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部頒《大學國文選目》論大學國文教材

民國二十九年夏，教育部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在北碚開會，經大會議決提前編選大學國文教材，并推定魏建功、朱自清、黎錦熙等六位專家負責編選。今年十月教育部頒發(fā)的《大學國文選目》就是六位專家工作兩年的結果。選目當另在本刊發(fā)表?，F(xiàn)在我們可以先就選目作一個簡單的統(tǒng)計。如以時代為標準，選目包括的文章計周秦兩漢共三十篇（占全部二分之一），魏晉南北朝共十三篇，唐宋明共十七篇（內有詩五篇）。如以類別為標準，計經十二篇，子七篇，史十六篇，此外集部雜著計論二篇，序四篇（已列史者不計），詞賦（連銘在內）五篇，奏疏（連對策在內）三篇，書牘二篇，雜記三篇，墓表一篇，總共六十篇。

六位編選專家都是國學名宿，而且都曾經在大學里擔任過多年的國文教學。茲事體大，他們編選歷兩年之久，斟酌去取之間，自然會煞費苦心。本人對國文既沒有下過多少工夫，一向又沒有教過大學國文，毫無資格說話，尤其無資格批評六位專家的工作。如果我貿然應允本刊寫一點意見的話，我的唯一的借口是專家和普通人的觀點常不相同，有時普通人的見解，因為不受某一專門學識的蔽囿，也很可以供參考。

看了那六十篇選目以后，我把所選的文章翻出來大致看了一遍，頗有一點感想。我這樣問我自己：假如我是現(xiàn)在的大學一年級生，讀過這六十篇以后，我對于國文能否達到選目所懸的水準呢？對這問題，我很茫然。我因為受過十年的私塾教育，到初進大學時，重要的經史都已讀過，所以這選目中的文章有一大半我在那時都已相當熟悉，于是我又換一個方式自問：那時候這些文章在實際上對于我有多大影響？對這問題我倒有些把握可以回答：我記得很清楚，在初進大學時，我讀得最多的是兩漢以前的著作，可是我最感覺得益受用的倒不是那些經子騷賦而是一部分史傳和寥寥數(shù)百篇唐宋人的散文。從那時到現(xiàn)在，二十多年間我也還不斷地翻舊書看，我也很明了群經諸子與楚詞漢賦的文章真茂美，拿唐宋文來比，真是小巫見大巫。可是到現(xiàn)在我還不敢說，我在寫作方面可以從《易經》《書經》《莊子》《離騷》之類大文章中得一點力。

這并非說，這些名著在其他方面對于我毫無用處，文藝欣賞本身就是一種修養(yǎng)，何況它們于供欣賞之外，還幫助我了解古人的學術思想和生活狀況？但是這些作用是否為大學國文教學的主要目的卻大是問題。依我的愚見，大學國文不是中國學術思想，也還不能算是中國文學，他主要地是一種語文訓練。如果這個看法不錯，部頒的大學國文選目似還有商榷的余地。就大體說，兩漢以前的文章選得太多，唐宋以后的文章選得太少；他著重史傳敘事文是一大特色，不過十六篇史傳再加上三篇左傳，幾占全部三分之一（如論篇幅超過全部二分之一），似嫌過多，論著（經子不計）只有兩篇，書牘只有兩篇而且都是談論文章的。雜記只有三篇（《水經注》一段，《洛陽伽藍記》二段，而唐宋人作品如韓柳歐蘇的名作全不入選），在分量分配上都像有欠斟酌。詩本可不選，要選的話，只有李白《夢游天姥吟》，杜甫《北征》和《哀江頭》，白居易《琵琶行》，蘇軾《題煙江疊嶂圖》五篇，也不能示詩體大概。

