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了一

夏蔚霞

商務(wù)印書館李思敬先生告訴我要出一本論文集紀念王力（了一）90歲周歲誕辰，我很感動，想必了一在九泉之下也會感到欣慰的。了一一生最愛做學(xué)問，他說“翰墨生涯存至樂”，所以，寫學(xué)術(shù)論文紀念他是最好的。遺憾的是我對語言學(xué)一竅不通，在和他共同生活的五十二年里，沒有向他學(xué)到一點一滴。在這里，只能寫下我的一些生活回憶，寄托自己對了一深切的思念。

一、千里姻緣

1933年，我在蘇州景海女子師范任圖書管理員時，經(jīng)人介紹開始與了一通信。他的信字跡秀麗、語言幽默，我很愛讀。從信中我得知他的身世。了一1900年生于廣西博白岐山坡村，從小酷愛讀書，高小畢業(yè)后因家境貧寒失學(xué)十年，24歲時靠師友資助去上海求學(xué)，26歲考入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27歲赴巴黎大學(xué)，32歲獲博士學(xué)位回國，任清華大學(xué)專任講師。

1934年春，了一到蘇州和我會面。他，外貌并不漂亮，還架著一副近視眼鏡，但談話誠懇、舉止自然大方，沒有半點驕傲和浮夸。漸漸地，我覺得他有學(xué)者風(fēng)度，并像兄長一樣親切。后來他又一五一十地告訴我，他15歲時曾由父母包辦成婚，現(xiàn)已離異，但有兩兒一女需要他撫養(yǎng)，家中還有父母并欠有債務(wù)等。這一番話非但沒有使我動搖，反而使我對他更信任了，我們的友誼很快發(fā)展成為愛情。盡管我記得我母親生前對我說過，不要嫁給“坐冷板凳的”，因為我父親是個窮秀才，母親跟他受了一輩子苦，但我仍決定嫁給了一。

1935年我們在蘇州結(jié)婚了。

二、翰墨生涯

婚后我們住在清華大學(xué)新南院43號，了一專心工作，把家中的經(jīng)濟大權(quán)交了給我。每月我替了一領(lǐng)工資后立即去郵局一筆一筆匯出，除他父母子女的生活費（我的父母已去世）外，主要是償還債務(wù)，所剩無幾，有時甚至入不敷出，生活難以維持。我問了一：“你在法國時有不少譯著，應(yīng)夠你開支的，為什么還負這許多債？”沒想到他回答說：“我也不知道。人家來信討債，我就還?！焙髞聿胖涝瓉硎撬赣H在南洋開小中藥鋪生意不好，以了一在外留學(xué)需錢為名借債度日，天長日久，債重如山。沉重的債務(wù)負擔使我夜不能眠，了一就給我講古今中外的故事，讓我忘掉煩惱，進入夢鄉(xiāng)。了一告訴我，他剛從法國歸來時為了還債，不得不繼續(xù)搞翻譯。兩年后，他未能按期升為教授，就問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為什么，朱先生只笑了笑。他明白，原因是自己“不務(wù)正業(yè)”。于是他寫成《中國文法學(xué)初探》一文，一年后升為教授。此事給他教訓(xùn)很深，要開源，但不能再搞翻譯了。1936年他又被聘為燕京大學(xué)中文系兼任教授，《中國音韻學(xué)》也是那時寫的。我的國語說得不好，他特地為我寫了一本《江浙人學(xué)習(xí)國語法》。我學(xué)了這本書進步很快，了一很高興。我想也許我是他推廣普通話的第一個實踐者吧。

“七七事變”后，我們與潘光旦先生、沈履先生等一起輕裝南下，到長沙清華臨時分校。在長沙，我們和李輯祥一家、陳福田夫婦、蔡方蔭先生、趙友民夫婦、顧毓琇先生等合住一個小院，合請了一個廚子做飯。蔡方蔭先生是土木專家，由他設(shè)計在天井里挖一個防空壕，警報一響大家就鉆進去，省得遠躲。那時，了一教課回來幾乎無書可讀，便在街上買些小說，如《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等回來看。我以為他看小說是消遣消遣，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來他是在研究《紅樓夢》，他從中發(fā)現(xiàn)了許多從未注意過的語法現(xiàn)象，并且開始寫一部語法著作，這就是1938年秋在西南聯(lián)大寫成的中國文法研究課的講義。后經(jīng)聞一多先生建議，分成深淺兩部出版，即《中國現(xiàn)代語法》和《中國語法理論》這兩部頗有創(chuàng)見、影響深遠的著作。

