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難之后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舉行。借著三中全會的東風，文學界毫不猶豫地進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會一閉幕，在新僑飯店，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座談會，宣布為一大批曾被錯誤地批判否定過的所謂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我得到通知，去開會和講話。

我還有點不知就里，什么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平反？我自己怎么為自己平反？不是應該由組織來說話嗎？怎么成了我個人的事情？到了會場，詩人柯巖熱情地對我說：“你講講，你講講……”我說：“由我個人說合適嗎？”她笑了，她說：“那你說點合適的……”

我的發(fā)言低調，無非是說那篇作品并非敵對，不必那樣上綱上線。

別人講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記，但是許多多災多難的作品，一股腦兒一家伙就解了禁了。解禁之容易如同動一根手指，我要說是糊里糊涂就沒了事了，與狠打猛批時的莊嚴隆重、用出九牛二虎之力，雄辯而且煽情，叫作高屋建瓴而且勢如破竹，成為鮮明的對比。大大小小，內內外外，斗起來拼老命，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惜一切代價。時過境遷，了結起來不過是“一風吹”三個字，劃錯了三個字，改正兩個字，此事之方便簡單，甚至使我不敢相信其嚴肅性與可靠性。莫非歷史的寫成與作廢就是這樣簡單容易？歷史的轉折就是這樣一揮而就？

幾個月以前，幾星期以前，還沒有什么人會大膽設想二十年的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就這樣土崩瓦解，云消霧散。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終于變成了無，無中生有與有終歸無，同樣是萬眾一心，全無異議……這叫啥呢？

我甚至于為當年那些響應號召批判或者由于“覺悟”自動殺出來批判的伙計叫屈，你們費盡心思，你們深文周納，你們羅織罪名，你們扶搖直上，你們獨占鰲頭，你們中的代表人物姚文元一直當?shù)搅苏尉治瘑T，而你們的心狠手辣刺刀見紅的貢獻與成果竟然在一個早晨就一風吹散，不留痕跡，甚至連一個小手指都不需要動一動，你們的“上層建筑”就化為齏粉了，你們該有多冤！你們把青春汗水腦汁和名譽獻給了以姚生（這是廣東話，先生可簡稱為“生”）為領軍人物的文藝大批判，當初你們哪怕是只干描紅模子或者裝訂掃盲小冊子，也比干這個的下場好一些啊。

后來過了許多年，一次聽陳荒煤同志對社科院的研究人員說：“請你們注意，不要隨便寫那種奉命的批判文章，寫完，最后編你的評論集的時候，一篇也不能往集子里邊收，我這方面是有教訓的?！?/p>

（王按，包括可敬的夏衍與周揚同志，在為他們編文集的時候，都碰到過類似問題，真是令人嘆息?。?/p>

宣傳的聲勢很大很大。據說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jié)目的頭條，就是一批文藝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報》的頭條標題中特別提到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名字。

那時有那時的朝氣、勇氣、豪氣、熱氣，主持這一工作的不過是文聯(lián)與作協(xié)的籌備組，定了，就干，趕緊干，也就成了。這就是潮流與民心的力量了。

我沒聽到廣播，但是芳遠在烏魯木齊，聽到了，她激動地寫信來，說是中央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對于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點二乎。

已是初冬，此會一過，我打道回烏魯木齊去了。

回到烏魯木齊位于十四中學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間是那樣狹小，照明是那樣不足，紅磚砌的地面縫子大，不平坦而且日久了變得黝黑。比較一下，北京諸親友家的洋灰地是多么整潔呀。怎么了？我已經不那么安于滿于現(xiàn)狀了嗎？人就是這樣淺薄，這樣輕浮，這樣容易滿足和不滿足，這樣容易恐懼也容易張狂，這樣容易焦慮也容易想入非非，干脆說，王某就是這樣廉價，這樣為外物所左右的嗎？

