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科技發(fā)展、科學幻想與“人造人”

科技從興起到如今被人類如此依賴，也只是近一百年來的事。從廣義上來說，科技蘊含了科學與技術兩大概念?？茖W是為了探究宇宙與大自然的結構以及運行規(guī)律的學科，更具有理論的抽象性；技術則是為了解決某個工程或某一事物的實際問題，更具有目的性與操縱性。自從三次工業(yè)革命以來，人類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標志是蒸汽機的發(fā)明，從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蒸汽機的使用推動了其他工業(yè)部門的機械化與熱力學等科學的發(fā)展。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電磁學理論的發(fā)展推動了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人類從機械化時代正式步入電動機等電氣化時代。二十世紀的第三次工業(yè)革命便是信息技術革命，主要包括電子計算機、微電子技術、原子能、航天事業(yè)等。這次技術革命帶給世界的震撼力不言而喻，它的影響力遍及歐美等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隨后很快遍及其他國家的科技領域。二十世紀，科學逐漸指導著人類生活，甚至支配著現代生活。當代的科學與技術密不可分，深刻地影響了人類文化的價值觀及其倫理規(guī)范，無論在日常生活、藝術抑或戰(zhàn)爭中，科技無處不在?，F代的學校也早已把物理、化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物學等學科列入必修課程，將它們與人類生活相結合，在判斷真理、學習知識的同時給予人類深切的人文關懷。

如果我們退回至幾百甚至幾千年前的“前科技時代”，人類對自然現象與自然規(guī)律尚缺乏科學判斷的能力，當時只能借助神靈來解釋各種現象。于是，神話等奇幻色彩濃重的傳說便開始流傳，巫術、魔法等也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文化現象。古希臘神話志怪中有許多半人半獸的形象，比如蛇發(fā)女妖美杜莎、獅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森林之神半人半羊的薩迪爾等，他們都與科幻小說中的人造人或人造怪物有相似之處，表達了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想象和描寫。文學的原型“是自從遠古時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在人類最初的原始社會已經形成，并由“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經驗長期積累”，因此，無論在何種文化或社會背景中都可能出現相似或相同的意象。然而，神話傳說畢竟缺乏科學根據和科技因素。神話與科幻的不同之處在于，在神話世界中，神魔、巫術、巫師的權力至高無上，統(tǒng)治著一切，而科幻小說是基于科學規(guī)律發(fā)展而成的，科幻世界中的統(tǒng)治者依靠的是科學知識與技術控制，摒棄了巫師與咒語?？苹梦膶W成為發(fā)端于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是科學和未來雙重入侵現實的敘事性文學作品。

一、科技與科幻的關系

西方的科學進步與技術革命為科幻文學提供了靈感來源，自工業(yè)革命以來，現代化成為社會變化的主流，科幻文學用自己特有的敘事方式，描述并參與了這一宏觀的社會變革?？苹门c科學相輔相成，科幻新奇超前的想象給科學帶來了挑戰(zhàn)，而科學也為科幻增添了嚴謹性與可信度?？v觀西方科幻小說近兩百年的歷史，可以發(fā)現，幾乎所有作品都基于社會生活及科技發(fā)展，探討了文學與社會、歷史、實踐的關系。三大技術革命，無一不推動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fā)展，也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倫理道德甚至思維模式。

科幻小說體現了科學與文學的關系，文學與社會緊密相關，文學能反映社會，卻又不僅是反映社會那么簡單?！翱苹梦膶W通過基本不同的敘事暗示出各種新的技術、社會、生物甚至哲學規(guī)范的可能性，而這種敘事反過來又陌生化了作者和讀者的經驗環(huán)境。”科幻小說的敘事內容離不開人類文明的現狀，它將過去和現在真實而確定的知識為基礎，借助對自然科學的深入理解，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事件進行現實推測和敘事?？苹米骷矣捎诮柚丝茖W知識進行試驗或想象，才使其作品不同于其他文學樣式，讓我們在疏離于現實環(huán)境的故事中認識到作品背后的寓意。

人類對技術的每一次選擇都深刻影響了科幻作家對題材的選擇，任何一部科幻小說都與它所處的時代緊密關聯，而且作家的想象力也不是憑空產生的，作品是與作家所經歷的事件以及自己了解的生活密切相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科幻小說與作家很難想象后現代、后工業(yè)時代的主題，或許有作家的作品中曾經預見過，因為科幻文學本身就帶有推斷和預測的敘事功能，從而進行教誨或警示。三十年代以后，科幻小說不乏對生態(tài)破壞、人口爆炸、核武器、空間殖民、天災人禍、社會非人性化、非人道主義的主題探討。二戰(zhàn)之后的科幻小說開始關注戰(zhàn)爭的殘酷性與政治的虛偽性，關注社會中的個人困境，反對專制對人的壓抑、對思想的操控。比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1945）、《一九八四》（1984，1949）等。五十年代后的西方科幻日益繁榮，它對應的是一個奇光異彩、追求解放、自由、風格的時代。太空時代、核武器時代、毒品時代、朋克時代、新新人類時代、電腦終端時代，等等。六七十年代后，新技術突飛猛進，1961年載人太空飛行成功、1962年通信衛(wèi)星發(fā)射成功、1964年發(fā)現類星體、1966年無人宇宙飛船登月、1969年載人飛船登月、1967年第一例心臟移植成功，未來的沖擊即將來臨?？苹米骷乙庾R到身邊的變化，以及新技術下的社會意義，他們用科幻作品想象并推斷出未來的模擬世界?？苹命S金時代的代表作家海因萊因（Robert Anson Heinlein）與阿瑟·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便是描寫宇宙星球的杰出作家，他們對外太空的幻想早于六十年代，甚至在四五十年代就創(chuàng)作過不少經典作品。

科幻文學并不總是向人們展示一個樂觀的未來，在技術與社會發(fā)展面前，人類除了消極地適應被自己發(fā)明的技術之外，已經別無選擇。如今，技術已經浸透現代人的生活、身體和思想，每個人都低著頭擺弄手上的電子工具，“人機一體”獨享個人空間，而周圍人已經不存在，可以被忽略。這是現代人的生活模式，這就是科學選擇時代的一種生活狀態(tài)，而未來更為發(fā)達的科技又將促逼人類進入怎樣的科學選擇時代，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就目前來看，技術不僅打破了人類傳統(tǒng)的人際關系網，而且還成為操控與駕馭人類的手段，人逐漸失去生命本應體驗的東西。人與人的交際模式改變，人不再需要面對面的接觸交流，各自在封閉的空間享受自我。交流可以由一個電話、短信、郵件、語音或視頻來代替完成，這也意味著人類的倫理空間有所變化。

強大的科技不僅改變了傳統(tǒng)人際空間的概念，也逐漸改變了人類倫理環(huán)境、倫理秩序與人的身份，就像“賽博朋克”（cyberpunk）代表作、威廉·吉普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漫游者》（Neuromancer，1984）的故事一樣。小說描寫了電腦控制的跨國企業(yè)集團和高科技文化構成的未來世界，使讀者體驗到了超現實的感覺。主人公凱斯是個網絡獨行俠，他依靠人工智能與軟件等高科技可以將肉體脫離意識的束縛，進入虛擬的賽博空間，在交感幻覺空間盜取信息。賽博空間不僅是核心敘事空間，也是主人公凱斯的虛實記憶、建構記憶以及人工智能虛構記憶的表征載體。雖然小說的非自然敘事挑戰(zhàn)了讀者的認知，卻將記憶呈現于虛擬網絡，聚焦于諸如身份焦慮、自我認知、情感人性等現實主義問題。這種新型寫作反映了社會變化，以及讀者對“控制空間”“虛擬現實”等社會問題產生的焦慮與悲觀。同時，它也探討了人類本身對自由的追求，控制空間本可為凱斯提供靈魂與肉體脫離的自由，但是他又淪為技術的奴隸，這就上升到對物質和精神的哲學思考以及對人類價值的終極關懷。當然，小說實際上并沒有否定科技進步，而是對技術的無限控制論進行了反駁。