1940年，我懷了第一個孩子。為避敵機空襲，我們搬到昆明遠郊龍泉鎮(zhèn)的龍頭村，租農(nóng)民養(yǎng)豬的房子，簡單修補刷白以后居住。房子既小又陋，樓梯搖搖晃晃，土墻上有條大裂縫，我們?nèi)找箵姆孔訒聛?。了一每周步行二十多里到西南?lián)大去上課，回家時捎些生活必需品回來。沒有煤油，了一每天在菜油燈下備課、寫稿?！吨袊F(xiàn)代語法》等書就是這樣寫成的。了一走遠路費鞋，我就在油燈下為他一針一線地納底子做布鞋。記得我還曾做過一雙送給朱自清先生。

了一在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幾本書，每隔一段時間寄來一次稿費，由我到市里郵局去取。有一次領(lǐng)到的稿費竟連回家的路費都不夠！一天，了一正在寫作，我在一旁問：“這篇稿子多少字？”他聽了非常生氣，說：“你眼睛里只有錢！”我知道傷了他的自尊心，從此我再也不和他提起字數(shù)的事。孩子出世以后，生活更拮據(jù)了。他每星期寫一篇小品文在報刊上發(fā)表，換取幾文錢貼補家用?；蛟S不單為了賣錢，而是想換換口味，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學(xué)界去爭取一杯羹吧！他的小品文很有滋味，筆調(diào)細致，生動有趣，諷刺巧妙，切中時弊。茶余飯后讀讀他的小品，不僅是一種享受，而且能增長知識。所以他的小品很受歡迎。了一說過，他年青時曾想當文學(xué)家，后來覺得自己沒有寫小說的靈感和天賦，還是老老實實地研究語言學(xué)為好。

解放后，了一學(xué)習(x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論對他的研究工作很有幫助。50年代，他在系統(tǒng)研究語音、語法、詞匯三方面的發(fā)展史的基礎(chǔ)上，寫成了《漢語史稿》。

60年代初，國家處于經(jīng)濟困難時期。許多人因營養(yǎng)缺乏得了浮腫病，我也傳染上了猩紅熱。了一把國家照顧高級知識分子的一點點副食補助全部省了給我和孩子，自己在半饑餓狀態(tài)下每天仍堅持工作十個小時以上，早上八時準時工作，晚上十一時停筆，孜孜不倦地撰寫《中國語言學(xué)史》、《詩詞格律》，并主編了《古代漢語》教材。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了一被打成“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書被查封，稿被抄走，工作權(quán)利被剝奪，他極端苦悶。挨斗、勞動回來，他常常問我：“我怎樣才能改造得好，才能為人民服務(wù)呢？”我同情他，安慰他：“不要難過，問題總有一天能搞清楚的?！焙髞砣兆又饾u好過一些，書架也“解凍”了，了一就偷偷地寫起稿來。后來出版的《詩經(jīng)韻讀》、《楚辭韻讀》和《同源字典》就是這樣開始寫的。其實，他還關(guān)在“勞改所”時，就已構(gòu)思、打腹稿了。1978年（“文革”結(jié)束后第三年）《同源字典》寫成，了一非常高興，特賦七律詩一首：“望八衰翁老蠹魚，硯田辛苦事耕鋤。畚箕王屋曾平險，風(fēng)雨蘭陵自著書。說解撰成思叔重，凡將寫出念相如。漫嘲敝帚千金享，四載功成樂有余?！?/p>

了一，你知道嗎？在你離開我們的第三天——1986年北京大學(xué)校慶日，《同源字典》榮獲?？茖W(xué)研究一等獎；1988年，你主編的《古代漢語》榮獲全國高等學(xué)校教材評比特等獎。你該笑慰了！

三、教學(xué)生涯

了一在清華國學(xué)院讀書時，很愛聽趙元任先生的中國音韻學(xué)課，從此走上了研究語言學(xué)的道路。《中國古文法》是了一的研究生論文，導(dǎo)師是梁啟超、趙元任兩位先生。梁先生在論文封面上寫的總批是：“精思妙悟，為斯學(xué)辟一新途徑?！蔽闹羞€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時”的評語。與此相反，趙先生是專挑毛病，最嚴厲的批評是“言有易，言無難”。這六個字后來成了了一的座右銘。了一切身體會到了教師對學(xué)生的影響是深遠的，甚至一生受用不盡。因此他教書特別認真，在語言學(xué)教學(xué)的園地里辛勤耕耘了一生，現(xiàn)在已碩果累累、桃李滿天下了。

