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我是汀州客家人

筆者問（以下為問）：聽說您的老家在福建，還是革命老區(qū)，您的口音中有明顯的鄉(xiāng)音。您能否和我們說說老家的情況和兒時的生長環(huán)境？

張浚生答（以下為答）：1936年7月，我出生在福建長汀縣。長汀這個地方，過去一直都講是客家“首府”。說長汀是客家“首府”，是因為當年汀州府有8個縣，長汀、永定、上杭、武平、連城、寧化、清流、歸化，而知府衙門就在長汀，所以稱為客家“首府”。

毛澤東主席1930年寫的《如夢令·元旦》詞“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寧化、清流、歸化”講的就是汀州府的三個縣。還有“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這個“汀江”就發(fā)源于寧化與長汀交界處。汀江在長汀城區(qū)江面開闊，可以通船，過去是當?shù)刂饕慕煌ㄟ\輸通道。

問：您也是客家人嗎？有許多學者在研究“客家文化”，您認為“客家”的“與眾不同”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呢？

答：汀州不僅僅是客家首府，長汀也是個歷史文化名城。它在唐朝就已經(jīng)建縣，所以文化一直比較發(fā)達。

我是客家人?？图胰撕芏嗍菑闹性w居過來的，原來多是河南人，還有一部分是河北人。最早客家人南遷大概是在東晉時期，當時北方少數(shù)民族入侵中原，群雄割據(jù)，戰(zhàn)亂頻仍，民不聊生，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大批漢族民眾紛紛往南遷移。之后歷史上每有一次動亂，就遷來一部分人。等社會穩(wěn)定了，有一部分人就回去了，回到原來的居住地，但也有一部分人就留了下來。這樣，中原和南方就有親戚關系了，再一次動亂時，就會又有一部分人遷來。這樣一代又一代，就有很多北方人遷過來了。

當時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局面較為穩(wěn)定，因此中原南遷民眾一批一批涌來，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贛南遷到汀州、寧化一帶散居，遷過來時候的中轉(zhuǎn)站就是寧化的石壁村，所以寧化的石壁村又被稱為客家人的源頭。還有一部分人則慢慢從這里再遷到廣東、廣西、湖南、四川等地。

客家文化的研究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一門學問了，專門有學者研究客家的起源、民俗、歷史。客家文化是一個以中原漢文化為主體的移民文化，既有濃厚的漢文化底蘊，還有移民這一特殊群體所具有的特有文化面貌。

我認為，客家文化有幾個特點。一是比較注重讀書學習，“詩理傳家”、“耕讀傳家”，即便是經(jīng)濟比較困難的家庭，也要讓孩子讀書。因為客家人大多是出自當年世族，能在動亂年代舉家動遷的，也一定是有錢人家。二是客家人住的地方都是山區(qū)，比較窮苦。因為遷來的時候，平原地方，靠近河流湖泊的地方，都已經(jīng)有人居住了，所以只能集聚在山區(qū)。要在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中生存下來，就一定要比較刻苦、比較勤勞才行。

長汀風光

三是有強烈的尋根意識和鄉(xiāng)土意識，善于用血緣、親緣、地緣等各種因素建立同宗同鄉(xiāng)關系，因此客家人比較團結(jié)。四是有堅忍不拔的意志，有拼搏奮斗和開拓的精神。

再說長汀這個地方，建縣很早（唐朝開元年間），文化也一直比較發(fā)達，孔廟就有兩個，都很大，一個叫府學，一個叫縣學，還有專門紀念明代著名理學家王陽明的“王文成公祠”。諸如此類的古代文化遺跡很多。之所以文化較發(fā)達，一是因為長汀是知府衙門所在地；二是因為作為福建四大江（汀江、閩江、九龍江、晉江）之一的汀江經(jīng)過長汀，雖然汀江發(fā)源地是汀州府的上杭縣，但在長汀這一段江面卻較寬，可以通航。當年因為是府衙所在地，趕考的秀才都要來長汀，所以長汀的很多祠堂，本地祠堂和外地祠堂，也都為趕考的人提供住宿，相當于現(xiàn)代社會的會館。當時我家隔壁的劉家祠堂，就是原空軍司令劉亞樓家族的祖祠。

問：那么您的祖上是什么時候遷來汀州的呢？

答：我們家并沒有什么顯赫的家族史。我剛到香港工作時，有一家雜志寫文章說我肯定有家庭背景，父親可能是老紅軍，是陳毅的部下，否則我一個山區(qū)縣城的人，怎么能上名牌大學，又怎么能被派到香港工作，這個雜志的文章后來還在一本書上出現(xiàn)過。但這都是不真實的。

聽我父親說，我們這個家族是元末明初遷來的，從那時算起，到我這里是第21代。我小的時候，家里經(jīng)常要祭祖的，那時的祭祖一般在春秋兩季分兩次進行，一次是在清明節(jié)，一次是在秋分的時候。到我父親時，家族已分成四大房，兩房住在城里，兩房住在城外郊區(qū)。祭祖時，四大家庭的人集中在一起。祭祖，一是掃墓，一是在祠堂里拜祭。我父親曾自己搞過一個本房支流的族譜，自己寫、抄，還把祖宗的像都畫起來，然后掛起來。那時，每年過年，都要把族譜拿下來祭拜……“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族譜沒有了。

父親去世時我才12歲，還不太曉事。但我還記得父親對我們講的一些家里的事。我的高祖曾祖這兩代，是清朝比較大的官，大概是四五品道臺一類的。清朝的時候，從康熙收復臺灣后，臺灣經(jīng)常要發(fā)生些動亂，要派兵去平息。我的這兩位祖輩都是清朝的武官，就是這個時候被派來去平亂的。

到我祖父這一代，家境完全衰落了。我父親告訴我，祖父這一輩有8個兄弟姐妹，6個是男的。中國人常說，家無三代富。祖父的同輩人大概都不怎么上進，有吸鴉片什么的。到我懂事的時候，其他的分支都沒有了，實際上兄弟分支中只剩下我祖父這一支，變成單傳了。我小時候父親帶我們?nèi)吣?，除了要祭掃自己祖父祖母的墓以外，還要去掃其他族人的墓，那些墓都位于那叫做“亂葬崗”的地方。這個名稱的意思就是，死去后沒有家人收埋的，隨便下葬的地方，而墓碑就只有一塊磚那么大小。

后來我家里經(jīng)濟條件比較好一點的時候，我父親就想把那里的族人墓都重新遷葬，這在我們那里叫“撿金”?！皳旖稹本褪前严热说氖嵌际栈貋?，放進一個大的甕里面，再重選一個好的地方下葬?！皝y葬崗”這個地方，地面都是黃泥，一下雨，就積水，墓碑都淹了，要請人家去“撿”，找墓都不太容易。以前我父親帶我去掃墓時，因為要除草，每次去都帶一把割草刀。墓旁邊有一棵小樹，小時我也是很頑皮的，都會在樹上劈一刀。到后來要去“撿金”的時候，別人都找不到，只有我找到了，因為旁邊的樹上，還有我用刀劈留下的好幾道痕跡，是不會錯的。我們那里有一個習俗，人入葬的時候棺材里要放一塊磚，寫上死者的名字，這個名字用毛筆寫，再涂上油，這樣，即使過了水，字跡也不會消失。到棺材打開的時候，頭下的這塊磚就可以確認死者的身份。

問：您的少年時代是一個國難深重、戰(zhàn)亂頻仍的動蕩年代，那時給您留下怎樣的記憶？

答：在那個戰(zhàn)亂動蕩的年代里，我家到我祖父那輩，家道就中落了。祖父是個造紙工人，三十歲才結(jié)婚，這在當時是很晚的，而且娶的是一位十六歲的鄉(xiāng)下姑娘，老夫少妻。我的祖母是少數(shù)民族，畬族。這是我后來判斷的，因為她姓蘭，這是畬族的幾個姓氏之一，她的老家在山區(qū)，當?shù)厝说拇┲虬邕€都是畬族的裝束。