不，我沒有什么具體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還沒有敲定。

歲末，我收到了寄來的一張《光明日報》，副刊上發(fā)表了我的《青春萬歲后記》，這太出乎意外，我并沒有將稿子給他們，是出版社拿過去的。小小后記，多少言語：

……我終于同意了，就讓這往日的帶著露珠的小草兒與讀者見面吧，它多少也反映著新中國的朝陽的光輝……并謹以此書獻給一九五三年北京市東四區(qū)馬特洛索夫夏令營的朋友們……

回顧昨日，愧勉有加，瞻望明天，壯心不已。

這里有多少微笑，多少淚花，多少往事，多少當今！從開始寫《青春萬歲》，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時間比我動筆時生命經歷過的日月還長。歷史荒唐與嚴酷起來跡近瘋狂，莫名其妙，如今卻忽然間露出了笑臉，叫作脈脈含情。歲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為此蕭艾也！

然而堂堂正正的一張大報，代表著權威、地位與“精英社會”（雖然沒有人承認這樣的名詞）的一張中共中央主辦的報紙，上面清晰無誤地印刷著的長宋體（也許是楷體？）字“王蒙”，印著更大的標題“《青春萬歲》后記”黑體字。這怎么讓人如此舒服！

舒服得何等悲傷！

我們立即收到了《光明日報》轉來的芳的老同學，也是當年的團干部，馬特洛索夫夏令營的“營干部”程慶蓀的來信，她說她接收到了“營長”王蒙的召喚，她是天津一所中學的優(yōu)秀語文教員，她獻身教育，永懷青年時代的革命理想，永遠純真如初。她給學生講解高爾基的《海燕》的時候向來是熱淚盈眶。她的兒子就是錢程，承包過音樂廳，成績卓著，名噪一時，后因經濟問題身陷囹圄?，F(xiàn)已假釋。

叫作立竿見影。我們這個社會，嗎事都是立竿見影，這是可喜還是可哀？

我們在重溫一九五三年北京西苑馬特洛索夫夏令營篝火的激動中迎來了一九七九年。記憶復活了，青春復活了，友誼復活了，文學也復活了。我們進入了當代中國的復活節(jié)日，復活的季節(jié)。二十余年前程慶蓀老師是女二中團總支部的組織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團員入團申請書到團區(qū)委來，芳多次托她給我?guī)?。團區(qū)委的同事有人開玩笑，說程是我們的紅娘—其實她是被蒙在鼓里的。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集長篇小說座談會的邀請，乘伊爾-62飛機去的。住在友誼賓館。我與當時可能是在內蒙古，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堯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師和他的女兒》一書剛剛出版。他的作風比較穩(wěn)健謙遜，易于相處。同會的還有內蒙古的馮苓植，他的長篇小說《阿力瑪斯之歌》是那個時期的重要作品。黑龍江的劉亞舟（不是劉亞洲）、上海的孫颙（現(xiàn)任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局長）與竹林……多為新秀。我記得那時在會上大家談得最多的仍然是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現(xiàn)實、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我則談了兩點略有創(chuàng)見的意見。一個我說，希望今后的作協(xié)不再具有消滅作家的職能。因為，前一個歷史時期，作協(xié)的重要，作協(xié)的威嚴，恰恰在于每逢運動，作協(xié)一開重要會議，完結后，幾個作家就這樣被消滅——打入冷宮——了。一個我說，文學要追尋我們的精神支柱，這比傷痕、反思（歷史經驗教訓）什么的更重要。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人，失去了精神支柱，這太可怕了。我們曾經從左翼文藝運動中尋找精神支柱，我們曾經從蘇聯(lián)文學中尋找精神支柱，我們曾經從一些著名人物的生平與事跡中尋找精神支柱，然而，可悲的是，這些支柱一一被連續(xù)摧毀了。這怎么成呢？

這個會當然表達了有關方面繁榮創(chuàng)作的心愿。會一開，也增加了穿著整齊、談吐文雅的寫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卻是借此次進京，我完成了大事。