科幻文學從電腦網絡時代進入了新的階段，使新的歷史時期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這類作品不受人物形象和道德規(guī)范的約束，讓讀者在閱讀中如同體驗新型電子游戲，游離于現實與虛幻的模糊地帶。從這個層面來看，科技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后，是技術選擇了人，人不得不被技術控制。由此可見，時代改寫了人類最初的自然改造，也改變了傳統(tǒng)的那些可以被設置、被利用的自然物本質，甚至連人也面臨著成為客體的威脅。

著名科幻作家、“黃金時代三巨頭之一”的阿西莫夫曾經說過：“影響是一把雙刃劍。社會影響著科幻小說，反過來也被科幻小說影響著……科學進步的概念變成了集體潛意識的一部分，因此，當科學事件來臨時（比如說登上月球），已經有足夠多的傳奇故事圍繞這個主題被創(chuàng)造出來了，從而使其能夠更好地為普通大眾所接受?！?sup>誠然，從二十世紀開始，科幻小說的變化反映了科技發(fā)展，甚至代表了科技發(fā)展趨勢。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科幻作家更多的是依據現有的情況做決定，構成了當時流行的“硬科幻”，當然也有科幻作家的作品呈現出了驚人的預見性，比如第一位職業(yè)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八十天環(huán)游地球》和《從地球到月球》等作品，就預見到了二十世紀潛水、宇航、太空等高科技的未來。如今，在這個光怪陸離的高科技時代，光靠科技現實作為敘事基礎是遠遠不夠的，預見未來成為必不可少的科幻成分，這就是“軟科幻”的魅力所在。而生物技術與基因工程將給人類帶來哪些影響，克隆人科幻小說會對我們有所啟發(fā)。

二、《弗蘭肯斯坦》和“人造人”題材的發(fā)展

人造人的愿望由來已久，縱觀東西方文明，無論宗教還是神話，都有人類渴求主宰自己命運的記錄。人造人的神話代表了遠古人類某種非理性的認知和某個民族的共同心理傾向，那些具有普遍性而深藏于各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透露了人類主宰生命的本能和夢想?？寺⌒g的技術原型和認知原型也可追溯到古代，在東西方文明各自的宗教與神話中都可得到克隆人的啟發(fā)或暗示，盤古捏泥人造人、女媧用黃土造人、藏族獼猴變人，交織著人類自我追問與實踐。人類造人的愿望與行為雖然體現了古代人類的蒙昧，但是與當今的克隆人技術有相似的地方。早在古希臘時期，人類就在探索人的本質及主體性問題，刻在戴爾菲阿波羅神廟墻上的那句箴言“認識你自己”也說明了人類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追問。但是那個時候人的主體性并不明確，人權是被神權所代替的。自從人類有了理性意識后，也從未停止過對生命本質的追問，“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疑問都隨著人類的生產實踐與發(fā)展而產生。

文學作品中也不乏關于“人造人”的敘事，早在中世紀英國伊麗莎白時期，戲劇家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在喜劇《修道士培根和邦格》（Friar Bacon d Friar Bungay，1591）中描寫了十三世紀煉金術士與玻璃器皿中人造人文學形象之間的關系。其中會說話的頭（brass head）、有生命的假人（golem）不僅是工業(yè)萌芽時的科學幻想，而且與后來文學作品中的機器人、賽博格、克隆人等新型人類主體性的哲學問題形成互文?！邦^”象征著人類倫理意識和認知能力，是人類智能化的意象，文學中早就對科技時代的人造人進行過前瞻性的思考。歌德的《浮士德》中也有“人造人”的故事，浮士德的學生瓦格納造出了一個放在長頸玻璃瓶里的透明“人造人”荷蒙庫路斯。但是這些人造人借用更多的是魔力而非科技手段，因此也就不被認為是科幻作品?？梢?，人類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改善自己，使自己能夠更好地生存與生活。

隨著人類科學的發(fā)展，“人造人”題材又被廣泛運用于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中，成為科幻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陡ヌm肯斯坦》體現了人類對自己身體改造的努力嘗試，這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人造人”科幻小說，它的問世以及后來的機器人、仿生人、賽博格等題材都表達了人類對自身改善與改造的渴望。但與機器人等題材不同的是，“怪物”主要由人體器官制造而成，標志著人類在技術面前可以神通廣大，甚至超越自己，等同于上帝神靈。雪萊夫人的幻想根植于工業(yè)革命的發(fā)源地英國，她所處的時代有幾個重大因素促成了第一部科幻小說的形成。首先是哥特式（Gothic）文學的興起，它是英語文學的一種樣式，起源于十八世紀，“哥特式小說作為文學樣式的出現，不僅受到當時新興小說的影響，甚至更受到前人詩學的影響，比如托馬斯·帕達爾（Thomas Parnell，1679—1718）的墓地詩歌”。其次，生物學的進步讓雪萊夫人大受啟發(fā)，當時意大利解剖學家路易吉·阿羅西奧·伽伐尼（Luigi Aloisio Glavani）在雷電暴雨的時候，用剪刀觸碰死青蛙讓其肌肉產生收縮。在這個過程中，他猜測生命中存在“生物電”，這個實驗讓雪萊夫人激動又興奮，再加上雪萊與拜倫之間關于醫(yī)學和電學的談話，讓她開始對科學產生興趣。最后，電學在英國的發(fā)展也是雪萊夫人創(chuàng)作怪物的靈感之源，她筆下那個15歲的少年由于看到閃電摧毀了一棵巨樹，便開始熱愛生命與電學。小說中用尸體制造的“人”與歐洲流傳的死尸通過電流坐立起來的傳說十分相似，“生命的電火花”被輸入人工合成的軀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雪萊夫人的父親威廉·葛德溫（William Godwin）本人受到達爾文祖父伊拉斯馬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進化論與動植物學的深刻影響，他的小說中同樣體現了無神論者的思想，因此，可以認為達爾文對科幻小說產生了強烈而且直接的影響。從科學的萌芽到歐洲啟蒙運動，西方逐漸改變了對待上帝的態(tài)度，逐漸將科幻視角轉向認識客觀世界、窺探人類生命的秘密，回到了那個最古老的問題：人類是怎樣產生的。

作為第一部以“人造人”為題材的科幻小說，浸淫在故事背后的是一種倫理恐慌。小說是一個雙重悲劇，既是怪物的悲劇，也是造物主的悲劇。怪物因為無法獲得人類對其身份的認同，希望弗蘭肯斯坦再為他創(chuàng)造一個女伴，然而弗蘭肯斯坦由于倫理恐懼而毀掉了成形的女怪物。從此怪物走上報復之路，殺死了弗蘭肯斯坦的未婚妻，這又導致弗蘭肯斯坦的復仇，最終與他怪物一起死在冰天雪地中?？梢?，小說圍繞怪物身份訴求這條倫理主線，同時又生出其他有待解構的倫理結，比如倫理選擇、怪物報復、弗蘭肯斯坦報仇等，但復仇終將導致毀滅，也讓人思考逾越人類認知底線的科學實踐是否合乎人類普遍的倫理道德。從內容上來看，這部最早的“人造人神話”始終圍繞著人造人對承認的追尋、對倫理身份的認同，而這個中心內容反映的正是人類千百年來對認識自己的自我追問，也是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母題。