記得30年代了一在清華教書時，每周課時并不很多，但他一天到晚伏案備課，每次講課回家，嗓子總是啞的，我很心疼。一次，我特意走過他的教室，聽見他在高聲講課，我想一定有滿滿一教室的學(xué)生。我踮起腳向窗內(nèi)看，不覺大為吃驚！總共才只有三個人！他卻繪聲繪色地邊講邊寫黑板?；丶液笪覄袼骸安湃齻€學(xué)生，何必那么認真！”他這樣回答：“教師講課有精神，學(xué)生才會聚精會神地聽課記筆記。”

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北京西苑機場被炸，清華告急，學(xué)校讓教職員疏散，我們搬到城里朱光潛教授家。當時了一在燕京大學(xué)講授暑期課，燕京大學(xué)還沒停課，了一不顧路上隨時可能出現(xiàn)危險，堅持坐人力車去上課，盡職盡責(zé)，直到課程結(jié)束。

了一的學(xué)生，現(xiàn)中山大學(xué)教授吳宏聰，曾向我講起在西南聯(lián)大時的一樁小事。他說：“一次，我上課遲到了，輕輕地走進教室坐下?！酒饋恚　跸壬钗?，‘為什么遲到？’我低著頭，說：‘上課的教室換了，一時沒找到。’‘下次早些來！’我真沒想到先生對我會這么嚴厲，因為平時先生對我很好，還常約我給他主辦的刊物寫文章，并夸我文章寫得好?！?/p>

抗戰(zhàn)勝利后，了一應(yīng)聘任中山大學(xué)文學(xué)院院長。他滿腔熱情地創(chuàng)辦語言學(xué)系和文學(xué)研究所，每天辦公非常忙碌，甚至每天上班前還要先去看看院內(nèi)的廁所打掃干凈沒有。當時時局很亂，進步學(xué)生常常被捕，了一四處奔走營救，救出的學(xué)生有的暫住我們家。后來了一因此受到牽連，還因抵制某人揮霍公款謀私利而遭到威脅恐嚇。為了避免發(fā)生事端，我們被迫到香港去躲避一段日子。后來，了一到嶺南大學(xué)，這時有些教授對解放有顧慮，舉家遷往美國、香港，了一對我說：“我們哪兒也不去，留在廣州等解放。”

1949年秋，我們以萬分高興的心情迎來了廣州解放。解放后沒幾天，廣州市軍管會領(lǐng)導(dǎo)之一的朱光同志就會見了了一。原來朱光是20年代了一的學(xué)生朱光琛。師生重逢樂融融，了一連夜賦詩“贈朱光”，抒發(fā)師生情誼和希望祖國昌盛的情感。

1954年暑假，了一在北京開會期間來信和我商量調(diào)往北京大學(xué)一事。這件事非常突然，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當時我懷著七個月的身孕，身體又不好，大孩子要考高中，老二考初中，七口之家須在一個月以內(nèi)搬到北京，困難之大可想而知。憑我多年經(jīng)驗知道，了一的所謂“商量”只是形式上表示對我尊重，其實他自己早已下定決心。忙亂勞累了一個月以后，準備就緒，了一從北京回來接我們了。臨行的那天下午，了一從城里參加廣州市委為他餞行的宴會回來，兩眼直愣愣的，幾十個來送行的人，他一個也沒看見。我明白他醉了。我又急又氣，本來與親友離別已使我難過，這時忍不住哭了！直到北上的火車進入湖南省，他才醒來，后悔喝多了。我埋怨他，心里又原諒他：人生能有幾回醉！廣州的深情厚意，北京的熱望重托，使他太興奮了，怎能不醉！到京的第三天，我們的行李還沒打開，全家還暫住在招待所，他卻已踏上北京大學(xué)的講臺，開講“漢語史”新課了。