經過一些手續(xù)，由當時的團北京市委給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還給我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黨委開出了黨員組織關系介紹信，時在我離開北京到達新疆十五年余之后。似乎不可思議，反而低頭無語。時間是可怕的，時間使激動變成了惶惑與木然。據說中國人的說法是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絲，而我的政治急腹癥，卻是得病如排山倒海，風云雷電，如莊嚴的祭祀大典，去病如彈指兒戲，如早已褪了色走了味的淡茶。甚至沒有什么人想多對你說一句話，說一句對不起或者祝你好運，或者，哪怕是請好自為之。

當然，共青團機構還不像別的單位，干部輪換很快，此時的團市委已經無人相識，接待我的至少小我十八歲的工作人員態(tài)度冷淡、倨傲，彼此皆感陌生，互無興趣，人家不過是執(zhí)行公事。

世事變化，幾個月后，團市委人員的面孔都變了。不是變新了而是變舊了：那些被認為是“文革”時期上來的團市委干部多轉了崗，而此后的團北京市委，已經是由我們那個時期的團市委的老干部金鑒回來任書記，由我的老搭檔王晉等任副書記了。王晉等老同事為了回來工作染黑了頭發(fā)，并拉著我擔任了北京市青聯(lián)副主席。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說是此時他任全國青聯(lián)副主席，說明他正對口是我的“上級”。

與此差不多同時，中共北京市委的調函也已開出，這時已經有了“摘帽辦”，按照統(tǒng)一的政策負責改正錯劃右派與“收回”這些人員。

其中的李魯已經去世。另一位被勞動教養(yǎng)后遣返家鄉(xiāng)務農的廣東人W，則還健在，似已接近耳聾眼瞎，不成樣子了。我仗著年輕，硬算是沒受太大的罪，不幸中有大幸焉。

我回到新疆，眾友人嗟嘆不已，也有人說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呀。

河東河西，這也是一種制衡，可惜的是，并非共時性的制衡，而是時間縱軸上的平衡。所以中國更需要毋為已甚，留有余地，乃至道中庸而極高明。這些道理是后來才悟到的。

我與領導談回京事，領導當然理解支持，但也嘆息，我們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該走了。

叫作沉冤昭雪吧，雖然這種說法對于我似乎有點封建性。平平靜靜地回到新疆以后，有一件小事倒是值得一提。就是此時至少是在新疆文聯(lián)，鄧麗君的歌曲風靡起來了。我很可惜那么多各類治史專家沒有人研究一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現(xiàn)在中國內地的鄧麗君熱。沒有人知道它是怎么來的、怎么站住的。誰是始作俑者呢？開頭，似乎是偷偷地聽，說偷聽吧，又不像聽到海外華語廣播那么緊張那么犯私，“文革”中偷聽“敵臺”一項罪名足夠判你個反革命，而鄧麗君自始便是聽則聽矣，喜則喜矣，粉（絲）則粉矣，無大礙但也始終不那么合法。例如，時至今日，沒有一個大電視臺或廣播電臺正經八百地上過鄧麗君的歌。沒有一次正經八百的音樂會或歌舞晚會上上過鄧麗君唱紅了的歌。其中她唱的《何日君再來》與《夜來香》（都不是她首唱的）更始終具有一種政治上的可疑性，大概被看作“敵偽歌曲”的吧。開始時至少鄧麗君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還有一種說法，說是在人家香港，鄧麗君早已過時了，中國內地行時鄧某，純粹是不趕趟兒。但這樣說同樣也未能給鄧麗君熱降溫。

一位現(xiàn)在已經譽滿全球的定居海外的大作家老弟，就告訴過我，他寫作時一定要用錄放機放著鄧麗君的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我“改正”（昭雪）完了回到新疆文聯(lián)，聽到一位天津籍的會計小女孩在放鄧麗君的歌曲，她坦然地向我推薦那首《千言萬語》，說是怎么怎么好聽。我聽了兩次，覺得不錯，調調記了個八九不離十。但我只是莞爾一笑，沒有說一句鄧麗君歌曲的好話，說明其時我對意識形態(tài)問題仍抱著極其警惕與慎重的態(tài)度。從此我知道了個詞叫“愛的寂寞”，這個詞是否通順，是否無病呻吟，我一直抱著疑問，但它帶來了些另類的感受、另類的信息。