《弗蘭肯斯坦》后來成為批評界炙手可熱的文本，小說圍繞醫(yī)學過失的主題，營造了一種悲觀的虛構色彩，這讓無數批評家就“哥特式”與“科幻”兩種樣式的完美結合進行了深入思考與探討。從主題上來看，這部小說實際上是針對科學發(fā)展及西方社會而寫出的文明與道德責任感的一種寓言。弗蘭肯斯坦最后的自殺證明了整個悲劇的始作俑者正是人類自己，我們不禁思考：科技的發(fā)展是否會改變人類，包括人自身的定義以及整個人類生存狀態(tài)與倫理秩序？人類是否會因為濫用科技而自我毀滅？英國科幻作家、科幻評論家布賴恩·奧爾迪斯指出：“弗蘭肯斯坦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涉及后盧梭主義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以及科學對那個社會的侵襲，人類的雙重本性，他所繼承的猿猴的好奇心給他同時帶來了成功和苦難……沒有希望和寬恕，只有對人的誤解以及對怪物那可憎的類人生命的誤解。知識沒有帶來任何幸福的保證?！?sup>可見，弗蘭肯斯坦的誕生預示著一個更為可怕的技術前景，人造人顛覆了人類從自然選擇至今的“人”的定義，帶來了身份困境與生存悖論。造物主成為科技異化的人，他的選擇產生了被物化的新型人類，從此主客體界限被打亂，人類從改造自然的主體變?yōu)楸桓脑斓膶ο?，這是人類發(fā)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

《弗蘭肯斯坦》的敘事模式促進了“哥特式科幻小說”（gothic science fiction）的興起。“哥特式小說”與“科幻小說”是一對矛盾體，前者通常圍繞一些無法解釋的現象，制造一種超乎自然、怪異恐怖的氣氛；后者更合乎規(guī)律和理性，即使一些技術是在遙遠的未來，也可以作為一種推理判斷。它們的區(qū)別構成了達科·蘇恩文關于科幻小說是一種“認知疏離”的核心理論，即哥特式文學偏于虛構，而科幻文學的合理性在于它通過虛構進行假設，又在嚴謹的科學上發(fā)展而成。如果將克隆人科幻小說當作哥特式科幻小說也不足為奇，因為“克隆人”既展現了生物科學和技術，又延續(xù)了哥特式的怪異、“復影”和懸疑。

作為與時俱進的科幻小說在現代文明與科技進步中呈現出不同的發(fā)展趨勢，其主題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便涉及不同的范圍，科技敘事、描寫和寓言都與各個時代相適應的。1921年，恰佩克的劇本《羅薩姆的萬能機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一經上演便轟動歐美，隱喻為“奴隸”的人造機器人從此成為科幻文學史上的重要母題，也為阿西莫夫的黃金時代奠定了基礎。這個戲劇實則是對資本主義的反諷，因為自動化使人類非人化，機器人就是人類的寫照，人類也成了麻木而喪失靈魂的機器人，這個主題也與早年著名電影《摩登時代》不謀而合。最后，機器人消滅了人類，成了統(tǒng)治世界的主人。這個擔憂與《弗蘭肯斯坦》有相似之處，它們所揭示的是恐怖背后的道德教誨。

在科幻小說的“機器人”時代，恰佩克就將人形自動機器設置為傳送帶上的大批量產品，從而取代了人類勞動。作者表達了深刻的憂思，機器使人喪失了人性，變得非人化。雖然機器人與《美妙的新世界》中批量生產的克隆人一樣，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創(chuàng)造了一個看似美妙的烏托邦，然而，機器人最終卻毀滅了人類社會。黃金時代三巨頭之一的阿西莫夫將機器人系列推向頂峰，他是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以機器人為題材的代表作包括《捉兔記》《騙子》《羅比》《捉拿機器人》《逃避》《證據》等，都收錄在《我，機器人》（I，Robot，1950）作品集中。而《我，機器人》在2004年拍攝過同名科幻電影，2015年第二部同名科幻電影即將上映，這也證明了阿西莫夫在科幻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阿西莫夫還制定了著名的“機器人三大定律”，這是因為以往的作品把機器人描寫為代替人類的科技產物，它們由人類制造又危害了人類，成為異類怪物的代表。然而，“三大定律”還是沒有擺脫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維護，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命令、不得傷害人類。而在《兩百歲的人》中，阿西莫夫并沒有把主人公機器人管家安德魯設定為一個奴隸，整部小說圍繞安德魯對人的倫理身份訴求，他學習人類穿衣遮羞，并且要求換取人類生物的大腦，以便破除機器人不死的神話。他意識到只有行為和思想被人類同化，才能接近人，最終他通過對死亡的倫理選擇，獲得了人類的身份認同。但是，在他的身份訴求中仍體現著人類的傲慢與主宰一切的決心。

隨著機器人題材的普遍運用，仿生人、克隆人、賽博格等其他人造生命體也離科學幻想不遠了。無論從科幻術語還是現實出發(fā)，阿西莫夫做出了一個重大貢獻，那就是理清了“機器人”（robot）與“仿生人”（android）的區(qū)別。2013年2月5日英國制造出了第一個仿生人，名為“雷克斯”（Rex），造價100萬美元左右。制造者利用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造假肢和器官所打造的仿生人擁有人工血液循環(huán)系統(tǒng)，以及人工的胰腺、腎臟、脾臟和氣管等，還實現了人工眼自動對焦的功能。然而，科幻小說已經習慣使用robot（機器人）的概念來與自然人相區(qū)別。阿西莫夫認為，一個android（人形機器人）應該是一個具有男性人類外形的人造裝置。android是由更接近人體組織的物質制造出來的機器人，而robot專指金屬制造的機器人。阿西莫夫是構想機器人與自然人共存的未來世界先驅者，他的“機器人系列”和“銀河帝國系列”慣用的敘事手法就是人機沖突、自然人與宇宙人的沖突。他的出發(fā)點更接近反烏托邦的構建，雖然物質文明高度發(fā)展，但人類精神受控于物質與技術社會，并沒有實現真正的自由，人的主體性受到重創(chuàng)。弗萊德·多爾邁在《主體性的黃昏》中提到現代主體性衰落的原因：一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占有性個體主義；二是以統(tǒng)治自然為目標的人類中心說；三是不包含交互主體性的單獨主體性。在阿西莫夫的小說中，自然人居住的地球環(huán)境惡化，人口爆炸，資源短缺，人類為當初的野蠻開采和物質生產付出了代價，只能向外星球殖民。而居住在地球上的自然人如今只能住在自己親手筑造的鋼筋水泥的鋼窟之中。人類在鋼窟中只能用機器人工作，但是地球人無法容忍將被機器人取而代之。外星球的宇宙人又不愿地球人入侵，給他們帶去骯臟與疾病，于是就控制著地球。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分子生物技術、基因遺傳工程等重大突破標志著日新月異的高科技，這是人類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耳蝸、鈦合金肢體、高分子皮膚等人造器官使人的機體得以全面升級，這也預示著科學選擇時代不僅能以技術對人形加以選擇或控制，甚至它會影響人類的本質，從而涉及“人是什么”的古老話題。1968年，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的科幻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就預言了仿生人與自然人共處的未來圖景。在敘事形式上，作品借助科幻小說在物理、邏輯和人力上的非自然敘事，營造了“不可能的世界”。在內容上，盡管小說充滿虛實轉換、記憶碎片、真假身份等“不確定性”元素，但始終將身份焦慮、情感困境、精神危機、主體救贖等現實問題與倫理訴求融入后人類語境中。小說將現實主義主題與非自然敘事形式交織互補，挑戰(zhàn)了讀者的認知，在人類與仿象的新型倫理關系中窺探了技術對社會、人性、倫理道德等方面的影響，體現著濃烈的人文主義關懷。