從客家歷史演變的情況來看，早年入汀的中原民眾與當?shù)亻}越族、畬族逐漸融合，甚至通婚，成為汀州早期的客家人。祖父母只生了我父親一個。雖然我祖父是工人，正是因為客家人有讀書的傳統(tǒng)，加上又是獨子，所以我父親就像我母親說的，是單傳，一根針一樣，含在嘴里怕化掉，用用又怕斷掉。所以小的時候家里是“供著的”，不會讓他做什么事情，省吃儉用，盡量讓他讀書。盡管家境不富裕，但我父親小時候還是念了不少的書，所以后來他曾經(jīng)還當過一段時間的私塾老師。他的字也寫得很好，也懂一些詩詞，對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東西也懂得不少。我小的時候，有時晚上有空他也會給我講一點舊書上的東西，如《幼學瓊林》上的，什么“樓高可以摘星，屋小僅堪容膝”等等，也把大廳里的對聯(lián)如“荊樹有花兄弟樂，書田無稅子孫耕”、“真學問從五倫起，大文章自六經(jīng)來”、“性傲皆因經(jīng)歷少，氣和曾受琢磨多”、“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篤禮行義，抱樸守真”等等，還有人家結(jié)婚時門口貼的對聯(lián)“禮隆奠雁，詩首關雎”（這兩句是從《禮記》和《詩經(jīng)》中來的）等等，為我講解。這些我現(xiàn)在都記得，對我后來閱讀一些古書也有啟發(fā)。

后來，我父親也做過工，當過裁縫。父親能做一手好菜，我們那里的習俗是，家里請客可以去餐館請廚師來家掌廚，也可以請會做菜的人來家做，我父親就經(jīng)常被別人家請去做菜。我小時候的記憶中，經(jīng)常有家中要擺宴席的街坊上門來請我父親去主廚，他應承了，就會在頭一天開出菜單，幾桌，要購買什么，要買多少。但他有一個特點，從來不沾政治，很清高。因為他有文化，所以地方上想請他當保甲長之類的，但他從來不干。他身體一直很不好，1948年，我剛剛進初中念書，他就去世了。

問：父親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沒有了父親，家里的日子一定會很艱難？

答：當然，如果我父親有工做，我們家的生活條件就比較好，但也不完全靠我父親，我母親很勤勞，很能干，她能干很多活，也對家庭的經(jīng)濟狀況有很大幫助。

父親去世后，家里借了債，我母親又在外出勞動的時候摔了一跤，不能勞作了。所以我初中僅念了一個學期就休學了。那個年代老百姓真是民不聊生啊。我家里本來6個兄弟姐妹，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夭折了，剩下4兄弟。大哥去了解放區(qū)，一點音訊都沒有?？慷缱瞿竟暌恍╁X，但他的工作也不很穩(wěn)定。我的三哥已經(jīng)念到初三了，也停下來，他大我4歲，也去學做木匠，當學徒，雖說開始還要再花些錢拜師，但總有一口飯吃。我當時年紀還小，12歲，加上很瘦弱，就留在家里。那時很痛苦，經(jīng)常流著眼淚看人家去上學，自己沒書念。

還有一個很深的記憶，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對長汀縣城的狂轟濫炸。這大約是在1939年或1940年，那時我才四五歲。因為長汀位于大山區(qū)，日本侵略者沒有到縣城，但有幾次大轟炸，把長汀半個縣城都炸毀了。轟炸過后，不斷有白木棺材載了尸體從街上走過。有一次，我家一個鄰居也被彈片打得滿頭滿臉都是血，我父親這個時候也正好在市區(qū)里，還好沒有受傷。我坐在門口看到這個景象，連飯都不想吃，母親還以為我生病了，很緊張，其實是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刺激。

1949年10月，長汀解放了，社會安定了，我們家終于與久無音訊的大哥聯(lián)系上了。

問：您的大哥是怎么離開家的？為什么會“久無音訊”呢？是因為戰(zhàn)亂嗎？

答：我的大哥是40年代初離開家鄉(xiāng)的。他先在福建建陽，后來從福建到浙江四明山參加了新四軍浙東縱隊。解放戰(zhàn)爭初國共談判時期，新四軍北撤，他所在的部隊撤到了山東，他在山東解放區(qū)時，還與家里有過一段聯(lián)系。那時聯(lián)系不是用部隊的番號，家在蔣管區(qū)的，部隊專門有用來聯(lián)系的地點，是用× × ×布莊、× × ×商店、× × ×煤礦的地址寫信回來的。不久，解放戰(zhàn)爭開始，聯(lián)系又中斷了。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家一直在找他。我們知道他在解放區(qū)，因為在國共談判期間他有一封信給我們，打聽梁平波的父親梁國斌家里的情況，還有沒有什么人。拿到這封信后，我父親很敏感，判斷他已經(jīng)是到解放區(qū)去了，因為1929年朱德總司令帶領紅軍從井岡山下來打下長汀建立了中央蘇區(qū)。紅軍時期福建省蘇維埃主席是張鼎丞，保衛(wèi)部長是梁國斌，這是公開的，大家都知道的。毛主席養(yǎng)病也是在長汀。所以老百姓都知道梁國斌是共產(chǎn)黨。梁國斌的家與我們家在同一條街上。父親就偷偷告訴我們，看來他（大哥）是在共產(chǎn)黨那邊。

長汀古跡

一解放，我們就想方設法找他，一封信是寫給梁國斌，另一封信是寫給傅連璋，打聽我大哥的下落。傅連璋是紅軍在長汀時中央蘇區(qū)中央紅色醫(yī)院院長，毛主席的醫(yī)生，新中國成立后擔任衛(wèi)生部副部長，他也是我們家附近的人，我父母親與他的家人都挺熟悉。傅連璋沒有回信，梁國斌回了信。梁國斌新中國成立后擔任福建省公安廳廳長。他在信中告訴我們，他見過我大哥，他說，他在華東野戰(zhàn)軍軍區(qū)任保衛(wèi)部長的時候，去我大哥所在的部隊作過報告，見過我大哥。他估計，我大哥是文職人員，沒有犧牲，答應繼續(xù)幫助我們打聽。

在接到梁國斌的回信之前，我大哥已經(jīng)來過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訴我們，他已經(jīng)隨部隊南下到了江蘇常熟，與家里聯(lián)系不上是因為，國民黨時期經(jīng)常重新登記戶口，門牌號碼經(jīng)常變，而大哥寫信用的是老地址，所以一次次總是寄不到。后來他寫信給我們當?shù)氐泥]局，說自己給家里寫了很多信，總收不到回音，是不是改了門牌，能否幫助查一查？郵局里有一位姓劉的老同志，是一位老地下黨員，對這一帶情況很熟，幫著找到了我們家，這樣我們與大哥才聯(lián)系上了。之后我們才知道，我大哥在山東打仗時差一點犧牲了，兩軍對峙，對方打冷槍，他受了傷，腿骨打斷了，但接駁得還好。

我們見到大哥時，他的腿還是有些跛的。他當時在部隊的報社《長江報》當編輯，他的文筆很好。新中國成立后，大哥本是要回家來的，但部隊到了上海，抗美援朝就開始了，隨部隊去了朝鮮，三年后才回國。轉(zhuǎn)業(yè)后，他在一個農(nóng)場當副場長?！拔母铩敝写蟾缡艿胶艽鬀_擊，“文革”結(jié)束不久后的一天，大哥因心臟病突發(fā)去世了。

問：找到了大哥，新中國成立了，您重新回學校讀書了嗎？

答：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安寧了，我的嫂子也開始做點小生意，加上與大哥聯(lián)系上了，我二哥也有了工作，我最小的哥哥也當了干部，家境好了點。所以在休學大半年后，我就又回到了學校。本來我是秋季入學的，后來卻進了春季班，比進初中時的同屆同學遲了半年才畢業(yè)。但在高中畢業(yè)的時候，春季班和秋季班的同學卻是一起參加考大學，所以我高中只念了兩年半。