而且我有時也哼哼起“愛的寂寞”來了，那時還不知道“千言萬語”是歌名。我后來甚至想，允許文藝中出現(xiàn)一點無病呻吟，出現(xiàn)一點速朽準廢料，出現(xiàn)一點淺薄小市民和搔首弄姿、撒嬌撒賴，允許（不是提倡）唱一點諸如“我的心太軟”“愛就愛了”“你背著我愛上了旁人”“不求天長地久”之類的無聊之作，這當然不理想，但是卻又難于避免。這當然可以批評（其實也無勞偉大精英型思想者們批評，偉大精英的思想如同精確制導彈道導彈，本來不應該浪費在這些無聊也無大害的哼哼著的蚊子與吱吱著的小鳥上），它的出現(xiàn)卻仍然是一種寬松與和諧的符號，而不是動輒一臉悲情的階級斗爭硝煙。

好玩的是，一九八二年冬，我與一位長春作家傅先生共去西沙群島，我沒事就哼哼鄧麗君式的“愛的寂寞”，我詠的調兒十分不準，傅先生本來唱得好好的，被我的走調的“愛的寂寞”所誤導，竟然一陣子怎么也唱不出應唱出的調子來了。看到他沮喪的樣子，我像一個壞孩子完成了惡作劇一樣，很有些歡喜。

后來，我倒是把“愛的寂寞”云云寫到小說《蝴蝶》里去了。老導演齊興家據此改編并導演的影片《大地之子》里出現(xiàn)了鄧麗君的此歌，不知道這算一個亮點？花絮？噱頭？窮極無聊？紀念？

這時又收到《人民文學》雜志社關于拙作《最寶貴的》獲得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說獎與即將在京召開頒獎大會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剛回來又走，我也知道整個自治區(qū)創(chuàng)作研究室（尚未恢復成文聯(lián)）的出差費極困難，我這么連連飛去飛回，豈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極重視這個“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說頒獎，不斷來電話催，最后我還是去了。

這次會議也帶有劫后重逢，作家復活、文學復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漢的性質。劉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狀元。陸文夫的《獻身》、蕭平的《墓場與鮮花》、鄧友梅的《我們的軍長》、宗璞的《弦上的夢》、王愿堅的《足跡》都獲了獎。這些應該算是所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作家。此外還有賈平凹、賈大山、劉富道、祝興運、李陀、成一、張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盧新華的《傷痕》是發(fā)表在《文匯報》上的，是一大批同類作品命名為傷痕文學的來由，這次也獲了獎。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獲獎名單之上。張潔的《森林里來的孩子》在《北京文學》上一發(fā)表，就引起了極好的反響，而此文是《人民文學》的退稿，而且決定退此稿的是該雜志最優(yōu)秀、最有影響的老編輯。嗚呼，識文亦難也。在回憶各種文壇佳話趣話的時候，人們會講許多自己在發(fā)現(xiàn)新人、扶植佳作方面的故事，誰不愿意大講過五關斬六將？誰又愿意毫無懼色地說說走麥城的經歷？知恥近乎勇，中國人這點認識是何等的寶貴！

我們住在“向陽一所”，據說這與“二所”都是為了民眾瞻仰毛主席紀念堂而新修建的，現(xiàn)在，一所即崇文門招待所，二所即宣武門招待所。茅盾、周揚都在頒獎會上講了話，對于當時以劉心武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甚表支持。

外文局的日本籍專家押川雄孝參加了頒獎活動，抓住鄧友梅與我等合影，我忍不住說刻薄話的惡習，便對鄧說，想不到牛鬼蛇神一下子變成了珍禽異獸。后見到時為十歲的女兒伊歡，我也自嘲變成了珍禽異獸。女兒當然不理解我的命運變遷，卻已經學過珍禽異獸一詞，為了表示她完全懂這個詞，她從字面上解釋說：“金絲猴！”我大笑如哭。