堂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特別注重科學與人文的密切關系。在她的論文集中（The Haraway Reader，2004），有大量的照片和繪畫與她的生物學、醫(yī)學、文學、人類學等研究相結合，將抽象的概念通過實例加以文化論述。她關于“賽博格”（cyborg）的著名論文《賽博格宣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者的女性主義》（“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對自我主體性具有顛覆性的解釋，“賽博格是一個有機的機器生物，是機器與有機體的混合物，是社會現實的生物，也是虛擬小說中的創(chuàng)造物”。在哈拉維看來，科技的工作就是文化生產，作為文化實踐的科技在主體與客體交際中，會展現所有的意義、身份、物質以及重要性。

現代技術發(fā)明了新的“人造人”，將人造器官、電子軟件、基因改造等產物與人類原有的肉體相結合，形成了新型的人機系統(tǒng)，打破了傳統(tǒng)的自然與技術、肉體與靈魂的二元對立模式。這就是人類開始進入人為設計的“自然選擇”或“生物性選擇”階段，是科學選擇的時代。奧爾迪斯說過，“科幻小說的基本動力既是進化論的，也是科技方面的”。人類經過進化是為了變得更完美，從生物角度看，人與獸區(qū)分開來，擁有人形；從倫理道德角度看，人類要修煉成行為合乎倫理規(guī)范的普遍的人，才能稱為完美的人。而現代科技對人的異化導致了個體困境，仿佛又回到古希臘神話那半人半獸的命題。哈拉維堅信人類處于一個人面獸身的分解區(qū)，她立足于科幻小說文本分析，“特別鐘情于流行文化與科學意象中的一切怪異、邊緣、妖孽、吸血鬼、克隆、非人非獸，以及走上科技尖端的有機機器人”，她宣稱，我們每個人都是機器人，實則是對科學選擇時代人與機器之間混合存在的隱喻，科學選擇時代的科幻小說就是技術影響下的社會關注，通常是認知寓言或預言。因而“賽博格”的新型人造人代表了一種在技術文化的語境中探尋生命內涵的新型寓言，同時也是預言，這種既存在又虛無的人造人形象成了后現代科幻研究的主要文本之一，也是諸如“機器戰(zhàn)警”“鋼鐵俠”等好萊塢大片熱衷的題材。

從文學角度來看，現代文學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等維度中描寫了人類面臨的荒誕，絕望、危機、毀滅、死亡等，這些都成為現代文學的主題關鍵詞。在未來更為發(fā)達的科學選擇階段，技術制造的“人”還算不算“人”？人類在科技環(huán)境中又將何去何從？回到科幻小說文本來看，對人的主體性、本體論的探討在科技高度發(fā)達的今天，更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話題，因為科技不僅改善了人類的生活，而且改變了“人”，從而引發(fā)了人類對科學、宗教與傳統(tǒng)價值的懷疑。

三、生物技術與克隆人

技術革命顛覆了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人”與“物”的概念區(qū)分也不再涇渭分明。《弗蘭肯斯坦》中“人造人”的故事已經不只是一個神話寓言，科學怪人之所以具有威懾力，是因為他證明了逾越工具理性和認知底線的科學足以反過來毀滅人類自己。“弗蘭肯斯坦”逐漸成為科技倫理的代名詞，即弗蘭肯斯坦綜合征（Frankenstein Syndrome）。人類對于“弗蘭肯斯坦綜合征”的恐懼一直存在，因為技術可以輕易地動搖人類根基?！叭嗽烊恕毙≌f所要表現的正是人類的終極追問，它立足于已有的技術基礎，記敘了科技對人的改造與創(chuàng)造，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歷險。然而，“科幻小說敘事絕不是表達‘好像真實的’或者‘不可能的’情節(jié)……科幻小說中的基本問題是探討想象的科學如何影響人的身份、人類欲望、意志和認知，以及人性的定義，即何為人，或人應該是什么樣的”。這也說明科幻小說中關于各類異類生物和新型生物體為何成為炙手可熱的題材，因為科幻文學始終無法離開人類而只作為純粹的幻想或某種科學知識的描述。

如今，我們正處于第四次技術革命時期，生物工程和基因干預技術是步入二十一世紀后的主流科技之一。早在二十世紀初，霍爾丹就預言了二十世紀后生物科學的某些方向，并指出“威爾斯（H.G．Wells——引者注）對科技問題的探討主要圍繞物理與化學，如今的科學興趣將聚焦于生物學”。雖然他的論述比真正的“生物大爆炸時代”提前幾十年，但是他預言生物發(fā)明會改變傳統(tǒng)的“性選擇”，而且能產生久遠的影響，并且對情感與倫理也將產生深刻影響。這一預言正好與“科學選擇”相對應，因為科學選擇可以顛覆傳統(tǒng)的自然選擇，用生物技術對人類生命進行重建。生物技術、醫(yī)學進步和基因工程的進步已經把科學選擇時代推向了全面發(fā)展，這股高潮正是這個時代的黃金期。人類的生命與生存本質已經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純粹的人、自然的人或生物的人。新的科學發(fā)展與觀念將再次改變人類的生活，人類進入了新的社會轉型期，這可能是人類發(fā)展進程中最能影響人類自身的一次革命。機器人、人工智能、電腦、義肢、芯片、DNA、基因等技術的發(fā)明與運用一方面標志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仿佛暗示著人類的未來。高科技的運用是否可以任意抹去人的外形，是否讓上帝消失？信仰全無了，人類就此成為造物主？

生物科學一直關注著兩個問題：一個是生命的起源與本質問題，另一個是生命如何進行繁衍，而這兩個問題似乎成為人類的終極關懷。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至今，日益強大的生物科學和基因技術將人類帶入人為選擇與設計的“自然選擇”階段，給人類生命本質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使人類處于第四次技術革命的科學選擇時代。生物技術直接運用到對人類的改造和創(chuàng)造之中，比如1954年于波士頓成功完成的器官移植手術，以及1986年轟動全球的由人工授精及代孕母親引發(fā)的“M女嬰”案件。其實，早在1938年，德國胚胎學家漢斯·斯伯曼就提出了動物克隆的設想。1952年，羅伯特·布瑞格和托馬斯·金對小蝌蚪的細胞核進行無性繁殖。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揭開了生命遺傳物質即DNA的雙螺旋結構的謎題。1955年，布瑞格和金的核細胞移除術被稱為現代克隆無性生殖研究的基礎。從此，科學界從未停止過克隆動物的實驗。除了牛、羊、老鼠、猴子、猩猩等已被克隆出來的哺乳動物以外，2001年1月，美意兩國科學家宣布，他們將嘗試克隆人。2002年4月，意大利人塞韋里諾·安蒂諾里宣稱世界上已經誕生了第一個克隆人。2002年5月韓國大邱市的“生物合成”公司也舉行新聞發(fā)布會，聲稱第一個克隆人將誕生在韓國。2005年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向世人提供了克隆人誕生的過程，但實驗許可只維持了一年。雖然克隆技術是一項驚世駭俗的高科技，能夠推動科研和醫(yī)學的發(fā)展，但是將克隆技術運用于人所帶來的倫理恐慌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它對人類的影響。