平時除講課、寫稿外，了一還要答復(fù)不少信件，會見客人。凡登門來訪的，他有求必應(yīng)；來信來函，他都親自過目。北京有一個工人，業(yè)余愛好語言學(xué)，常常到家里來求教，了一總是循循善誘地向他講解，連續(xù)幾年從不厭煩。他不止一次用贊揚的口吻說：“這個人并不聰明，但很用功，我愿意教他?！边@種事有過許多。

四、天倫之樂

了一性格內(nèi)向，但卻很重感情。1938年，了一的妹妹因病在家鄉(xiāng)去世。為安慰他的父母，了一把他們和一個被丈夫遺棄的姑母從家鄉(xiāng)接到桂林（當時了一在廣西大學(xué)教書），我們家成為一個和睦熱鬧的大家庭。后來，戰(zhàn)火越燒越近，只好把他們送到上林他弟弟家?？箲?zhàn)勝利后，正當我們準備離昆明回清華時，了一得知祖母病危，決定回家，我也愿同他一起回去探望父母，拜見祖母。于是，我們帶著三個小孩從昆明出發(fā)，路經(jīng)河內(nèi)、鎮(zhèn)南關(guān)（憑祥）回廣西。河內(nèi)至鎮(zhèn)南關(guān)的交通不便，我們和同行的十幾人只好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我們坐在米包上，我抱著3個月的女兒，了一一手抱著5歲的兒子，一手抱著3歲的女兒。汽車在高山峽谷中繞行，顛簸得厲害，很是危險。一次，遇到只架著雙木橋的一條河，司機不敢開車過去，我們十分焦急，忽然乘客中有人自告奮勇開車試試。老天爺保佑，我們總算平安過去了?；氐搅思亦l(xiāng)，老人病愈了，四代人歡聚一堂，盡情享受這天倫之樂！

了一的工作太忙，一切家務(wù)事和教育孩子的責(zé)任全部落在我的肩上。孩子多，家務(wù)事也多，尤其是解放后我參加了工作，又擔任學(xué)校婦女會主席，回家感到勞累和心煩，因此常常打孩子。了一總是批評我，叫我要耐心教育孩子。我不服氣，說：“你試試管他們?nèi)?，你能不打我就佩服?！闭捎幸淮挝胰⒓訌V州市婦代會，三天沒在家，回家見雞毛撣在桌子上，他正在生氣，我問他怎么了，他說打孩子了，果然應(yīng)了我的話。

我們家的幾個孩子在校都是好學(xué)生，常有人問我們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孩子們說得對：“身教重于言教，父親對我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绷艘辉诩夷瑹o聞地工作，這是無聲的教育。偶然了一也會教訓(xùn)孩子幾句。例如有一次吃午飯時，11歲的女兒得意地敘說她昨晚如何沒買票溜進操場看電影。了一聽了，板起臉嚴厲地說：“五分錢就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從此女兒決心永遠不貪小便宜了。還有一次，了一突然揪起兒子就打，原來因為孩子說了一個臟字，嚇得孩子不敢再罵粗話了。幾十年里，他只打過兩三次兒子，從來沒有打過女兒。

了一在“坐冷板凳”之余，興趣愛好很多，下棋、橋牌、骨牌、京戲、電影、歌舞、話劇、音樂……樣樣喜歡，最喜歡的是游覽名勝。記得五十年前，我們曾騎著毛驢去逛八大處，每個月我們必乘校車進城聽一次京戲；四十年前，我們曾在越南海防市洶涌澎湃的海邊散步；三十多年前，廣州中山紀念堂的音樂會曾使我們陶醉；二十多年前，我們一家七口曾分劃兩條小船，悠然自在地在昆明湖上蕩漾；幾年前了一82歲時，還由全家十幾人簇擁著登上萬壽山，84歲時還冒雨登上了黃山！