李陀的得獎作品是《愿你聽到這首歌》。李時稱小孟，真名孟克勤，達斡爾族，工人，講話非常生動，喜歡東拉西扯，引經據典。賈大山評曰：“……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喲！”話中不無別的話。

據說后來他回到正定，他的家鄉(xiāng)，他稱這批作家是一堆“狗男女”，有此一說，查無實據，聊供解頤，不妨參考。中國的事沒有那么簡單，所謂文壇的人都伶牙俐齒，是非多，說嗎的都有，不可不查。

張承志的得獎作品是《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相當正面地敘述在蒙古族牧民中插隊時對于蒙古勞動人民、老額媽的情感，我是很能夠體會這種情感的，這里邊有美好的東西。而歷史是被十分粗糙地記憶著的，后來，“上山下鄉(xiāng)”越來越被寫成一個大災難了。而這些災難的描寫，也有十足的真實依據。張承志發(fā)言中說到對于“文革”中的青年人（紅衛(wèi)兵）希望各位手下留情。他所珍愛的青春與他預感到的對于他的珍愛的威脅，使我一怔。雖然我對他的作品和形象風度極為欣賞，我還做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愛屋及烏（或紅）。

當筆者寫這段回憶的時候距離“文革”后的第一次短篇小說頒獎會已經二十七年，二十七個春秋的變化也是罄竹難書（這里打趣一下，并非與阿扁一樣不會用這個成語）。回顧一下名單，周立波、陸文夫已經作古。張潔、賈平凹如日中天。張承志特立獨行，憂憤沉郁，聲音漸稀。宗璞以老病之身不斷貢獻著精品力作。有的人已經當過了各層作協(xié)主席、副主席，現(xiàn)已退下。有的則正在張主席李主席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有的雖然沒有輟筆，嘀嘀嘚嘚，但也不再有當年的動靜。多數(shù)“金絲猴”兒已經偃旗息鼓，其余的包括王某，正在走向尾聲。

時列榜眼——第二名的是王亞平的小說《神圣的使命》，寫一個老公安干部反冤假錯案的故事。《人民日報》曾經專門發(fā)表一篇評論員文章，支持和提倡這篇作品，我想這后面有與“凡是派”斗爭的背景，但對于一篇小說來說，也夠嚇人的。小王是獲獎作者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他后來參加報道自衛(wèi)反擊戰(zhàn)，說是他（在戰(zhàn)地？）買了一只猴子做伴，引人非議。再后來去美國讀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我在一九八二年在紐約見過他一次，后來失去了聯(lián)系。另一名唯一以科幻故事入圍的作者是四川大學教師童恩正，篇名《珊瑚島上的死光》，后來也移民美國。而盧新華則很有一段時間在美國某俱樂部當分牌員，近年還寫了以賭城生活為題材的書。我早就在小說里寫過，中國人的戲路子最寬。

蕭平的作品一直受我喜愛，他的《海濱的孩子》寫得遠遠好于我們一些人，卻只是一九五六年第一次青年創(chuàng)作會議的列席代表，使我為之不平。他的寫老區(qū)革命者的文字如《三月雪》，也極受好評。這次他的獲獎小說，相對來說比較平緩悠長，多了些人生滄桑的感慨，少了些深揭猛批的急迫。后來他任煙臺師范學院院長，新作漸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見到他時，他已退休，頗有笑看花開花落、閑說云長云消的從容。還有一名似乎是六十年代后漸漸出名的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張有德，他的獲獎小說是《辣椒》，寫得極好，無后來的音訊。

生活越來越正常化，反而是平常化了。不知道對于追求暴風和雷電的人來說，這后來的寶刀入鞘、馬放南山的一切，幸歟，悲歟？

歷史的轉變也提供了機遇，一大批當時的所謂“中、青年作家”紅火了起來。有人抱怨此后的寫得更好的人未必得到了同樣的重視與安排（如當了什么委員什么理事之類，不要以為作家應該清高，作家俗起來是能夠做到比一切俗人都惡俗的，正像作家如果真的而不是假的清高起來，確實可以脫俗拔塵一樣）。