把大學國文當作一種語文訓練看，編選教材必須顧到兩個重要的事實，第一是時間，在現(xiàn)制課程標準上，大學生只在第一年級共同必修國文，授課時間每周僅三四小時（連作文在內），國文以外第一年級還有六七種課程須修習，能夠用于國文一科的自修時間也極少。在有限制的時間之內，編選的教材必須精當，使學生讀著就能受用，不至囫圇吞棗。其次是程度。每年大學入學試驗中的國文試卷我們都可以見到，現(xiàn)在一般大學生的國文程度非常低下，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我們須因材而教，懸的標準不宜越高，選的教材必須有很明顯的規(guī)模法度可循，文字也不宜過于深奧。才吃乳的小兒就令他嚼肉骨，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把這兩個事實放在心里，我們編選教材時有一個先決問題：大學國文教學究竟應懸怎樣一個目標，學生修習完畢之后究竟應達到怎樣一個水準？我們已經說過，這不應該只是灌輸學術思想與文史知識。要研究群經諸子和史學名著，文哲史諸系設有專課，可供高年級生選習，不能擠在國文一科里去填塞。國文為現(xiàn)制文、法、理、工、農諸院一年級生共同必修就應有一個可以希望文、法、理、工、農諸院學生都能達到目標。這目標也并不難找。既是一個受高等教育的中國人，他起碼就應有用中國文閱讀和寫作的能力，大學國文就應懸訓練閱讀和寫作兩種能力為標準。不過這兩種能力有深有淺。就閱讀說，中國古籍深奧難讀的很多，國文專家也不一定都能把任何古書讀得透體，據(jù)一般經驗，繼續(xù)閱讀，繼續(xù)進步，日積月累，閱讀的分量愈多，閱讀的能力亦愈強。我們不能希望大學生對于這須循序漸進的工作可一蹴而就；我們只能希望他們有借注解而讀群經諸子，不借注解而讀兩漢以后散文而略懂其大義的能力。至于寫作也有高低等差，我們不能希望一般大學生能寫高深古雅的詩詞歌賦和古文，能固然好，不能也無妨；我們只能希望他們能用淺近文言或國語寫公私信，做學術論文，敘述時事或故事，描寫眼見耳聞的人物，寫得辭明理達，文通文順，我們所懸的大學國文教學的目標不應低于此，也不必高于此。

在這兩種能力之中，寫作比閱讀還更重要。這有三個重要理由。第一，一般人如理工農諸院的畢業(yè)生在事實上閱讀古書的機會不多（這并非說，他們無須讀古書），但是他們都必須用中文發(fā)表思想，至少也須能寫一封通順的信。就目前實際情形說，大學畢業(yè)生能夠寫一封通順的信的人并不很多。這缺點必須趁早補救。其次，就一般經驗說，對于寫作有濃厚興趣的人對于閱讀也自然有濃厚的興趣。不知寫作甘苦的人縱然多閱讀也大半不能深入。自己多寫作，對于旁人的作品決不會輕松放過。所以訓練寫作即間接訓練閱讀。第三，大學專門課程甚多，用中文的課程大半都可以訓練閱讀，只有寫作一項必須在國文課程中才可以徹底研究。目前，一般學校對于國文偏重講解閱讀，作文在名義上兩周有一次，實際上往往一學期只作幾次。學生敷衍塞責，教授也不能細心批改，這是一個極不合理的辦法。

要訓練寫作能力，我們須把兩個不同的路徑分清，一是立本，一是示范。立本就是打根基。這可分深淺兩層說，就深一層說，立本是積學蓄理，蘊于中者深厚然后發(fā)于外者豐腴，從前人作文所以貴能熔經鑄史。就淺一層說，立本對于語文的聲音訓詁和語句的組織樹立基本的知識，使用字不至不妥，行文不至不通。換句話說，小學和文法是文章的基礎，要習寫作，必先把這基礎奠定。至于示范則純從文章的規(guī)模法度技巧諸方面著手，精選模范文若干篇，使學者熟讀爛嚼口誦心惟，從里面討些訣竅，到自己臨文時，知道意思如何剪裁，段落如何劃分，局勢（如上下承接，前后呼應，輕重勻稱等）如何安排，句如何造，字如何用，聲調如何抑揚頓挫，立言如何得體。立本和示范本也可相依互用，但立本側重文章背面的普遍修養(yǎng)。示范是說文言文，使光華可以煥發(fā)。立本是求有話可說。示范是研究如何把話說得出而且說得好。很顯然地，國文在一年的短促期限里決談不到立本。立本是大學以前的事和大學本科諸專門科目的事。我們決不能希望在寥寥數(shù)十篇模范文中求立本。但為示范起見，如果選得精，講得好，讀得熟，習作得勤，寥寥數(shù)十篇模范文就很可夠用。文章的內容盡管千差萬別，作文的道理則說來說去都不外理明辭達，文從字順。俗語說得好，“一通百通”，能做一篇好文章，就能做無數(shù)篇好文章。在大學里時間和精力都只允許側重示范，而實際上一般大學生沒有以文章為千秋事業(yè)的必要，也只須側重示范。既然是示范，就須適合學生程度。就目前大學一年級生的程度說，過于古奧的文章實在是高不可攀。在其他方面，盡管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在練習寫作方面，“畫虎不成反類犬”，倒不如取荀于“法后王”的意思。秦漢文章除《孟子》《左傳》《史記》《漢書》以外，大半絕對不可模仿。比較易模仿的還是唐宋以后的文章，因為規(guī)模法度比較明顯，技巧比較淺近，就大體說，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所示的路徑是很純正而且便于初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