我念的中學是長汀中學，稱為省中，即省立中學，是一所完全中學，也就是既有初中部又有高中部的學校。當時縣城里還有一所縣立中學，稱為縣中，只有初中部。還有一所師范學校，是培養(yǎng)小學教師的。

長汀中學有很悠久的歷史，曾經(jīng)叫省立第七中學，它的校舍最早建于宋朝，元代改為汀州衛(wèi)，明、清時候又改作了汀州試院，是汀州八縣生員應試之地。學校的建筑是庭院式結(jié)構，院內(nèi)空地上有兩棵古柏，有三人合抱這么粗，傳說是唐朝時種的。清朝學者紀曉嵐任汀州主考官的時候，曾在此主持過府試。他的《閱微草堂筆記》里還專門講到過這個地方，也講到院內(nèi)的這兩棵柏樹。他講了一個自己月下散步，看見樹梢上有兩個紅衣人向他拱手作揖的故事，為此他撰寫了一副對聯(lián)：“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币驗閭髡f明末清軍攻進城時，有兩位明臣是在這兩棵古樹下自縊的，所以這兩棵樹被稱作“雙忠樹”，院里還有“雙忠廟”，紀曉嵐的對聯(lián)就掛在“雙忠廟”。我們讀書的時候這兩棵柏樹還在。1994年我回家鄉(xiāng)，發(fā)現(xiàn)它們比以前更加枝繁葉茂了。

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這里建了龍山書院。1904年，汀州的一位進士康詠，從日本留學回來，建議汀州知府張星炳將龍山書院改為新學。張星炳知府不僅同意，而且還個人捐了一千圓銀元作辦學基金，把龍山書院改設成校舍，命名為“汀郡中學堂”。這是福建最早創(chuàng)辦的新學之一。這個學堂在上世紀30年代，曾經(jīng)是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福建省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也是在這里開的。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瞿秋白被俘，就是被囚禁在這里，一直到被害。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廈門大學曾經(jīng)由廈門內(nèi)遷到長汀辦學，一直到抗戰(zhàn)勝利，在長汀辦學8年，這對長汀中學的辦學也有很大的影響?，F(xiàn)在，學校已經(jīng)搬遷了，校舍被用作了博物館，1988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了。

問：這真是一所有文化背景、有歷史故事的中學，應該還出過很多名人吧？好像楊成武將軍就是長汀中學畢業(yè)的？

答：長汀中學出了很多人才，出了兩個上將，楊成武和劉亞樓，都是新中國第一批授予上將軍銜的著名軍事將領?？谷諔?zhàn)爭中擊斃日本“名將之花”阿部規(guī)秀的戰(zhàn)役就是楊成武指揮的，新中國成立后楊成武擔任過解放軍總參謀長。劉亞樓是第四野戰(zhàn)軍的參謀長，曾協(xié)助林彪、羅榮桓打了遼沈、平津兩大戰(zhàn)役，中央電報抬頭的“林、羅、劉”中，“劉”就是指劉亞樓，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任空軍司令。他們兩人我都見過，還有好幾位少將，如解放初期任北海艦隊司令的張元培等。此外，曾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存浩，臺灣地區(qū)著名的老莊哲學學者陳鼓應也都曾經(jīng)在長汀中學就讀。陳鼓應還是我初中同班同學。

1950年我重新回到了學校。1950年10月，我申請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記得是在10月27日舉行入團宣誓的，在宣誓那一天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任弼時同志去世。這個消息是在會前宣布的。我們大家都起立默哀。當時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團中央的名譽主席。團中央第一書記是馮文彬。這一個日子也就一直記在了我的腦子里。

第二節(jié) 我當了“納米書記”

問：我們聽說您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參加了許多社會活動。解放初期的社會活動大多是政治運動，中學生參加政治運動所擔當?shù)纳鐣巧c成人一樣嗎？您怎么理解參加社會活動對個人成長的作用？

答：1950年我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后，馬上就被選作了初中部的團支部書記。中學建有團總支，高中是按年級分支部，初中團員因為人數(shù)少，就建了一個單獨的初中部團支部。

入團之后，要參加的政治活動特別多，解放初的政治運動，如土改、鎮(zhèn)反、三反、五反等我們都參加過，一有什么事學校就把我們團員拉出去。那時候團員的作用很大，我們經(jīng)常被拉出去下鄉(xiāng)，宣傳鎮(zhèn)壓反革命的政策、土改的政策……那一年冬天的寒假，我們還參加了戶政工作隊，就是重新登記戶口。因為新中國成立前國民黨政府經(jīng)常要拉壯丁，很多人為了逃壯丁，都不上戶口，戶籍就搞得很亂。我們都是中學生，能寫，去到每戶人家，把家里有幾個人、名字、幾歲、什么關系……都登記下來。剛解放的時候，土匪、國民黨的散兵游勇還很多，經(jīng)常會進城來騷擾，打黑槍，所以我們每個工作組都有兩個解放軍一起去。每到一個街道的時候就在老百姓的家里面睡地板，稻草一鋪，上面被子一蓋。白天出墻報做宣傳，打掃街道搞衛(wèi)生，替缺少勞動力的居民挑水，晚上去登記戶口。

1950年冬到1951年上半年，中間都在搞運動，那一段時間一點學習氣氛都沒有，自己也感覺不想學。后來有一段時候就課也不太想上了，書也不大讀得進了，回到學校課也跟不上了。

問：這樣的話是不是會影響到青年人的成長？

答：這樣的情況不光只是我們學校有，全國各地都有類似這種情況。中央發(fā)現(xiàn)后就及時地扭轉(zhuǎn)了過來，扭轉(zhuǎn)積極分子的學習熱情。

1951年暑假的時候，龍巖專署在龍巖專門舉辦了一個團干部訓練班，住在龍巖烈軍屬子弟學校。當時龍巖地委對這個學習班很重視，地委書記伍洪祥同志是位老紅軍，專門來為我們作報告。學習班的負責人叫屈保重，也是一位老同志，對我們很關心。

我記得當時學習的一篇重要文章是團中央書記蔣南翔的《談談當前學生運動當中的幾個問題》，提出“青年學生既要有政治熱情，又要不放棄學業(yè)……”這樣的報告很有針對性。后來我們就又慢慢地靜下心來讀書了。

1952年，在全省分兩個地方開辦團支部書記講習會，我們在漳州參加學習。這次學習內(nèi)容主要是如何做好中學的團組織工作。這一年我國開始大學統(tǒng)一招生。學生幾乎是100％錄取的，考完以后又把高中生集中起來做培訓，那時我讀高一，先參加完團支部書記講習會后，又去參加應屆高中生培訓班工作，主要是做一些服務性工作。我記得當時我們的主要兩個學習文件是方志敏的《清貧》和《可愛的中國》，都是方志敏在獄中寫了送到魯迅先生那里的。通過這兩本書的學習，對應屆畢業(yè)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很大，對我們參加工作的學生教育也很大。

那時對團干部的教育抓得很緊，每年暑假省市都會組織團干部學習，政治教育也很實在，很務實，青年人比較容易接受。

問：您是哪一年參加高考的？那時高考與現(xiàn)在的高考程序一樣嗎？

1953年的夏天我們就開始準備參加1954年的高考。從我們那一屆開始高考不考歷史、地理，以前高考是全部課程都要考的?；旧虾同F(xiàn)在差不多，是全國出統(tǒng)考卷子，在考前報志愿。

當時高中生比較少，只要不是學習很差的，基本上都能考上大學。當時按大類填報志愿，比如工科或是農(nóng)科等，第一志愿每一大類可以填兩個系，每個系可以選三個學校；第二志愿可以填一個系，可以選三個學校；第三志愿只能填大類，不填學校；第四個要填是否服從分配。比如那年高考，我先填“工科”，填了機械和電機兩個系，每個系選了三個學校；第二志愿我考“理科”，填的是物理系，但選了物理就不能再選生物或化學什么的；第三志愿可以填一個類，比如“農(nóng)”。錄取的時候，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華東地區(qū)的考生錄取完了，錄取名單首先是在《解放日報》上刊登，因為《解放日報》是中共華東局的機關報。