從克隆敘事來看，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克隆題材出自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它比漢斯·斯伯曼提出的動物克隆設想早出現了六年，可謂當時最先進的思想實驗。赫胥黎是著名博物學家T.H.赫胥黎之孫，家族世代對生物學都有所研究。早在《美妙的新世界》出版前一年，阿道司的哥哥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已出版了《我敢想什么？》（What Dare I Think？，1931），書中向讀者介紹了極端激進的概念，比如人種基因控制和改造，這既是“人造人”技術的警告，又為科學幻想譜寫了序曲。其中的細胞培養(yǎng)和嬰兒培育也是《美妙的新世界》中重要的議題，這部小說將克隆話題推向頂峰。《美妙的新世界》作為“反烏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余兩部是扎米亞京的《我們》和奧威爾的《1984》），自問世以來就向我們敲響了警鐘。構成書中“福特紀元七百年”之未來社會基礎的，便是通過基因干預技術制造出來的五個社會等級的克隆人。然而，書中描寫的克隆術不僅沒有帶來社會的穩(wěn)定，反而成為一種文明退步的反諷。克隆人如同“非人”的工具，不具有人類原有的理性，如機器一般毫無自由意志、像生產線上成批生產的編號產品。

實際上，早在《美妙的新世界》誕生之前，威爾斯的名著《莫洛博士島》（The Island of Dr．Moreau，1896）就與克隆人題材有一定的相似性，故事講述了莫洛博士因為殘忍的動物實驗被驅趕到無人島，自己又開始以島主自居，通過外科手術改造動物，生產半獸人。為了讓它們獲得人的身份，他訓練它們直立行走以便擁有人形，并且給它們灌輸人類的倫理意識，讓它們遵守人類的倫理規(guī)則。但最終半獸人恢復獸性，莫洛博士也被殺害。這個恐怖的故事背后的倫理與道德教誨與克隆人科幻小說的主題有許多重合之處，從“人造人”的身份引發(fā)出人類應在科技與倫理這對矛盾之間做出何種選擇的話題。

克隆人科幻小說預示了人際關系中的問題，基因工程與生物技術的研究帶來了被“復制”的嬰兒，技術成為制造噩夢的工具，“基因復制”就像用某種材料造人，很可能再次將人類變?yōu)楦ヌm肯斯坦式的怪物。同時，基因工程的發(fā)展與人類未來命運休戚相關，而科幻小說與人類歷史環(huán)境密切相關，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也體現了“文學本質是倫理的藝術”，即通過不同于人類社會常態(tài)的藝術加工與變形，探討作品背后的倫理與道德啟示。所以，科幻的重點不在于形式，而是通過形式能產生哪些人類共鳴，透過科幻對未知的構想，我們能夠看到倫理秩序的變化與眾多后果，科幻就是現代與未來的啟示錄。

克隆人科幻小說不僅是科幻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分支，也是科幻電影最炙手可熱的題材之一。除了最早的“人造人”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被拍攝為電影（《科學怪人》）以外，關于“克隆術”與“復制人”的電影或動畫片層出不窮，比如《蒼蠅》《第六日》《銀翼殺手》《星戰(zhàn)前傳II：克隆人的進攻》、改編自艾拉·萊文（Ira Levin）同名小說的《巴西來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1978）、《侏羅紀公園》《蜘蛛人》（一個克隆蜘蛛人的英雄形象），以及2012年好萊塢大片《云圖》（改編自大衛(wèi)·米歇爾的同名小說Cloud Atlas）等30多部影片?！吨┲肴恕分械目寺≈┲肴祟愃朴谥袊段饔斡洝分袑O悟空拔毫毛似的自我復制，他們的宗旨是行善除惡，符合倫理。除此之外，幾乎所有關于基因技術的電影都帶給人們震撼、困惑和恐慌，顛覆了傳統(tǒng)倫理道德觀，內容涉及身份、人權、世界危機、地球毀滅等。比如，令人毛骨悚然的《蒼蠅》中，主人公誤將蒼蠅基因混入人體，從而變成了“蒼蠅人”；《第九區(qū)》中的“蝦人”與地球人共存時，讓地球人感染了病毒，變成了長著“蝦手”的人獸混合體。這些形象與科幻小說中的異類生物不謀而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克隆人”的定義與“復制人”是有區(qū)別的，克隆人是由單細胞繁殖的，要經過孕育胎兒的過程，因此，像《第六日》（The Sixth Day，2000）這樣的影片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克隆人電影，因為被“克隆”的人立刻以相似的外形出現，這種“復制人”不等于“克隆人”，這是對克隆概念錯誤的表述。

世界上究竟有沒有克隆人，我們現在無從知曉，但是克隆人確實將人類關注的焦點再次帶入生命的本質，即“人是什么”“我是誰”等主要的古老命題。在科學選擇時代，人處于何種地位？帕林德認為“昨日的科學幻想已經變成今日的科學事實”，美劇《機器人心》（Almost Human）講述了2048年的人類社會，故事圍繞著大腦記憶、智能伴侶、智能警察、醫(yī)療義肢、人工DNA、克隆人犯罪等主題展開，我們再次看到了科幻小說里的內容與現實的碰觸，畢竟機器人、仿生人確實已經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技術將人類帶入了烏托邦抑或反烏托邦？科幻作品中所有的異形，包括烏托邦、怪物和不同的陌生人，都是人類的鏡像，那個迥然不同的國度也是他自己國家的鏡像。但是鏡子不僅能反射，還能變形。因此，認知疏離的寫作手法與陌生化的效果將科幻與現實維系起來，尤其是當科技對個人及群體產生異化時，這種基于“鏡子變形”幻想中的科技認知將具有更為獨特的意義。無論科幻作家對于技術持有樂觀主義態(tài)度還是悲觀主義態(tài)度，我們都不得不在享受技術為人類謀得的福利之余，開始擔心：人類的貪婪、無知、索取和殘暴讓技術開始操控人類，技術產物是否會替代人類，人類是否會被滅絕。

從240年前瑞士誕生的最古老的機器人，到現在由電子軟件、生物材料介入的人類，都標志著新時代、新人類的到來?？萍紝θ祟惾怏w與精神以及人類傳統(tǒng)生活模式的侵入已經不容忽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西方一些發(fā)達國家率先進入以信息化社會為特征的后現代時期，科學家們利用現代科技對人類進行設計、改造、美化以及技術模擬和構建，使技術與審美等最新理念相結合，形成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新群體，這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人造人”，他們是經過技術加工的產物，而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純粹的生物人或自然人。另外，在最近的國外科技報道中，有一篇題為《超人類將改變一切》的文章中引用了“超人類”（transhumanism）的概念，文中指出，人類的全部意識和性格將被復制，并移植到計算機中。人的肉體會消失，但人的大腦會通過與科技的結合——電子化，而實現永生。機器不再作為外部支撐，而是你身體的一部分，拼湊成完整的你。這將是人類全新的存在方式。同時計算機高效的編程能夠完美掌握一切技能，突破人類大腦的限制。仿生學、超人類主義將是人類進化的終結，是有血有肉的人與鋼鐵和前沿科技的完美結合。而這個科學研究如果作為科幻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核心仍然是關于人類的本體論和主體性，體現了人類的終極關懷。