五、受盡折磨

了一一向忠誠老實。1952年他就向組織講清了1948年至1951年曾受聘為嶺南大學(xué)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事，沒想到這件事竟成為他歷史上的“污點”，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所謂“顧問委員會”，是嶺南大學(xué)校長陳序經(jīng)建議校董會成立的，由五人組成，除校長陳序經(jīng)外，還有富倫（美國人、理學(xué)院院長）、馮秉銓（教務(wù)長）、伍銳麟（總務(wù)長）和了一（文學(xué)院院長）。嶺南大學(xué)是美國基督教會創(chuàng)辦的，實權(quán)在美國人手里。據(jù)了一說，開會討論的都是校長交議的較重大的行政事項，如聘任、人事變動、學(xué)費金額、住宅分配等，該會只對校長負責(zé)，對外不負責(zé)。除了一外，其余三個中國人都是留美的，因此開會都用英語。了一英語會話水平不高，在顧問委員會中不起什么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了一又一次如實地“交待”了他的“問題”，特別是對曾代替嶺南大學(xué)校長參加一次所謂“梅花村會議”一事做了詳細“交待”。這個會是在解放前夕代校長去出席的，了一到會以后才知會議內(nèi)容是反動的，且有一個從外貌看像報紙上蔣介石相片的人參加，但沒講話。幾十年前的事了，了一盡量回憶。但追查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細，有些細節(jié)了一實在回憶不起來，苦悶極了！他在一篇日記中寫道：“的確，我講不清楚。顧問委員會討論，向麥克米倫匯報八點，我一點也說不上來！只怪我太不留心記憶了！當時聽不懂就算了，現(xiàn)在說一切想不起，很難取信于人！怎么辦？我沒有辦法！想不起就是想不起，不能說謊！”

1966年8月27日下午，突然間，清華大學(xué)和北京大學(xué)的“紅衛(wèi)兵”由我們的兩個女兒（一個在清華、一個在北大）帶領(lǐng)來抄家，從此她們宣布和我們斷絕關(guān)系，并且把兩個弟弟也帶了去。了一在日記中說：“二小時之間變化如此之大，殊為痛苦不堪！”從此，家中只剩下了一、我和我的一個老姐姐，我們心中的悲傷無法形容！對女兒的“造反”，了一沒有怨言，只怪自己受舊思想影響太深，只怪自己沒有“改造”好。

“不理解也要理解”，了一更努力地學(xué)習(xí)毛主席著作，他的“紅寶書”里滿是圈圈點點，有的還有眉批。他像研究自己的語言學(xué)那樣研究著，希望能從中找到答案，爭取早日“脫胎換骨”、為人民服務(wù)。

但是日子卻越過越苦了。我每天出去開會學(xué)習(xí)，他每天去勞動、挨斗。他咬著牙干他力所不能及的重體力勞動，如搬煤、抬石頭等，回到家來從不叫苦叫累。有時受到路邊不懂事的孩子打罵，回家也從不訴說，怕我難過。一次，他和李賦寧教授一起抬石頭，李先生把輕的一頭讓了一抬，他自己抬重的。有個孩子戲弄他們，叫他們來回抬，李先生氣憤地趕走了這個孩子。這件事他回來告訴了我，他對李先生非常感激。

我家被抄了十幾次，所有存款和值錢的東西都被抄走，書籍全部被查封，稿子也抄走了！我的老姐姐腿拐，眼睛又看不見，抄家時只聽見樓上樓下亂響，被嚇出病來，三天就去世了！我把眼淚咽在肚子里，不敢向了一表露，以后我們更寂寞了。

有一天，我們的大兒子緝志來了，我們很驚奇，問他：“你不是脫離關(guān)系了嗎？怎么回來了？”他說：“我回來看看你們，我只是贊成他們（指弟妹們），沒有參加他們的行動?！贝撕笏；貋?，我們得到莫大的安慰。

后來，了一集中住到“勞改所”去了，每星期日請半天假回家洗澡。我給他煮一碗面條和一個雞蛋，以補充一點營養(yǎng)，但不敢多給他吃，怕回去吃不下晚飯挨斗或挨打。了一受苦受累甚至挨打受罵都能忍受，最受不了的是莫名其妙的侮辱。有一次拔草，“紅衛(wèi)兵”指著一種草問他：“這是什么？”他說：“不認識。”這個“紅衛(wèi)兵”嘲諷地說：“一級教授連這都不認識！這叫半夏，是中藥！什么一級教授！”回到家里他傷心地對我說：“我一級教授又不是自封的，我沒學(xué)過中醫(yī)，沒學(xué)過藥物，怎能認識中藥呢？”事有湊巧，一年后我的小兒子病了（這時他的姐姐們已離京工作，不能管他了），醫(yī)生開的中藥中有一味叫“半夏”，買不到，了一興沖沖地說：“我知道哪兒有?！焙芸炀腿グ蝸砹?。我一看，這種草到處都有，怎么可能是半夏！他卻說：“怎么不是！因為我不認識它，挨過紅衛(wèi)兵的批，我永遠認識它了！”我仍然不信，就去請教校醫(yī)院院長和中藥店，他們都說不是！了一感到自己受到嘲弄，心中非常痛苦。