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他的伯父家在上海，就提前寫信去，請他家的孩子到時幫助查一查當天的《解放日報》，就可以提前知道自己錄取在什么學校。因為如果在家等通知書的話要等兩個星期，報紙也要遲好幾天。我是當天就接到上海打來的電報，很簡單三個字“浚浙大”，就知道自己被浙大錄取了。我們班考上的同學大概占全班人數(shù)的70％。那一屆和我一起考到杭州的有10位同學，其中7位在浙大。

問：您為什么選擇了浙大？選擇了工科？是您自己的想法還是為了找工作或者是家長的意見？

答：我們中學高考前都有一個考前志愿指導，就是學校把畢業(yè)班的任課老師集中起來討論，根據(jù)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建議學生選擇文科還是理工科，這樣有利于學生的考取和以后有更好的發(fā)展。大部分同學是理科成績好考理工科，文科成績好就考文科。當討論到我的情況時，老師們說我數(shù)理化、文史地都好，肯定能考上，報考什么專業(yè)讓我自己決定。

新中國建立后，經(jīng)過三年的經(jīng)濟恢復，從1953年開始，國家制定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大規(guī)模搞經(jīng)濟建設，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國家就需要大量的專門建設人才。

在當時，我們確實是把祖國的需要當成我們的志愿方向。因為國家建設需要工程師，所以我就想當工程師，自然第一志愿就選擇了工科。我的“系和專業(yè)”填的是機械和電機，選的學校，第一志愿是哈工大，第二浙大，第三是交大，機械和電機兩個專業(yè)都是這么填的。第二志愿選的是物理，也填了三個學校：北大、復旦和廈大。

解放初，工科兩所最著名的大學，一所是清華，另一所是哈工大。清華大學是老學校，英美回來的老教授特別多，主要是學西方的，而哈工大是蘇聯(lián)專家特別多，幾乎每一個系每一個專業(yè)都有蘇聯(lián)專家。當時之所以先選哈工大，第一是比較仰慕蘇聯(lián)。那時宣傳的口號就是“蘇聯(lián)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中學我也讀過不少有關蘇聯(lián)的以及俄羅斯的文學作品。二是因為我有一些要好的上幾屆同學都考到哈工大，他們也經(jīng)常寫信回來，對哈工大宣傳很多。我的中學老師對浙大都很推崇。當時中學老師水平都比較高，基本上都是廈大的正規(guī)本科畢業(yè)，后來他們都到南京、太原的一些大學當教授去了。我的化學老師張興明聽說我考到浙大，他就給我說浙大是很好的大學。我還有一個比我高兩屆的中學同學他也在浙大讀書，給我們寄了很多浙大的資料，看到學校大學路校園里柳樹成蔭，小橋流水，挺漂亮的。所以我把交大放在了浙大后面?？墒?，臨考試前，上面才通知我們哈工大在福建不招生，那時再改志愿也來不及，這樣浙大就變成了我的首選學校了。

問：我們多次聽過您的講話，您有很好的文學修養(yǎng)，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也很深。您認為一個人要具備全面素質(zhì)，是學習知識重要還是參加社會活動重要？

答：課堂學習、讀書、參加社會活動都重要。它們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起著不一樣的作用。前者是積累知識，是基礎；后者是提高能力，尤其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實踐。

我從小學、初中到高中看的雜書很多，小學主要看舊小說，像《三國演義》、《南宋飛龍傳》、《楊家將》、《水滸傳》、《說唐全傳》、《七俠五義》、《小五義》、《續(xù)十五義》、《再生緣》、《西游記》、《封神演義》……

我喜歡看一些古典的東西，與小時候我父親對我的影響有關系。他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加上家里也還有一些書，比如《論語》、《幼學瓊林》這一類的書，《資治通鑒》也有，還有一些小說，像《花月痕》，都是線裝書，我不管懂不懂，都拎來看。初中的時候，讀書就比較有方向一些，看了很多魯迅的作品。魯迅的雜文集、小說集我?guī)缀醵伎催^，也不是都很懂。其他如《儒林外史》、《聊齋志異》、《老殘游記》、《官場現(xiàn)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也都看過。

縣文化館離我家不遠，去的次數(shù)多了，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也認識我了，對我很友好，因此在那里看了很多的書。小學時放學后還到市里中華書局的門市部書柜前站著看。

我在初中當團支部書記，高中還當了學校學生會副主席兼秘書長。高中的時候是學校團總支的宣傳委員，也作為學生代表當過縣人大會議的代表。

初中的時候參加政治活動很多，所以高一上學期的時候，我的功課有點糟糕。高一上學期的時候有三個女同學成績都比我好，我考了第四名，老師就開玩笑說“三個女同學壓在你頭上”，所以我后來就非常努力，從高一下學期到高三畢業(yè)，我的成績都是全班最好的。當然不是門門課都最好，有的同學數(shù)學比我好，有的同學生物比我好，但總成績我是最好的。甚至在高二的時候，每天的作業(yè)都在老師上完課后當場就做好了，晚上就可以看一些雜書和輔導其他同學。

高中時，學校圖書館有很多新文學作品，讀了很多新文學方面的書，像《新文學選集》叢書收集了新中國成立前已去世的以魯迅為首的12位作家和新中國成立后還在世的以郭沫若為首的12位作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全套共24冊，我都看過。

我到圖書館借書，是一本接一本，借來一本等看完，再去借第二本。到后來圖書館的管理員都掌握了我的借書規(guī)律，等我再去借的時候就已經(jīng)為我準備好了要借的下一冊書。這時候蘇聯(lián)小說的譯本也開始慢慢多了起來，像《鋼鐵是怎么樣煉成的》，《日日夜夜》、《青年近衛(wèi)軍》、《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以及高爾基的《母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后來還有《遠離莫斯的地方》、《鋼與渣》等，還有陀思妥斯基的小說《罪與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契訶夫短篇小說、果戈理的喜劇《欽差大臣》……還看過一些其他西方國家的小說，另外普希金、瑪雅可夫斯基、萊蒙托夫的詩……也讀了很多。

中學的時候，不管是文史知識還是社會活動我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這也與我中學老師的幫助有關，特別是一些好老師，我非常懷念他們。我們的班級一直是學校的先進班級，不過我們也很“調(diào)皮”。特別是我，因為有過一些鍛煉，反叛精神很厲害，自主能力也比較強。初中畢業(yè)我曾想去報考福州高工，我就和另外一個同學自己寫信給當時福建省工業(yè)廳廳長兼校長，提出申請，也曾被錄取，后來因為長汀中學已錄取我，家里也反對，我才沒有去福州念書。平時看見學校哪個老師做得不好，老是喜歡和他們頂頂吵吵的，這樣一來也經(jīng)常發(fā)生矛盾。中學讀書時，保護和教育我的主要是我的班主任黃文義、校長陳群，還有一個政治老師陳天青。陳群、陳天青是我們中學最早的黨員教師。

問：您說到“反叛精神”和“保護”，“反叛精神”通常是會讓老師和領導不滿意的，您能說說具體發(fā)生了什么事嗎？

答：有一次我和中學教導主任吵架的事至今還記得很清楚。因為快要高中畢業(yè)了，我那時已經(jīng)回到班級任團支部書記。中學有課間操，很多同學不太愿意做，偷懶。因此教導主任做了一個課間操點名規(guī)定，每個班要點名，來人少的班就要受處罰，處罰的方法各式各樣，像掃廁所、到操場上撿石頭……我們就有意見，因為國家有規(guī)定，不可以對學生搞體罰，所以我們都不認同他這樣的做法。很多班級都受過他的處罰。但因為沒有罰到我們班，所以盡管有意見，我們也就是私下里議論議論。