縱觀人類進化過程與歷史變遷，“人”的本體論意義逐漸發(fā)生改變，尤其是在科技發(fā)達的今天，人的外觀和內部都可以通過技術介入而使原來的人發(fā)生變化，甚至任何脫離載體的信息與思想都可以將其視為“后人類”。因此，科學選擇時代的“科學人”應運而生，在科學選擇階段，人類正在或即將通過選擇科技改變自身，使人類轉變?yōu)榧润w現科技因子，又具有倫理意識的新型人類。在這樣的新型倫理環(huán)境中，“科學人”體現著生物技術、電子技術、智能技術、醫(yī)學技術等各種科學技術雜糅的身份與屬性——他們是科學選擇的產物，是科學選擇時代的新型生命形態(tài)，是人為選擇的結果，亦是時代賦予的人類身份。

第二節(jié) 克隆人的身份——一個斯芬克斯之謎

一、克隆人的先天身份：“科學選擇”的產物

關于克隆人的爭辯涉及倫理、法律、醫(yī)學、宗教等眾多領域，而克隆人科幻小說從一開始就是圍繞技術與倫理這兩個關鍵詞進行構思的。在經典之作《人的復制》中，作者羅維克引用了科學家們大量而真實的辯論案例，小說開篇就提到諾貝爾獎得主、遺傳學家喬舒亞·雷德貝格博士的擔憂，“它把人類推到了一場進化上的大騷亂的邊緣”。小說只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標題為“道德”，第二部分標題為“技術”，這兩個標題集中體現了克隆敘事的核心內容。目前，克隆人科幻小說已不僅僅局限于英美國家，因為克隆問題不只是西方的問題，更是全球性的問題?！度说膹椭啤愤@部經典的克隆人科幻小說反映了絕大多數克隆敘事中的焦慮，圍繞無法解決的身份問題體現作家對科技的悲觀主義。從現有的克隆敘事來看，沒有作家明確表達對克隆人技術的贊美，小說總是帶給讀者對克隆人技術的倫理判斷與思考。

克隆人科幻小說預示了這樣一個未來圖景：自然選擇與進化論被顛覆，人可以出于不同目的使自己永生不朽，人類祖祖輩輩會一模一樣而不再具有多樣性。在這種新型的倫理環(huán)境下，自然人與克隆人各自承擔何種社會角色與責任？克隆人本身是不是人？或者說，克隆人從誕生之際就刻上了“復制”二字的烙印，不會擁有屬于自己的命運，就像在《我是克隆人》中，克隆人絲麗伊憤怒地吶喊：“我只是一個不完全的活物，一個單獨無法生活的克隆。我還小的時候，一個撒謊的仙女詛咒了我。她的咒語是：‘你是我的生命！’”（46）克隆人作為“復制品”，與自己的原型之間是何種關系，成長步入社會后他/她是否被一如既往地視為“他者”？這都是由克隆人的身份不明而導致的困境，如何定義克隆人的身份成為最難的問題。身份的本質是指誰是什么樣的人，由于身份才使世界各地的人有差異、標識和稱謂。一個人的倫理身份可以是客觀的、先天擁有的，比如貴族、王子等；也可以在后天獲得，比如教師、律師等。身份制約著一個人的行為規(guī)范，因為不同身份的人在與人相處時要遵守與自己身份相適應的行為準則。身份的變化可以導致倫理秩序的變化，因此，克隆人作為科學人，并非人類倫理環(huán)境中的主體，與人類社會的制度、倫理規(guī)范、倫理關系等沖突，從而加劇了倫理困惑與混亂。

克隆人的先天身份在于“克隆”二字，簡而言之，克隆人是不經過兩性細胞結合而直接繁衍的后代，就是無性繁殖的人。從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來看，“性選擇”，即動物的繁殖行為是自然選擇的中心。當自然界中的一種性別動物通過競爭挑選異性個體交配時，就會產生性選擇。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達爾文詳細地論述了低等動物與高等動物都存在性選擇，以便繁衍后代。比如男性與其他雄性動物一樣，往往擁有好斗的天性與較強的戰(zhàn)斗力，選擇美麗的女性生育后代。因此，從人類三次選擇的生物性選擇階段來看，克隆人是非自然的產物，因為他們的誕生不是基于“性選擇”，不是由兩性結合生育的自然人，是人為改變自然選擇進化過程后的結果。但是，克隆人又不同于機器人或科幻作品中半人半獸的生物，他們具有血肉之軀，在外形上與自然人一模一樣。

克隆人的先天身份所導致的最直接問題便是血親關系的顛覆，這也決定了他一出生就是自然人社會中的“他者”。“科幻小說主要圍繞不確定的自我與意想不到的他者之間的相互滲透，以及跨國界的科技語境之下可能出現的世界。這種稱為‘不合時宜的他者’而逐漸出現的社會主體就住在這樣的世界中?？苹眯≌f中推測的未來、科學幻想、推測性虛構——成為恰當的標志，引導探查作為復制技術的人工產物，并且造成不合適的、不適應的，或者被抗拒的某物。”哈拉維的論述實際上指明了克隆人是被抗拒的他者，其核心仍然圍繞克隆人的身份難題，從而陷入與自然人共存中的倫理難題。在《人的復制》中，羅維克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寫克隆人技術，使讀者被這“誘人”的技術所吸引，然而誘惑往往伴隨著危險?！白优透改傅年P系將被混淆，更不用說每人個體的價值”（39—40），這是小說中所有反對者的基本態(tài)度。無法定義血親關系就使克隆人這種“被抗拒的”“不合時宜”的他者陷入被解構的關系論中，即“一個衍射而非反射/反映的關系中，這種強大的關系可以超越主導控制”。這也意味著克隆人作為單獨個體生命的基因衍生物，首先會動搖人類最基本的人倫關系，從而加速倫理關系的變化與倫理秩序的顛覆。

《人的復制》這部以第一人稱敘事的小說很難讓讀者分辨故事的真實性，因為作者本身既是生物學家，又是科幻作家，他本人又宣稱故事是真實的。百萬富翁莫克斯找到作者羅維克，要求他物色幾個醫(yī)生，以無性生殖的方式復制自己，使之成為其子嗣繼承遺產。傳統(tǒng)的自然選擇結果是指“性的結合所產生的子代，而且只有這子代，成為他和她的親人，而大自然在不倦地尋求著，總是在選擇，進行著雜種優(yōu)勢的賭博”（30），而既然是賭博就會有風險。如今，人類可以通過技術主動地選擇進化過程，就像《我是克隆人》中絲麗伊對克隆人技術的諷刺：“從一開始就具備良好的遺傳基因，而且完全排除了基因賭博，排除了任何偶然性。不會出現空白彩票的，絕對是全贏！”（10）莫克斯將賭注押到了基因遺傳學上，他的倫理選擇體現了他的自私欲望，使自己完全成為操縱技術的造物主，“按照他的觀點，人類區(qū)別于其他各個物種的，就在于人能夠自覺地不斷地改造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同樣，在莫克斯心目中，無性生殖是一種完全自然、完全人道的可行的方法”（18—19）。然而，他的觀點表面上符合馬克思所說的人在“人化的自然”中體現其本質，可以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實際上是對人類本體論的徹底拋棄，選擇克隆自己已經挑戰(zhàn)了人本身的認知極限。