1967年6月18日是了一最難忘的一天。他在中文系挨斗，彎腰九十度，背上還壓著兩塊磚頭，達兩個小時，出門時后背挨了一拳，頭上挨了一鞭，邁了幾步就跌倒在地?！凹t衛(wèi)兵”變本加厲，用皮子包著的鐵鏈抽打他！他的眼鏡掉在地上，爬在地上亂摸，虧得后面有人（粉碎“四人幫”后才得知是朱德熙先生）替他撿起來。他邊爬邊喊：“你們別打了，我一定爬起來走回去！”回“勞改所”后，他吃了我給他隨身帶的白藥。星期日請假回來，我看見他手臂上紅一條、紫一條的血印，心疼得眼淚不斷地流，但又不敢讓他看見，以免他再難過。

后來我也受到牽連，被隔離審查了兩個月。當我被“解放”回家時，開門的是了一。我一愣，萬萬沒想到他在家。我問：“咦！怎么你在家？”他說：“托毛主席的福，我早就回家了！”兩人悲喜交集、默默相對，不知說什么好。這以后我們?nèi)匀蝗杖找挂鼓瑹o語，度日如年。

1968年學(xué)校大隊人馬去江西農(nóng)場時，了一去平谷縣勞動了半年?；丶液笏焯炫沃ぷ?，但不能，只好每天在中文系把報紙上歌頌毛主席的詩抄下來，別無他事。他覺得很苦悶。后來工宣隊負責(zé)人告訴他，很快能“解放”他了，他很高興。從此我們的日子好過些了。了一開始背著外人偷偷寫書，一聽到有人上樓，就連忙把書稿藏起來，免得罪上加罪。有一次，他失望地對我說：“這些書稿看來沒有希望出版了，只能當做遺稿收藏了?！?/p>

就在了一日夜盼望著“解放”時，突然收到一個同鄉(xiāng)來信，責(zé)問了一為什么介紹他加入國民黨而不告訴他。了一莫名其妙，回信說：“我自己不是國民黨員，怎么可能是介紹人呢？”了一遵守“凡是收到信必須上交”這條組織紀律，向領(lǐng)導(dǎo)上交了此信。誰知從此又開始重新審查歷史，一審又是幾年，而且總是逼他交待，逼得非常厲害。有一天，他痛苦萬分地對我說：“我已不能再顧孩子們背不背黑鍋了！”我一聽就明白了！我含著淚對他說：“還有我呢！我們好壞都要活。我有工資，我們可以苦苦地過日子，你不能瞎想?！彼犃瞬蛔髀?。從此以后，我寸步不離他。他轉(zhuǎn)三次車去工廠開門辦學(xué)，我送他一直送到廠門口。過了一些日子，我見他的情緒有所好轉(zhuǎn)，才漸漸放心。1973年春，他被“解放”了。

六、壯心不已

黑暗總有盡頭。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了一萬萬沒想到他“文革”中寫的書又可以出版了。他以從未有過的興奮心情對我說：“我想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寫下來留給后人！”

1977年初，他的體重突然減了20斤，褲腰小了4寸，健康情況不好。他感嘆道：“艱難黃卷業(yè)，寂寞白頭人。惆悵桑榆晚，蹉跎惜此身?！彼X得時間不多了，更加珍惜光陰，分秒必爭地著述，還招了5名研究生。

經(jīng)多方治療，1978年他恢復(fù)了健康。這年夏天，他登上了長城，對前途又充滿了信心。參加五屆政協(xié)一次會議回來，他寫了一首詩抒懷言志：“四害橫行受折磨，暮年伏櫪意如何？心紅不怕朱顏改，志壯何妨白發(fā)多！明月九天狂李白，鐵弓七札老廉頗。相期報國爭朝夕，高舉紅旗唱凱歌。”

1980年，在我們結(jié)婚45周年之際，了一書寫了一首詩贈給我：“甜甜苦苦兩人嘗，四十五年情意長。七省奔波逃獫狁，一燈如豆伴凄涼。紅羊濺汝鮫綃淚，白藥醫(yī)吾鐵杖傷。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年老鴛鴦！”這首詩使我很高興，不僅因為它表達了我們夫妻的深情厚愛，更因為從詩中我看到了了一的樂觀心情。