有一天是星期六，因為晚上學校要舉行晚會，我們班很多同學是學生會干部、文體部長……他們要利用上午的課間操時間去布置晚上的會場，要去拉幕布、貼標語……課間操的時候來的人就少了。我就主動向教導主任報告，我們班同學有些特殊情況，他們?nèi)ゲ贾猛砩蠈W校晚會的會場了。他不同意，說為什么課間操的時候去布置？你去把他們叫回來。我說，不行的，不然下午來不及的。到點名的時候，我們班來的人最少，他就要罰我們?nèi)焓^，我就有意見了。我說，我一開始上來的時候就向你報告了我們班的特殊情況，原來我們就對你的體罰有意見，沒到的人你不罰，我們到了你卻罰我們，這個處罰方法也不對嘛。雖然有的同學已經(jīng)去撿了，可我就是不去撿，在那里和他僵持著。其他同學本來也心里有意見，看到有人出頭了，在撿的也停下來不撿了。教導主任就氣沖沖地找校長去告我的狀了。

我們的中學校長陳群是個老黨員，剛解放時是解放軍593團的團政委，他是因為生肺病離開部隊的。他對學生非常愛護，平常對學校其他的工作不怎么過問，主要由一位副校長負責。

這一天傍晚，陳校長到宿舍來找我，對我說：“小張啊，我們?nèi)ド⑸⒉桨?？”在散步的路上，他就那樣一邊走一邊問我，“怎么樣，聽說你今天和教導主任吵架了？”我說，教導主任是不是向你告狀了。那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給他講，并問是哪個有道理。陳校長耐心聽我講完，說，“道理是在你這邊，但他總是老師，是教導主任，你再有道理也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下頂撞他啊”。我想想也對，就不說話了。他看我不說話，說：“你知道錯了？”但我是個很倔的人，心里也還不認為是我錯了，對陳校長卻是很敬重的，只是覺得他說的話，是要聽的。

問：這件事讓您記住了數(shù)十年，在您的成長過程中一定有特別的意義？

答：老師對于學生的影響可能是一輩子的，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有時候就是一句話，有時候可能是一件事，讓你終生難忘。

記憶很深的事還有一次是在考大學的時候。20紀50年代的時候，高校統(tǒng)一考試，福建全省只設兩個考區(qū)，一個在福州，一個是在漳州。龍巖地區(qū)、廈門、漳州、泉州這些地方的高中學生都是在漳州考。

1954年全國漲大水、發(fā)洪災。長汀到漳州大約有300來公里，坐汽車要三天，漲大水就只能走路去?？记耙w檢，因為長汀沒有X光機，所以我們一行人還需中途在龍巖停留做心、肺檢查。從長汀走到漳州，路上前前后后差不多要半個多月的時間。我中學時身體很瘦弱，體質(zhì)也不好。有一次我的數(shù)學老師李青遠遠看見我就停下，招呼我說：“張浚生你過來。我老遠看到你，像一個骷髏，太瘦了。你要注意營養(yǎng)啊！”我聽后笑了笑，那時家里經(jīng)濟條件很差，我能吃飽就不錯了。我的政治老師陳天青知道我的家庭情況，經(jīng)常自己花錢給我買魚肝油丸吃。

在長汀體檢的時候，有一位姓楊的醫(yī)生，很厲害，沒用X光機，他就用手叩、敲胸部，用聽診器聽，就能作出診斷。給我做檢查時他反復聽、敲，還叫我坐下休息一會再躺下敲、聽，檢查得很仔細。他給我做了檢查，覺得我有問題，在體檢表上寫了很多他的診斷。我也不知道他寫了什么，總之是寫了一堆的字，那時這些東西自己是不準看的。

問：那時考大學是不是要到外地去？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這應該是件大事了，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答：當時我們有三個班級共100多人去漳州考試。出發(fā)前陳天青老師找我，他說，這次你們?nèi)タ即髮W，有兩個教師陪你們?nèi)フ闹?，教物理的李老師和教政治的劉老師，李老師是非黨人士。我交給你一個任務：在長汀體檢的時候，有五六個同學體檢都懷疑有問題，包括你在內(nèi)（因為當時主要的疾病是肺結(jié)核，所以最后需要以X光透視為準）。到龍巖體檢的時候，肯定會有同學通不過。如果你體檢通不過，你就負責把體檢沒有通過的同學帶回來；如果你通過了，劉老師就帶隊回來，你把大部隊帶到漳州去。我相信你經(jīng)得起這樣的考驗。

到龍巖體檢的時候，X光透視之后，我體檢表上蓋了一個“心肺正常”，我通過了，但真的有幾個同學沒有通過。劉老師就帶他們回長汀去了。我就繼續(xù)帶他們?nèi)フ闹?。其實就是從長汀到龍巖這一段，同學們的吃、住、行也主要是由我安排，我還另外請一位同學幫助管賬目。

這一路上很辛苦，每天不能趕太多的路，還要幫助同學去找挑夫，幫著挑一些書。每到一個地方，我就要去找住的地方，還要去找吃的。同學們可以去自修，而我就要去跑這些雜事，一點點溫課的時間都沒有。到了漳州，我們住在漳州女中，安排好食宿，其他同學可以自修了，我還要幫同學們?nèi)ソ惑w檢表、報名表等等。

我記得第一門考的是語文，我剛剛考完出來，就聽見有人喊：長汀中學帶隊的，你們有一個同學在考場暈倒了，躺在傳達室。我趕快跑著去雇了一輛腳踏三輪車，把這個同學送到醫(yī)院，趕回來，連中飯也沒吃就去參加下午的英語考試。

考試結(jié)束后，我們就趕回長汀，這時比去的時候要好些了，可以坐一段路的汽車。到了連城與長汀交界一個叫朋口的地方，買不到汽車票，要等一兩天，而這時離我們家鄉(xiāng)還有40多公里，走路還要一天多。一路上這么過來，同學們帶的錢本來不多，這時都用得差不多了，就想辦法找了一個小學借住了一晚，晚上就睡在長凳上。我們的李老師跟著我們，可是他什么事都不管，找不到旅館了，同學們沒錢了，他都不管。我很生氣，就去找到那個李老師，我說：“你是老師，我們那么多同學一路上你什么都不管。到了這里，你自己住旅館、在飯店里吃好住好，同學們的錢都沒有了，我們連飯都不知道怎么吃！”我狠狠地說了他一頓。

我們等了一天，還有七八個同學買不到回家的汽車票，但也不能等了，如果再等一兩天，真的就連吃飯都沒錢了。我們中有一個同學的家在朋口與長汀之間約20多公里的地方，估計當天可以趕到，我們這幾個人，其中還有一個女同學，就趕到他家住了一夜。我還記得我們走到一塊沙地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就不肯走了，他把腳放在暖和的沙子里，很舒服。這個地方有溫泉，我們晚上還去泡了溫泉。回去之后，李老師又去校長那兒告狀，校長了解了情況后，也沒有批評我什么。陳校長后來從福建回到廣東，我到了香港工作后一直打聽他的情況，后來總算打聽到了，此后一直與他有聯(lián)系。他去世后，我還發(fā)了唁函。還有一位陳天青老師，他是一個要求很嚴的老師，批評我們的時候很嚴，但他也非常愛護我們。他給我買過魚肝油丸，臨上大學前，又給我5塊錢作路費，我們是從南昌坐火車的，夠買火車票了。當時一個月的伙食費也只要10元錢。

還有一件事，我也是記憶很深的。那時候讀高中二年級，我對語文課老師曹仰南先生說，這個學期我能不能不做你每個星期給我們出題的作文，我想寫一篇《從魯迅小說看魯迅的思想》的文章，學期結(jié)束時交給你。他答應了我的要求。我就用心地寫這篇文章，因為魯迅的小說數(shù)量并不多，我都讀過，也讀過他的雜文，還讀過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集序言》等文章，我把這些讀過的東西聯(lián)系起來寫了這篇文章，滿滿地寫了一本作文本，期末交給了曹老師。他非常認真地看了，并在我的文章上作了修改，還在文章的最后寫了一大段評語，并在課堂上作了點評。他把作文本還給我的時候，對我說，“這個作文本，你要好好保存，可能你以后上了大學也不一定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上?，我上浙大時，沒有把這本作文本帶出來，1956年我回家時，已經(jīng)找不到了。

