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李宮保論潮州洋務情形書^[1]

丁日昌

按語：潮州人反對英國人入城是與汕頭開埠相關(guān)的一件大事，也是潮汕史的論述不能回避的一件大事。從1860年起的五年里，英國人一直堅持要進潮州城。但潮汕士紳民眾堅持阻止英國人進城。朝廷覺得事情已經(jīng)到了不能不解決的時候，于是委派丁日昌馳赴廣東，協(xié)同兩廣總督瑞麟，按照條約妥辦此事。丁日昌并不樂意接受這次派遣。他熟稔潮州的民情士風，也懂得外交的規(guī)矩，知道事情難辦，但最終還是奉命回到廣州處理好這起糾紛。他擬了一份條陳請李鴻章代奏。在條陳中，丁日昌分析了癥結(jié)所在：潮州人不讓洋人入城，一是“惜虛聲”，二是“懼實禍”；英國人必欲入城，一是“恐他處效尤”，二是“苦他國嘲笑”。他對于潮汕人“好臉”的分析十分到位，對事件的把握也很準確，最終成功地化解了這一僵局。

伏查潮州與洋人為難，非一朝一夕之故，賢者抱義憤而不共戴天，愚者負血忱而常存切齒。蓋此二端固勿具論，此外不得已之隱衷不能顯白于眾者，其故有二。一曰惜虛聲。當洋人之初欲入潮也，其膽先怯，有徘徊卻顧之勢，潮人得窺虛實，大言恫喝，眾志成城，以為舉天下莫能拒之者，潮人獨能拒之。今一旦準其入城，似從前毅然以拒夷自命者，忽墮此令名，騎虎難下，不能不勉強支撐，必使不食前言而后已。此所謂惜虛聲者也。一曰懼實禍。洋人在潮屬之汕頭開設碼頭，屢被潮人擄掠，近歲入潮復屢被辱罵，一旦挾官威而進城，恐勢益猖獗，欲得昔日之厄己者而甘心焉。人人皆有報復之懼，固結(jié)于中，于是不能入城之議持之益堅。此所謂懼實禍者也。

但潮城河道本窄，產(chǎn)物不豐，而洋人必汲汲于入城者，其故抑亦有二。一曰恐效尤。洋人議定通商之后，于內(nèi)地耦俱無猜，獨于潮州口岸不能執(zhí)約從事，誠恐各岸如廣州、廈門、臺灣之民情稍悍者，相率效尤，群起而與為難，則有防不勝防之勢。計尤悍者莫如潮州，擇尤而抑制之，使莫敢予侮，即他處之萌伏未動者，皆將相視而噤不敢發(fā)，所謂奏刀族，而窾隙便可迎刃而解矣。一曰苦嘲笑。英人自不能入潮城之后，凡他國及通事之不稱意者，輒慢曰“若雖強，何不逞志于潮郡？”相訾謷，英人實厭苦之。其始本不甚注意于入潮，而終乃為不得不入之勢。古稱新法皆吾黨激成者，此之謂也。

然則潮民之不愿洋人入城者，情也，亦勢也；而洋人之不能不入潮城者，情也，亦勢也。在潮民之硁硁爭執(zhí)、誓與偕亡，論士氣則為公忠，論大局則多窒礙。況洋人屢次入城、屢次受辱，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屈不在彼而在我，所謂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者，將于是乎？在從前粵省辦理洋務，當事者徒博一時順民之美名，而未衡全局始終之利害，馴至敗壞決裂，事不可為而后已。某追維往事，誠私心痛之。此次隨同督臣辦理交涉事件，自當抒一得之忱，借收不吐不茹之效。惟某雖籍隸潮州，而住居鄉(xiāng)僻，且游客多年，久未與潮人相習。去歲在上海道任內(nèi)，復因粵中游勇、逃匪盤踞洋涇浜，以搶劫為生涯，幾釀咸豐三年之變，稟請誅戮首惡百余人，資遣回籍者八九千人，雖滬瀆氣象一新，而故鄉(xiāng)不無怨毒之積。兼之潮人重官輕宦，有指引開導洋人入城之舉者，輒以漢奸目之。某既奉簡書，何敢復計利害，即使不能顯為倡率，亦當暗地轉(zhuǎn)圜。默計行店、天主堂之舉能免則免，不能免尚當從緩；入城之說，不難于目前無事，而難于長久相安。所可慮者，潮人習于斗狠，素稱獷悍，不慮洋人之不能入城，而慮其入城之后，以利餌誘愚民，廣收無賴之徒，聯(lián)為指臂之助，變遲禍大，實足隱憂。此某當于抵粵時稟復當?shù)?，徐圖善后者也。凡茲應辦事宜，先行臚列三條，伏祈宮保據(jù)情咨奏，以備廟堂采擇。是否有當，統(tǒng)乞卓裁。