羅維克作為莫克斯選中的實驗技術人員，在面對倫理選擇時，他一方面滿懷期待地進行科學實驗，希望自己成為現代的普羅米修斯；另一方面他擔心反對者們對克隆人技術的倫理質疑，“面對著一個該不該做而不是能不能做的問題”（37—38），同時，他又與生化學家、倫理學家利昂·卡斯（Leon R．Kass）持有相同觀點，即“無性生殖的人可能要遇到一場嚴重的身份混亂，要區(qū)分自己與其供體十分困難……一模一樣的人所面臨的身份問題，某些人會由于弄不清他是‘兒子’或‘父親’而感到很為難”（47）。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引用了不少生物學家、哲學家、倫理道德學家的文獻，卡斯不是小說虛構的人物，他曾明確反對克隆人技術，認為那是不道德的，會引發(fā)一系列問題，“有計劃有程序地克隆人類實際上就是使人喪失人性”。

卡斯不僅指出克隆人的先天身份造成血親身份混亂，還指出心理上的不良后果，“無性系的身份已失去，它給了供體”（48），他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不被人為地取消基因型的獨特性，而別人的復制品生來就被取消了獨特性?？ㄋ沟膽n慮上升到了另一個層面，即人能否被復制。雖然不少學者將西方文論中的“clone”一詞翻譯為復制，但是克隆人與復制人的意義并不相同，復制人會產生歧義，即人的外形與思想都可以被復制，包括人的生物性復制和社會性的復制。而克隆人指明了先天身份，他只是母體基因被“復制”而產生的人，即由人工的無性生殖誕生的人。人的身份與倫理環(huán)境密切相關，“克隆人”是還未融入倫理環(huán)境中的先天身份。

克隆人的先天身份強調了一種與自然選擇相悖的技術，開辟了人類繁衍生命的新途徑，正如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中所描寫的那樣，“以前一個受精卵只能生成一個人，現在能生成九十六個人”。通過復制一個成熟的細胞，創(chuàng)造一個具有同樣遺傳基因的人，從而使人類取消了傳統(tǒng)的胎生，并且從胚胎發(fā)育過程中培養(yǎng)出ɑ、β、γ、δ、ε五大“種姓”，分別代表不同的社會階級與勞動分工。然而，《人的復制》卻提出了一個警告：“一個被無性繁殖出來的人可能造成延續(xù)幾十年或幾個世紀的生物學的倒退。”（10）關于“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就成為克隆人科幻小說中的一個主題，正如岡恩教授所言，科幻小說“可以把故事設想在過去、未來或者某些遙遠的空間，它關心的往往是科技的變化。它設計的通常是比個人或者小團體更為重要的主題：文明或種族所面臨的危險”。因此，克隆人這種科學選擇的產物代表“進化”還是“倒退”，這不僅是無性生殖技術探索的范圍，更是科幻小說的潛在功能，讀者需要在故事框架和戲劇性沖突中尋找答案。

二、“我是誰”：“科學人”的倫理困惑

哈拉維指出，科技已經突破了三個界限，一是人類與動物的界限，二是人類與機器的界限，三是物質與精神的界限，而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突破后會產生新的主體。雖然哈拉維認為新的主體可以超越種族、性別、階級等各種傳統(tǒng)身份認同中的矛盾沖突，而且科幻小說也模糊了科學事實與文學虛構之間的界限，但是在一個多元的模糊的主體概念下，克隆人這種新型人類仍會帶來新的倫理困境?！皞惱砝Ь持肝膶W文本中由于倫理混亂而給人物帶來的難以解決的矛盾與沖突?！?sup>而“倫理混亂即倫理秩序、倫理身份的混亂或倫理秩序、倫理身份改變所導致的倫理困境”。打破傳統(tǒng)主客體二元對立后的新型身份制造了倫理混亂，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難題，這也是克隆人科幻小說急需探討的問題。

“我是誰？我究竟是什么？我又從何處而來？向何處而去？”這是反復盤旋在弗蘭肯斯坦腦海中的問題，同樣也是當代人造人、科學人的質問。雖然在《弗蘭肯斯坦》中，怪物渴望擁有父母和家庭的親情，但是在眾多克隆人科幻作品中，未來社會的家庭概念是被抹去的，由于克隆人本身已經違反了自然規(guī)律，那么，以性選擇的自然選擇法為基礎的家庭反倒成為一種禁忌，也就是說從克隆人誕生之際就意味著傳統(tǒng)的血親觀念不復存在?！睹烂畹男率澜纭分袑懙溃骸凹摇獛讉€小房間，一個男人、一個隨時受孕的女人和一群不同年齡的娃娃住在一起，擠得透不過氣來。沒有空氣，沒有空間，是一個消毒不徹底的牢房：黑暗，疾病，臭氣?！保?1—31）而在《遲暮鳥語》中，主人公馬克渴望逃離克隆人群體，重回傳統(tǒng)自然人類的社會模式，最終帶走了若干克隆女性，組建由男人和女人、父親和母親構成的核心家庭?？梢姡寺⑹滤w現的克隆人對傳統(tǒng)倫理關系的顛覆、對核心家庭的否定、對人倫關系的扭曲將動搖整個人類社會與文明，而這些問題之根本是技術異化之后被消解了的“人”的身份。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說中經常圍繞“我是誰”的困惑進行敘事，體現了作者關于克隆人身份的焦慮。

克隆人面臨的倫理困惑首先來自其對自我的認知。在《人的復制》中，作者和生物學家都提到，一個人的外貌“是我們個性最起碼的象征”（48），外貌的差別加強了自我感，有助于在自己與其他人身上探索共性、差異性和屬于自己的個性。當一個無性系中有幾個成員時，“無疑威脅著每個人的自我感；一個無性系中有兩個成員時也是如此”（40）。這也是小說《無性人》中體現的技術擔憂，相似性消解了人類的自我存在感，使技術異化后的人類世界處于風雨飄搖的境地。克隆人的先天身份決定了他們像“雙胞胎”一樣，擁有相同的外貌，這便從外觀上增加了個體困惑，延續(xù)了科幻中的“復影”，也就是身份問題。鮑德里亞在《最后的方案》中指出，雙胞胎是大自然天然的復制現象，克隆便是生產出同一個自我的兩個人，因而打破了平衡。也許人類從未逃脫自我的雙重性，克隆術便激活了我們體內從未真正分離過的另一個自己。鮑德里亞的觀點更像是從心理學角度解讀自我和他者的認同關系，克隆人自身與另一個鏡像始終處于依戀與競爭的并存關系，這便被運用到克隆敘事中以探討人類最為復雜的自我認知。