我很懷念我中學時期的許多老師，當時的師生關系非常密切，這些老師，對我們一生的影響都很大。我們的成長，與在中學時受老師的影響是有關系的，很多好的老師可以影響你一輩子。教育很重要的就是一種感情和一種理念。

第三節(jié) 千里迢迢求學路

問：1954年夏秋之交，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很多歷史資料上都記錄了這次水災，包括洪峰之猛，水位之高，汛期之長，受災范圍之廣，都是罕見的。您是在1954年上大學的，您對這場自然災害有印象嗎？

答：1954年洪災的受災面積和災害嚴重程度在我們國家歷史上也是很少見的。漲了大水，很多地方交通都不行了。那時福建省的交通本來就很差，鷹廈鐵路還沒修，我們出來很麻煩。從長汀出來，我們要先坐汽車到南昌，這就要兩天時間。當時交通條件很差，如果坐客車，就要一站一站過來，所以我們經(jīng)常是搭貨車，上了空貨車，就直接坐在車廂木地板上，到南昌之后再坐火車。

我們來浙大讀書的時候，長江上還沒有橋，只能靠擺渡。因為漲大水，所以武漢封航了，所有往北行的旅客都要從上海、南京走。

問：路途這么艱難，又遇上了百年特大水災，你們是怎么一路走來的？

答：我們是幾十個同學一起從長汀出發(fā)，有的到杭州、上海、南京，也有的要去天津、北京、哈爾濱……但我們都滯留在了南昌火車站。每天火車站售票窗一打開就掛出牌子說“票已售完”，接連幾天都是這樣。我們買不到票，沒辦法，急得就像無主游魂一樣在南昌游來游去。

再這么下去實在沒辦法了，我和一個姓賴的同學就沖到了站長室去找站長。站長在，也沒有人擋我們，我們對站長說，我們幾十個人都是考上大學去上學的，每天就睡在候車室，在候車室排了幾天的隊了，都買不到票，大學都要開學了，我們還在這里待著，該怎么辦呢？站長看我們確實都是學生，就為我們想辦法，給我們寫了一張條子，讓我們買到了火車票。但我還是錯過了報到時間，等我趕到學校報到的時候，浙大新生開學典禮都已經(jīng)舉行過了。

問：這么說起來您是一個沒有參加過開學典禮的浙大學生。您有沒有錯過什么重要的事？

答：是啊，沒有趕上開學典禮，心里很遺憾。當時什么都不懂，初到浙大，只知道自己是在機械系，也不知道機械系有什么專業(yè)，光學機械儀器這個專業(yè)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但是分配到這個專業(yè)還是高興得不得了，因為聽先到的同學談起，在開學典禮上，當時浙大主持工作的副校長劉丹同志專門說了，浙大光學儀器專業(yè)是全國高校中僅有的專業(yè)，也是浙大唯一的保密專業(yè)，分到這里的同學是不容易的，一共就30個人，大家一聽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專業(yè)，都很自豪。

問：浙江大學是1953年才開始在玉泉建造新校園的，1954年您到了浙大以后看到新建的教學樓和校舍，很開心還是很激動？

答：不是開心，也不是激動，而是感到很不稱心。因為我心里的大學不是眼前看到的這個樣子。

浙江大學在玉泉新址建造校園最早是從1953年7月開始的。浙大校本部的老校址原來在杭州市的城東，東面以城墻護城河為界，西面以大學路、北面以慶春街、南面以大河下巷為界，如果不包括華家池農(nóng)學院等，那時候占地面積大概是400畝。

由于這塊地方毗鄰民居，地處城中，難以擴展，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后學校一直在考慮另建新校舍的問題。我聽劉丹同志說，當年他帶領一些教師看了一些地方，后來發(fā)現(xiàn)在黃龍洞以西到老和山下有一片土地，大約有2300多畝，多半是田野和墳地，且四周有相當?shù)陌l(fā)展余地，作為新校址，投資省，很合適。因此，玉泉的新校址1952年確定后開始總體規(guī)劃設計，1953年動工建設，到第一期工程完成，建造了五幢學生宿舍，1954年才開始建造教學大樓。

1954年我們?nèi)雽W時，浙大剛準備從大學路搬到玉泉新校址。因此，學校迎接新生就把我們接到了正在建造的新校區(qū)。那時玉泉新校址正在動工建設，到處都是工地。

我到了學校一看，原來同學寄來的照片上的美景一點都沒看見。校園里沒有一條規(guī)整的路，到處都是坡地、泥地，坑坑洼洼的。校園里只有一、三、四、五、六，五幢學生宿舍樓，第一教學大樓還在建，墻體還只建到膝蓋那么高，第二教學大樓才剛開始打地基。食堂也沒有建好，我們吃飯是在草棚里。有些課也是在草棚里上，在草棚里擺上桌子、凳子，地都沒平過，滿地都是雜草，小班課和力學實驗是在第一學生宿舍內(nèi)上。心里很不愉快，一度想回去第二年再考一個好些的學校。

現(xiàn)在回想當時在這種環(huán)境里上課，對我后來的工作倒是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在確定紫金港校區(qū)的學生入住時，就有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玉泉校區(qū)舊貌

問：最終您沒有選擇離開，是什么讓您留下來了？

答：我們這一屆的中學同學考到浙大的有7個，有的同學住在三舍，有的同學住在四舍。我們是中午到的，安頓下來后，吃過晚飯，我們就聚到一起去散步。

9月初，天氣已經(jīng)涼快下來了。從浙大求是村走到松木場，全部是田間的小路，當時求是村和松木場之間是一大片稻田，松木場有農(nóng)民在擺地攤賣蔬菜，我們花幾分錢買了根“浙大長蘿卜”，幾個人掰來吃著，就像吃水果一樣，很好吃。

一路上大家都在議論，原來不是說浙大是個很漂亮的學校，怎么這個樣子？同學們都有些失望。這么聊著的時候，我想自己是不是回去算了，明年再考一個比較像樣的學校?？捎忠幌胱约菏菍W生干部，考上大學再逃回去像什么樣子，還有，萬一明年不讓考怎么辦呢？而且家里經(jīng)濟條件也不容許這樣做。既然來了就安心在這里吧。

后來，有先來的同學告訴我們，這里玉泉新校址是剛開始建的，只有本科一年級加上土木系剛搬到這里，浙大還有一個校本部在城里，你們還沒去過，那里很漂亮。因為開學典禮是在校本部舉行的，所以先到的同學都參加了開學典禮，他們都知道校本部有很漂亮的校園。

問：您中學時當學生干部，上了大學是不是也自然成了學生干部？當學生干部要占用很多業(yè)余時間，您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答：剛進浙大的時候，我每天都很早起來，起床后，繞著宿舍跑步，跑完之后就開始讀俄文。我有一個強烈的想法就是“終于可以好好讀書了”。因為從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當學生干部，當學生干部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為同學服務，要做很多瑣碎的事，有哪一點做得不夠好了，就會有同學提批評意見，當怕了。

到大學后，換個環(huán)境，再沒有人知道我原來是學生干部了，可以不當了，好好讀書。因此剛進大學的時候班里開會我一句話都不說，就怕被老師認為“這個學生還有點能力”，又要讓我當學生干部了。

誰知過了半個月，學校團委一個姓肖的青年女老師把我叫去了，她說，新的同學進校之后每個班里要建立團的組織。那個時候叫“班三角”：一個是團支部書記，管政治思想工作；一個是班長，管學習的，相當于學習委員；還有一個就是班主席，是管生活的?！鞍嗳恰本褪且粋€小班的領導核心，是把學生以小班為單位固定組織起來，共同管理一個班的學習、生活和學生的思想工作。

這樣一種學生小班的組織形式在浙大歷史上是沒有過的，也是從我們這一屆進校才開始實行的。據(jù)說是根據(jù)當時蘇聯(lián)專家的建議而搞的。當時我們班的班長叫蕭錫珙，班主席是羅國英，我則擔任團支部書記，由我們?nèi)齻€同學組成“班三角”。