還有的說那時得獎的作品只是偽文學，這也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情況，只能說如此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太幸福了，你們總算掉到蜜罐子啦（這是當年最愛責備青年人的話，說他們從小生活在新社會，身在福中不知福，掉到蜜罐子里不知道甜?。?。你們總算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一切得過二百元獎金的沖鋒陷陣的作家們了，你們已經是說大話不用上稅的了，祝賀你們。

但也不無可議。那時的以馮牧為代表的文學領導們，本來可以更注重一點小說的藝術性啊。

領完獎回到新疆，開始辦理調回北京的事宜。只是在這時刻我想起了點自己的豪情，或者叫作牛皮。想當初來疆的時候我曾經私下說過，能做出一番事業(yè)，戶口在哪兒，關系在哪兒，算哪兒的人，根本不是問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而如果未能做成什么，好吧，長嘆一聲，是我沒有出息——我是無怨無悔。新疆待長了以后，我確實并無長鋏之嘆，我多次對姐姐說過，我現(xiàn)在已經是“胡人”了。有好友和親屬對我說，新疆好是好，只是太遠了些。我回答說，你們在北京，覺得新疆遠；我在新疆，還覺得北京遠呢。

我受到了自治區(qū)文聯(lián)諸同志的熱情相送，各種好話，暖人心肺。作協(xié)秘書長韓文輝（后任新疆新華分社社長），特別說王某的“思想很好”。人在逆境，往往會謙虛謹慎，注意尊重他人，克制私心，克制驕嬌蠻橫……對于老韓對我的夸獎，我做如是解。

我變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讀要寫要關注全國的政治形勢與文化動態(tài)（誰讓我這一輩子個人的命運與大形勢老是那么息息相關），要與新老文友與各有關方面聯(lián)系，與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開始感覺賠不起時間了，一喝酒大半天，劃拳行令，我心疼時間心疼得要命。嗚呼，我開始變化了嗎？魯迅詩云，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我并沒有闊，也沒有砍誰誰頭的動機，但是我已經發(fā)現(xiàn)了自己在起一些變化。以此為題材，我寫了小說《友人和煙》，已經無法是好了，好事壞事，大事小事，已經都成了小說的題材、小說的資源?？少Y炫耀的，要寫；篤定挨罵的，也得寫出來。果然，我的新疆酒友們對此篇大不以為然。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與芳“舉家”乘七十次列車離開烏魯木齊，大兒子王山還在新疆大學讀書，不跟著我們。二兒子王石則在陜西三原讀軍校。女兒伊歡，一九七八年年底已經回到北京借讀小學。那時新疆是春季始業(yè)，北京是秋季始業(yè)，她等于跳了半年班，對付了一下子，也跟上了。

到站臺上送我們的達四十多人，車內車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個不住。新疆，我們有緣，你對我們有恩，客觀上，正是新疆人保護了我，新疆風習培育了我，新疆的雄闊開拓了我，新疆的尤其是維吾爾人的幽默熏陶了我。不論是在什么特殊情況下來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人好，新疆的值得學習消化的知識多，新疆的文化對于逆境者是一件御寒的袷袢，是一碗熱茶。有生之年，我永遠愛新疆，想念新疆，我永遠會懷著最美好的心情回憶我在新疆的經歷。雖然也有苦澀，整體仍是陽光。

我想起了老房東阿卜都熱合曼突然高興時唱的一首歌：

我也要去呵，

在世界上轉一轉，

如果平安呵，

回到生我養(yǎng)我的故鄉(xiāng)。

維吾爾語發(fā)音用拉丁字母拼寫則是：

Man mo bariman，

Dunya aylinixka，

Isan bolsam kalarman，

Togolgan oskan yarim ga.

而維吾爾人的一個家喻戶曉的諺語是：“好男兒自當經歷一切（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