同年8月26日是了一80大壽。首都語言學(xué)界8月20日在政協(xié)禮堂歡聚一堂，舉行由葉圣陶、胡愈之、呂叔湘、葉籟士、周有光、倪海曙、季羨林、岑麒祥、周祖謨等先生發(fā)起的“慶祝王力先生學(xué)術(shù)活動50周年座談會”。了一感到當之有愧，心情非常激動。他在答謝詞中說：“自愧庸材無寸功，不圖垂老受尊榮，感恩泥首謝群公?！贝撕?，他訂了一個宏偉的寫作計劃，“還將余勇寫千篇”！

12月底，他應(yīng)香港大學(xué)和香港中國語文學(xué)會的邀請，赴香港講學(xué)。我給他穿上壓在箱底二十多年的西裝（他多年不肯做新衣服，有一次，他把藍色中山裝前襟磨破的地方用藍墨水涂了涂，去會見中央領(lǐng)導(dǎo)人），他神采奕奕，全然不像80歲高齡的老人！在香港講課之余，他還到各處游玩，日程安排得滿滿的，但他似乎不覺疲勞。香港之行使他增加了對生活的興趣，工作勁頭更足了。

左一為王力先生

1981年10月，了一又應(yīng)日中學(xué)院院長藤堂明保先生之邀赴日講學(xué)。在日本訪問期間，他看到國外對他的著作十分重視，對他十分尊敬，非常感動。他說，他沒想到東京大學(xué)藏有他的《中國音韻學(xué)》1938年第一版，沒想到他的《中國文法學(xué)初探》1940年出版，第二年就譯成了日文。他認為我們對自己祖國的語言更須加倍努力研究，否則也會“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的。為了祖國的榮譽，他日夜奮力工作。我理解他，盡量不去打攪他。每逢吃飯時間，總要三番五次地催促，他才肯放下筆。

年紀不饒人，了一的體力和精力都漸漸不如以前了。1985年初，他因十二指腸潰瘍住了18天醫(yī)院，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住院。痊愈后，我盡量給他補充營養(yǎng)，勸他多休息。1985年8月的一天，他步行去北大臨湖軒開會，忽然兩腿發(fā)軟摔倒在地。經(jīng)醫(yī)院檢查說是腦動脈硬化，給他開些藥物，要他多活動。這時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古漢語字典》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他已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完成這120萬字的巨著了，就把唐作藩、郭錫良、曹先擢、何九盈、蔣紹愚、張雙棣幾位請來商量，希望他們分寫。他們各自盡管都有許多工作，仍答應(yīng)了。了一感到欣慰。

了一很感謝山東教育出版社為他出了《王力文集》，在他85歲大壽時，他宣布捐獻該文集的全部稿費，作為語言學(xué)獎金。

1985年10月，他出席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的“漢語教學(xué)國際會議”，并作了簡短發(fā)言。頭天晚上，他失眠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失眠。此后，他身體越來越弱，每逢看病，醫(yī)生都說是腦血管硬化。我勸他不要寫大部頭書了，寫些小文章或?qū)憣懽詡鳎麚u搖頭。他的眼睛也越來越壞，子女們給他從國內(nèi)外買了各種放大鏡十來個，他都嫌放大倍數(shù)不夠。無論如何疲乏，他仍每天堅持工作，左手拿著放大鏡，右手握著毛筆，鼻子幾乎貼在桌面上，寫呀寫，每天至少寫三五百字！

1986年3月，他對我說：“我眼睛實在看不清楚，身體實在疲乏，今后怎么辦？”我只好安慰他：“好好休息，身體好些再寫。”

3月22日，全國政協(xié)開會，他執(zhí)意參加。誰知第三天他就發(fā)燒住院了。醫(yī)生先是說他上呼吸道感染，我以為他住院后可以徹底檢查治療，過些天就會好的。萬萬沒想到，他得了急性單粒細胞白血病，一去不復(fù)返了！他走得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悲痛萬分！

每當我走過他昔日的書房，總想看一看他的背影，總覺得他仿佛仍伏在陪伴了他幾十年的書桌上，依然一筆一劃認真寫著、寫著。聽到我走近，他依然回過頭來笑瞇瞇親切地問：“有什么事嗎？”……我擦擦眼睛，是幻覺嗎？不！親愛的了一，你永遠活著，永遠活在我心里，活在子孫后代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