但我是想進大學后，不再當班干部，想安下心來學習。我就和團委的老師說，這里的學生大多數(shù)都是從大城市里來的，他們見多識廣，能力比我強，我是從山區(qū)來的，我管不了的。但她也很干脆地說，“這有什么關系。我們看了你的檔案的，你在中學時一直就是學生干部，就是碰釘子你也得去碰，組織上挑定你了”。她這么說了，我只好服從。就這樣，我又當起了“書記”。開始是團支部書記，當了兩年，三年級開始又當了兩年團總支書記。

當學生干部確實花費我很多的精力和學習時間，起碼，覺要比一般同學少睡很多。由于我上高中時身體就不是很強壯，當時老師都覺得我太瘦了。進了大學之后，由于我很用功，而學生工作又很忙，結(jié)果不到一個月我就大病了一場。

那是1954年國慶節(jié)前夕，要慶祝建國五周年，省市、學校都要搞大型的慶?；顒?。有一天，學校通知我們學生干部下午去校本部聽報告，由當時學校黨委副書記、政治輔導處主任劉亦夫布置國慶活動的具體安排，講解建國五周年宣傳提綱和國家的發(fā)展形勢……那天中午上完課吃了午飯我剛回到宿舍，就感到頭暈乎乎的，渾身乏力。正好太陽曬過來，床上熱乎乎的，我就那樣睡過去了。其實當時我已經(jīng)生病發(fā)燒了，等我醒來的時候，一想到下午還要開會，就趕緊起來跑去乘車，但趕到上車地點的時候，眼看著那個汽車剛開跑了，心里一著急，想也沒想，撒開腿就跑，就這樣一直從玉泉跑步跑到大學路的校本部。

問：從玉泉到大學路，大概有8公里路吧，騎自行車正常速度大約需要四十分鐘。您跑了多久？

答：我也不記得自己跑了多久。只記得等我跑到的時候大會已經(jīng)開始了。正在布置國慶五周年如何組織游行等事，我就趕緊記筆記……回來后我還把筆記重新整理了一下，晚上又給同學開班會，布置國慶節(jié)要做什么。安排好以后，晚飯也沒吃我就睡了，到了晚上開始發(fā)高燒，39°C以上，直到10月1日國慶游行我也沒去參加，還在發(fā)高燒，氣都透不過來，到了校醫(yī)務室，醫(yī)生說是重感冒，配了一些阿斯匹林來吃?？墒堑?號下午，三四天了，高燒還是沒退下來。

同學們看我?guī)滋旄邿煌?，呼吸也很困難，也不想吃飯，心里都很著急，就去叫了一個姓楊的醫(yī)生來看，他一聽一敲，說不是重感冒，是肺部有問題，叫同學趕緊送我到現(xiàn)在的浙大附屬第一醫(yī)院去。那時第一醫(yī)院門口掛的牌子還是“浙大醫(yī)院”。到了浙大醫(yī)院，專業(yè)醫(yī)生一聽診就說可能是胸膜炎，要做X光透視再看一看，就讓我先住院。

第二天住院檢查，查出胸腔積水，一次抽水抽出500毫升。把水抽完，人就可以透過氣來了，然后燒也退了下來。但是醫(yī)生要求繼續(xù)住院觀察治療，每天都要打針、吃藥。按醫(yī)生治療方案，寫著是住院治療三個月，然后回校臥床休息三個月。我想如果真按他這樣治下去那還了得？畢竟年紀輕加上在浙大吃得很好。記得第一年在浙大和醫(yī)院，學生吃飯是全免費的，所以營養(yǎng)跟得上，恢復得很快。在醫(yī)院大概住了三個星期，我就要求回校了。但回學校上課還是撐不下來，只好又在校醫(yī)務室住了兩三個星期，前后大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沒能去上課。

問：缺了一個多月的課，期終考試沒有問題嗎？

答：浙江大學對學生各門課程學習成績的考核評定，歷來是用筆試的方法，而且都是以百分制計分法記錄每個學生的成績。

1953年學習蘇聯(lián)之后，學校對原來的考試制度作了改變，對學生各科成績的評定采取考試和考察兩種方法。同時規(guī)定，凡要進行考試的課程，都由筆試改為口試，所以我們那時的考試都是口試，先由老師擬制一批考簽，每張考簽一般有三四個題目?？荚囬_始時，先由學生自己到老師那兒抽一張考簽，有半個小時的準備，再到主考老師那邊應答，主要是口頭表述，計算題也是寫好算式和計算結(jié)果口頭回答，主考老師也可以就該學生的應答再提出一些問題，讓學生當場回答，最后由老師當場給學生這門課打分。評分是四級記分制，即優(yōu)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因此，在我們剛進學校報到的時候，學校就發(fā)給我們每人一個本子，藍色布面，每次考完之后老師給我們打分數(shù)，這本本子記錄了每個學生各門課程每一次考試的成績，本子最后一頁上面寫著：四年修業(yè)期滿成績合格，憑此冊換取專家文憑，這就是記分冊。所以每一次考試的時候都帶著那個本子。

我生病后第一學期考試，四門課考完之后，成績也算理想，數(shù)學、化學考了優(yōu)秀，物理考了良好，只有畫法幾何是及格。因為中學時候沒有學過，又脫了一個多月的課，后面接不上了。當時教我們數(shù)學的老師是許國容先生，后來是樓仁泰先生，都是副教授；物理是汪永江先生，是講師；化學是陳嗣虞先生，是教授，后來他當過杭州大學的副校長。這樣平均一下，成績還是良好以上水平。生病以后這半年團委就讓我不再當團支部書記，一直到第一學期結(jié)束。第二學期又恢復我當團支部書記。

問：20世紀50年代初期，浙大剛剛經(jīng)歷了大規(guī)模的院系調(diào)整，原來一所綜合性大學只保留了電機、機械、土木、化工等四個工科學系，一個系一年大概只招收400多名新生。當時光儀專業(yè)有多少學生？

答：以前我看過一些有關學校校史的材料，1953年起，國家開始搞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全國形勢發(fā)展迫切要求大學有一個大的發(fā)展，培養(yǎng)更多的各類專門建設人才，因此在這段時間里，浙江大學也增設了一些新專業(yè)，同時考慮籌建理科專業(yè)，擴大學校的辦學規(guī)模。1953年初，在校學生數(shù)大約是1780名左右，之后逐年增長，每年招收1000人左右。比解放初招收人數(shù)翻了一番多。

我們?nèi)雽W時，機械系四個本科專業(yè)共招生320人，此外還有專修科也招了學生。那一年我們光儀專業(yè)只招了30個人。我們機械系一共有8個班，機械制造工藝3個班級、金屬切削機床與刀具2個班級、鑄造機械與工藝2個班，只有光學儀器是1個班。但是國家對光學儀器專業(yè)人才的需求量很大，所以1956年又從機械系其他專業(yè)轉(zhuǎn)了30個同學到光學儀器專業(yè)，這樣一來機械系就平均每個專業(yè)兩個班了。

問：畢業(yè)后您留在了學校工作，這是您的初衷還是學校的安排？

答：畢業(yè)的時候，我們541班28個同學中有兩個留校。當時大學生畢業(yè)是統(tǒng)一分配的，可以自己先填志愿。當時，我和金切541班的楊惠儀已經(jīng)在談戀愛了。我當團總支書記，她擔任團總支宣傳委員?？煲厴I(yè)了，我們就商量到哪里去工作，上海、南京、北京這些大城市都是好地方，有很多同學都想去，我們倆就想還是不要挑這些地方了。當時就想挑一個專業(yè)對口單位，最好兩人能分配到一起。左思右想，我們就向?qū)W校提出來要求分配到昆明去工作。因為昆明有個很大的軍用光學儀器廠，是當時中國兩個最大的軍用光學儀器廠之一。楊惠儀畢業(yè)設計是在無錫機床廠完成的，昆明也有個很大的機床廠，昆明機床廠。