一、立威宜留余地也。查潮民多聚族而居，地近海濱，槍炮皆所素具，一夫指麾，千百為群。制軍親臨潮郡，固足脅之以威矣，但脅之以威而未喻之以義，倘親臨之后事有齟齬，剿除則百姓并非叛逆，勸慰則更無余地可以轉(zhuǎn)圜。愚意制軍似宜駐扎嘉應，以撫恤難民，或托閱邊為名，一面摘傳潮州得力紳士赴轅開導，并擇仕潮素得民心之大員，會同紳士親往撫慰勸諭。彼潮民不因迫脅而準許洋人，便覺恩由己出，可以久安無事。且制軍相距不遠，明示以若再違抗，隨當親臨查辦，自當惴惴恐懼，不敢堅執(zhí)意見。且使洋人知不能逞志于百姓者，固非大吏之所能迫勒，亦可杜其處處要脅之念。宋中葉遣官宣諭河北三鎮(zhèn)，時相李伯紀頗以為非，此事固非其倫，然清議所在，固當處置得宜也。

一、勸諭宜曲通民志也。聞從前洋人入潮時，府縣勸諭紳民，但責其不顧大局，且云若再滋事，定惟紳士是問。言語之間，征色發(fā)聲，宣布閭閻，眾論騰沸。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其將誰懷？”潮州官民太相隔絕，似宜選曾任潮屬、素得民心如前任饒平令李福泰、潮陽令冒澄等，親往開導，獎以敵愾同仇之義，諭以漢過不先之條，且密勵以拔劍挺身之無益時局、臥薪嘗膽之留為后圖，萬一洋人欺壓吾民，官必為如約懲辦。彼潮民者，既信李福泰等之素非厲己，又感大吏之諒其苦心，且幸洋人之不能即圖報復計，當不至再蹈前轍、哄聚阻撓。至該屬厘捐之過于繁重者、歷年捐輸出力之未蒙請獎者、郡邑政令之不便于民者，一一為之施行裁革，則百姓歡呼鼓舞，自有令如流水之樂。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

一、紳士中宜德才并用也。查潮州紳士中之守正不阿者，類多閉戶自高、不干外事，其足以號召閭閻者，率皆才勝于德，似宜因勢利導，隨所欲而牽制之。跅弛不羈之才，拒之過甚，反致激成事端，此又不可不因地制宜也。

以上三條，謹將管見所及，略獻芻蕘，至于和議之不可長恃、自強之必須早計，想廟謨遠追近鑒，必已未雨綢繆。其余一切未盡事宜，俟至粵時再當稟商制軍、撫軍，隨時應變，百聞不如一見，固不敢遙為懸揣也。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靜，小名雨生，別名禹生，廣東豐順人。歷任廣東瓊州府儒學訓導，江西萬安、廬陵縣令，蘇松太道，兩淮鹽運使，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撫，總督銜會辦海防、節(jié)制沿海水師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是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的風云人物和中國近代四大藏書家之一。

[1] 錄自丁日昌著、李鳳苞編《百蘭山館政書》（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