從敘事內容來看，《無性人》不僅描寫了無性人對自我身份的追問，而且還描寫了造物主波因特與勸人自殺的“樂善好施者”謝里爾如何恢復人類的倫理意識。作者將故事背景設置在2072年，正好是寫作此部小說的一百年之后，人類社會已經被高科技控制，腐敗的官僚主義盛行。世界已是自然人、克隆人和類人猿共存的時代，后兩類生物代表了下層階級。這個未來圖景令人擔憂，人類將逐漸生產人類、亞人類和雜種基因混合而成的嵌合體，制造出“類人”的科學人從事低級勞動。造物主波因特教授為了對兩個異常人進行遺傳優(yōu)化實驗，利用生殖部冰庫的冷凍卵子，與男子死后提取的精子結合，“主持了一場褻瀆神靈的婚禮”（13），即忽視上帝造人的宗教傳統(tǒng)，由非自然的方式制造出四個克隆人。主人公阿爾文與其他三個兄弟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撫養(yǎng)，他唯一的伙伴不是人類，而是三十二歲的雜種黑猩猩諾伯特，這個內容不禁讓人想起了奧尼爾的《毛猿》，實際上是科技時代對人類異化的隱喻。阿爾文從未對自己的出身萌發(fā)過好奇心，“他主要與那些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他視它們?yōu)殚L者，它們則把他看成親弟弟”（5）。這種身份混亂并未給他本人帶來困擾，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自我”仿佛是固定的。終于有一天，阿爾文和其他三個克隆兄弟布魯斯、德斯蒙德和科林首次見面時，“他們一起像貓頭鷹那樣盯著波因特教授，四張嘴巴同時張開，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我們是誰，波因特小姐？’”（17）此時就出現了倫理身份的變化與困惑，似曾相識的人突然擾亂了平靜的生活。

克隆人對相似的人產生了熟悉而陌生的感覺，或者說是在陌生人身上看到了熟悉的自己，這都是克隆敘事中的暗恐效果?！鞍悼帧弊钤缬筛ヂ逡恋绿岢?，它的原文是德語對應詞“unheimlich”，其基本意義表示陌生的、非家的、令人不適的、令人害怕的，但還有一個特殊意義，即本應隱秘的東西卻顯露出來，朝著“熟悉的”方向發(fā)展。因此，它本身就包含了自己的反義詞：“heimlich”表示熟悉的、友好的、似家的、舒適的，同時也表示隱秘而不為人知的。“暗恐”本身就是一個語義含混的詞語，“暗恐屬于恐懼的一個種類，會回到以前認識的某事，回到早已熟悉的事物”，隱秘而顯現、熟悉而陌生?！鞍悼帧币淹瓿闪艘酝男睦矸治龅胶蟋F代的轉向，不僅是早期哥特式或浪漫主義文學中的寫作手法，如今也體現在“人造人”科幻小說中。讀者經常會在科幻小說中體驗到怪異、陌生而疏離的感覺，那是因為必須要有“熟悉感突然顯露出陌生感，是我們的世界被轉換了”，也就是說克隆人科幻小說之所以產生暗恐的感覺，是因為克隆人作為“復影”給讀者呈現出他們自己的生活。

克隆人的身份與人類身份之間的模糊性重復了科幻文學中關于“怪異感”的主題和母題，各種人造人、怪物、異類世界都是對我們人類世界的認知疏離。阿爾文四兄弟看見了突如其來的陌生人長著自己熟悉的面孔，這種驚恐體現了主體危機，“包含不確定的感覺，特別與人的身份與經歷有關。人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份奇怪而可疑”。實際上，無論從現實還是文學來看，“暗恐”是我們都會經歷的，現實中我們對陌生而又似曾相識的人、事、情景產生的情愫就是“暗恐”，那些人、事、情景就是復影（double，亦譯作“雙重性”）。這種分裂、質疑、不確定性的奇特表達令人恐懼，阿爾文在自己的“復影”面前感受到了內心的震撼，同時加劇了對自身的身份困惑。

克隆人看到另一個陌生的“我”就在眼前，加重了自我認知的難度?！安恍⌒目匆娫鹿庠阽R中反射出自己的形象，沒有什么比這個更恐怖了”，一個熟悉而陌生的自我鏡像突然出現，讓自己感到無比恐懼?？寺?、“復影”或雙胞胎為他人審視自己提供了機會，每個人都是在鏡像或他者眼中看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自己，因為任何反射物往往都是想象的虛像、雙重像或復制像，不是本真的自我。因此，當“摹本”與“原本”相遇時，他們彼此看見的都是如同鏡像一樣的復影、假象，反而增加了各自的身份困惑。類似的身份困惑出現在多部克隆人科幻小說中，比如，在《我是克隆人》中，絲麗伊常因鏡中與原版相似的面孔感到內心掙扎，陷入雙重生活的怪圈；在《秘密》中，愛麗絲經常將“母親”伊麗莎白錯認為自己；在《分身》中，克隆人雙葉與鞠子也被各自的友人錯認為同一人或雙胞胎，這不僅讓自然人感到奇怪，而且這種怪異的重復也促使克隆人走上對自己身份的探查之路?？寺∪藢Α拔沂钦l”的發(fā)問似乎代表著人類終生的追問，就像現代心理學上所強調的：一個人的自我是不斷變化的，包含他者、陌生和異質性。

由此可見，克隆人不會因為自己的先天身份就放棄對“我是誰”的追問，只要他們經歷過人類文明，生活在人類的生存之地，就必然重復這個古老命題，即對自我、對社會、對宇宙的終極思索。在《無性人》中，由于基因遺傳的特異功能，四個克隆人的記憶很快消失，但是“無知、已凈化、經過心理修復的阿爾文及其兄弟們，已經在這個人口過剩的世界的各個角落里，賣力地為自己獲得新的個性”（20）。從此，他們開始尋找已被控制而喪失的個性，并且不同的生活背景與環(huán)境逐漸顯示出他們各自的性格特征。與此同時，克隆人的相似性讓其他目擊者，尤其是自然人預感到不詳之事即將到來?？寺∪耸恰白匀贿x擇人種的一大躍進”（112），人類可以隨意挑選優(yōu)秀的基因造人，被制造出的克隆人就擁有優(yōu)等生命，于是人類擔心克隆人是潛在的危險，會取代人類千百年來的統(tǒng)治地位。可見，克隆人成為被科技異化的新物種，正如哈拉維在《賽博格宣言》中所說的，基因技術模糊了人與獸的界線?？寺∪顺蔀槿祟悜峙碌墓治?，不是人類認同與接受的“人”，這就導致他們的身份如同斯芬克斯之謎（Sphinx's riddle），而且是科學選擇時代的新型斯芬克斯之謎。

在《秘密》中，作者直接將斯芬克斯之謎作為克隆人的身份隱喻，自然人對克隆人愛麗絲說：“哦，你就是個謎，跟斯芬克斯一樣?！保?32）斯芬克斯之謎是古希臘神話中“認識你自己”的箴言，眾神派斯芬克斯來到人間，質問人類關于“人”的問題。斯芬克斯也是古希臘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中的重要角色，俄狄浦斯在解答斯芬克斯之謎時，雖然給出了“人”的答案，已經具備人獸區(qū)分的意識，但這個答案只從表象或動物層面上區(qū)分了人與獸，并未深刻理解何為人性，并未真正回答人區(qū)別于獸的本質問題，否則也不會有“弒父娶母”的倫理悲劇。所以，斯芬克斯之謎是人類對自我認知的謎語，是人能否認清倫理身份、具有倫理意識的一個隱喻。克隆人在外形上擁有人形，表面與自然人并無差別，他與《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有著本質的不同。怪物詛咒造物主把他造得如此面目可憎，而上帝卻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把人類造得那樣俊美。在克隆人技術面前，人類成為造物主，代替了上帝，按照原型克隆出一模一樣的摹本，在基因的賭博游戲中比怪物更勝一籌。然而，克隆人在外形上雖然不是斯芬克斯那樣半人半獸的怪物，但是從本質上來看與斯芬克斯之謎相似，仍然難以定義其身份?？寺∪顺蔀榭茖W選擇時代的“怪物”，這就賦予了克隆人斯芬克斯式的身份之謎，也是一個永恒的難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