有這么沉重的東西，我從來都沒有想到。一個《武訓傳》卻讓我突然意識到了膠片的本質，走進膠片那超現實的層面里；宗英阿姨已經老了，可是《武訓傳》里面的黃宗英是定格的，六十多年過去了，她依然是二十五歲的黃宗英，她在那里向小朋友們講述著武訓的故事，努力帶領他們走進歷史。可是當她自己成為歷史人物的時候，她卻在歷史的長河里迷失了……

瘋瘋癲癲的青春

原以為數字替代了膠片，我們不要再花錢購買膠片，我們不要拿去沖洗，我們不再擔驚受怕等待著沖洗后的結果，直接在監(jiān)視器上，我們就看見了成片的效果，不僅可以沒有壓力的一遍一遍地重拍，拍到滿意為止，更重要的是，我認定拍攝成本可以大大地減縮。我們原來用三百五十萬拍攝膠片電影，算為低成本電影；現在可以扎扎實實用這錢拍數字電影了。完全沒有想到的是，當二〇〇七年完成我最后一部膠片電影后，十年間，拍攝成本漲了幾倍。一部八九百萬投資的電影，被稱為低成本。置景、助理、民工的費用漲了三倍，制片說：“其實，人工漲得是有限的，尤其是創(chuàng)作人員，十幾年來基本沒有怎么漲，是演員漲了。漲得匪夷所思?！边B用一個新人，經紀人開出來的條件，都是住超五星賓館，要有單獨的房車，每天的伙食不跟劇組吃，要兩百元的標準。明星，那就完全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我看著制片，我們站在泥濘的外景，他把我拉到一邊跟我抱怨：“導演，你讓我怎么做預算？我們住的地方，根本連五星級賓館都沒有，不要說超五星了。唯一一個五星級的賓館，每天要從這里開車過去一個小時，那她堵車怎么辦？上路的時間，就算在工作時間里，她的合同，一天不能超過十二小時?！薄澳憬鉀Q吧。”我低著頭往前走，我真的不能面對這些問題。我把自己扔在攝制組里，我拿著盒飯，坐在隨便什么桌子前，把它吃了。盒飯的質量越來越差，攝影在現場開罵了：“主任，我跟你說清楚，明天再吃這個東西，你看我敢不敢，當著你的面，把二十客盒飯全扔了，我?guī)覀兊男值苋ワ埖瓿裕　焙奥暷敲错?，像金屬片刮過玻璃的尖利的聲音；我重新避開他們，朝遠處走去。不要以為你在搞藝術，你面對的就是這些雞零狗碎的事情，拍戲前，成天在找錢，拍戲的現場依然是因為錢的問題犯愁?，F場大家都不說話，那種靜謐里面有一份憤怒，我看見那空氣里飄浮著躁動，似乎隨時都會爆發(fā)。我走遠了，我什么都不想聽見，陽光咄咄逼人地照在我的臉上，走進灼熱的陽光里，那熱浪撲面而來，我像被扇了一個巴掌。我把手上的礦泉水從頭澆了下來。我不愿意聽到這些事情，給我一點時間，給我一點空間，讓我想想怎么把光影設計得更加漂亮！

沒有設計！

腦子里依然裝的是垃圾，我還是問制片：“為什么換了一家賣盒飯的老板？”

制片又是一臉的苦惱：“現在都在查營業(yè)執(zhí)照，上稅太高。原來那家關門了。”

……

都說現在拍戲條件比過去好多了，設備也先進了，只是物質的提高，并不意味著影片質量的提高。連同我自己都不由自主地衰退。記得第一次獨立拍戲的時候，我們用的是Arriflex2，連3型都不是。一開機，馬達聲沖著你來了，我們沒有監(jiān)視器，就是在攝影機的取景器里，看一下起幅/落幅，知道大概的鏡頭運動和畫面構圖，三腳架還是木質的。就這樣我們開拍了?，F在想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判斷鏡頭的好壞，光影的處理，調度的設計，還有演員的表演。我們就這樣拍攝！那時候年輕啊，都是大場面，都是運動鏡頭。

我和攝影、美術一起騎著自行車在上海的弄堂里找景，從早上騎到晚上，從內環(huán)騎到外環(huán)，從徐家匯騎到虹口體育場，看著落日在石庫門的弄堂深處往下走，我們停在弄堂的轉彎處找機位，可是很快太陽被房子遮擋了。那時候，上海還沒有那么多的高樓；那時候希爾頓剛剛在打地基，我們讓演員穿過那里的工地。那時候，攝制組每天拍戲再晚，都是回家住。清早四點半的時候，我騎在沒有人的衡山路上往上影跑，高興啊，心里充滿了陽光，忍不住會在路燈照著的大街上大叫一聲：“早-上-好！”那時候我們什么都沒有，拿著基本工資，所有的時間就是在討論劇本、討論拍攝、討論電影。直到三十年后的一天，我和退休的制片，在電影院里看著回顧展，看到《我和我的同學們》的時候，我們都被自己的努力感動了。

制片說：“怎么拍了那么多場景，那么多景點啊？”

“你看看，‘四明村’的光，還是等到了?！?/p>

“‘陽春面’家的這戲是在五號棚搭的景?！?/p>

我們用三十四萬完成了影片；賣了一百八十個拷貝，獲得了金雞獎最佳兒童片；上影建起的職工樓，有我們的貢獻。周傳基老師拿著片子在電影學院做教材，他只給予了最簡單的一句評語：“中國的籃球，終于在故事片里‘動’起來了?！?/p>

膠片記錄了我們的記憶，個人的經歷；還有我們曾經有過的那么多的追求。

不說了，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回憶，人總是生活在今天的。我背起C-300，背著三腳架去華東醫(yī)院采訪宗英阿姨了，我依然被自己的想象打動著，我想，我要拍一個電影叫《告別膠片》。

那是2012年的夏天，宗英阿姨的記憶還是那么清晰，她很高興在她沒有防備的時候，我突然殺進來了。她說，如果我提前告訴她要來采訪拍攝，她會緊張得一夜睡不好。“我們像做游戲一樣，你隨便聊，現在是數字的年代了，忘記這個攝影機吧?！钡?，我還是會帶著場記板，我讓宗英阿姨自己打板，她笑了。這是她記憶中最有價值的細節(jié)，只要那個鏡頭打上板，她就留在膠片上了。但是，這一次，她是打完板以后和我聊天。

“十六歲的時候，大哥說，劇團里有工作，你可以來試試。我立刻就來上海了，我和大哥就住在一個亭子間里頭，那個亭子間只有我現在的這個床這么大。我就在他的床前鋪了一個褥子，睡在他的腳下，他要起來就站在我床上了。我就覺得這個亭子間跟我腦子里想的，小說里寫的亭子間不一樣，不是亭子，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房子，在兩個樓梯之間的房子。但是我還是覺得挺浪漫的！早晨，大哥說我到劇場去了，如果有人叫‘黃宗江’，你就下去，告訴人家我到劇場去了。后來我就在那兒等，果然聽見有人叫，‘黃宗江?！揖挖s緊下去，結果只看見有人拿著籃子，叫‘黃宗江’，我看著他，他就說：‘儂要幾塊？’我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就撩起籃子上的小布簾，我看見是‘黃松糕’，我說我也沒帶錢，我就回房間了。晚上，我學著上海話跟大哥說，你叫‘黃松糕’啊，我們笑得好開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