后來，學校光儀專業(yè)需要留畢業(yè)生，每一屆都留學生當老師。我們那一屆要留3個，要業(yè)務上不錯，政治上也不錯的學生。這樣我就留在了學校當教師。從此，我的人生自離開長汀之后，大部分時間就與浙大、與杭州分不開了。

第四節(jié) 沒有挖出一個“右派”

問：“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您還沒有畢業(yè)，您是學生黨員，又是學生干部，怎么看這場政治運動？

答：我是1956年入黨的。1957年“反右”的時候我擔任機械系年級團總支書記，當時我們年級學生黨支部書記是施海蜃。我們那個年級機械系有一個黨支部、八個團支部。八個團支部上面成立一個團總支部，黨支部下設兩個黨小組：機制和金切兩專業(yè)一個黨小組，鑄造和光儀兩個專業(yè)一個黨小組。“反右”過程中，機制和金切兩專業(yè)的同學中有一些同學被劃了右派，我們黨小組所在專業(yè)的四個班級沒有一個同學被劃為右派的。

五十多年過去了，現(xiàn)在校友們聚會碰在一起還經(jīng)常會說起這個話題，慶幸自己所在專業(yè)的同學相互信任、團結(jié)，也對當時我們這些黨員充滿感激，慶幸在這場擴大化的政治運動中沒有人墜入不幸。

問：您還記得當年“反右”運動是在一個什么樣的大背景下發(fā)生的嗎？在當時，你們是怎么做的？沒有挖出一個右派，除了相互信任、團結(jié)，其中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

答：浙江大學和全國一樣開展“反右”斗爭是有一個大的歷史背景的。

我記得1957年的4月份，中央發(fā)了一個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主要內(nèi)容的整風運動，也就是說要發(fā)動干部和群眾向黨提意見和建議，幫助黨整風。當時浙大校長是霍士廉，他還是省委書記處的書記，是他來學校對整風運動進行動員和部署的。當時是希望黨內(nèi)外的教師干部和學生敞開思想，揭露問題，分析矛盾，幫助黨改進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號召大鳴大放貼大字報。

整風運動開始的時候，學校里出現(xiàn)了一些提意見的大字報，主要是提一些生活上的問題，像食堂伙食不好、醫(yī)務室很差……我自己就寫過一首打油詩，說“醫(yī)務室，水平低，不管大小病，兩片ABC”，說的也是實際情況。在鳴放中涉及整個學校工作的或?qū)h的工作的意見和批評的，都沒有。

可是到了1957年的七八月份，全國形勢都變了，說有極少數(shù)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攻擊，當時國內(nèi)的政治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了，全國就開始了“反右”派斗爭。

正好1957年五六月份的時候，我們下廠實習去了。等我們實習提前結(jié)束回學校參加“反右”運動的時候，因為學校已經(jīng)開始“反右”了，因此我們就不會再去搞“鳴放”了。

客觀地說，運氣是比較好，但也不能簡單理解成運氣。一般來說，學校對學生黨員的要求是政治、業(yè)務素質(zhì)都要好。1957年發(fā)生的事情，現(xiàn)在回憶起來，教訓是很深刻的，當時我們之所以沒有“出位”，包括在以后歷次大的政治運動中我們都沒有出現(xiàn)什么大的問題，重要的是，基本的政治素質(zhì)我們都是有的。

我所說的“基本政治素質(zhì)”是指基本政治立場和對一件事本質(zhì)的分析和判斷能力。就拿1957年“反右”來說，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不到十年，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矛盾都有，頻繁的政治運動也產(chǎn)生了大量的內(nèi)部矛盾，再加上人民共和國剛建立不久，一股企圖推翻中國共產(chǎn)黨政權的反動勢力也確實存在。

“反右”之前的“肅反”運動，也有浙大的學生受到?jīng)_擊，周圍的同學也有不理解的，也有不滿的。但是，我理解的“右派”，應該是指一小部分確實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甚至是仇視共產(chǎn)黨、仇視社會主義的人。當時的中央文件對這點闡述得也是很清楚的。

后來整個“反右”運動擴大化了，不少地方和部門沒有正確掌握好中央的政策，把一些平常發(fā)牢騷、說怪話以及對黨支部成員有意見的同志都當成右派整了，甚至還有一些所提意見本來是對的，但可能提出的方式比較激烈一點，或沒有被正確認識的，也把他劃成右派了。當然，還存有一些黨組織的領導人，也利用這個運動，把平時反對過自己的人整成了右派，所以，造成了很多冤假錯案。

問：您所說的“反右”擴大化的問題，在當時有沒有爭議？

答：當時爭議就很大。爭議最大的是具體到哪一個人是不是該劃右派。爭議的最大焦點就是我們黨小組聯(lián)系的幾個班為什么一個右派都沒有？！我想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鳴放”的時候，我們在學校的時間不長，1957年暑假前我們?nèi)ド虾９鈨x廠實習，就離開了學校，等“反右”運動開始才回校，在當時的形勢下，同學中不可能再出現(xiàn)激烈的言辭了。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班包括我們黨小組的幾位同志都很正派，也很注意掌握政策界線，不會把平時講過一些牢騷話的同學當成右派來整。

我記得，當時浙大學生中被劃成右派的，有幾個影響比較大的事件，其中有一個事件叫“肅反鳴放會”。組織這個會的那位同學與我們是同一屆的，是電機系的，也是一位團支部書記，她在同學中還是很有號召力的。1957年“鳴放”的時候，她主持開了一個“肅反鳴放會”控訴“肅反”的時候怎么錯誤整人。當時有同學提議，我們浙大的“鳴放”，《浙江日報》、《杭州日報》都不準刊登，我們要去沖《浙江日報》、《杭州日報》，而且真的去沖過。還有的同學說要掌握輿論工具，占領學校廣播臺……一時間，校園里確實搞得很亂，影響也很大。

這件事其中涉及我們班的一個同學。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開“肅反鳴放會”的時候，會場的門口放了一個本子，參加會議的人都要簽個到，但不要求簽名字，只要簽哪個班級就可以了。后來簽到本名單一匯總，有69個班的同學參加了會議。會議組織者就把他們變成一個組織了，搶了學校廣播臺，每天廣播“69班聯(lián)合宣言”，把學校里的黨員罵成“狗仔子”，罵得別人都不敢講話，鬧得很厲害。

等到“反右”開始以后，上面就要追查這69個班級中是哪些同學去參加了。一查，其中也有我們541班的，就到我們班里來查，問誰去了，講了什么話，大家都說沒去?？墒堑缴臅r候，就有一個同學拉著我，讓我和他一起出去走走，他就低聲告訴我，那個會是他去的，他那天也不知道，也沒有講話，只看見那里面很熱鬧就跑進去看，他們讓他簽班級的名，他就簽了541班。我聽完之后告訴他這件事就到此為止，不要再說了。

問：這大概就是您把他“保”下來了吧??？但您出于什么考慮要“?！彼?？有沒有因此有什么麻煩嗎？

答：同學之間，在一起的時間長了，不時會有一些摩擦，吵吵鬧鬧，都是難免的。作為一個正派人，千萬不要利用政治運動的機會去整人。國內(nèi)以前那么多政治運動造成了多少冤假錯案，其中既有政治運動擴大化、政策上的錯誤帶來的惡果，也有很多是個人恩怨造成的。像我前面說的這件事，除非是明顯冒在上面為首的人，一般的參與群眾，主要是教育問題，下面不往上報，上面怎么會知道？

“文革”期間，我們一起留校的同班同學何國雄因為家庭問題也被審查，有一天我們兩個碰到，他告訴我，有人向他調(diào)查我是不是漏劃右派。我聽了只是笑笑，因為我不相信還有人會懷疑我是漏劃右派。

“四人幫”粉碎以后，當時我在學校材料組工作，無意之中發(fā)現(xiàn)在光儀系的審查材料里面真有一份調(diào)查我是漏劃右派的材料，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確實曾經(jīng)審查我，說我是漏劃右派，還派了外調(diào)人員去南通等地，找我們班的黨總支委員章世強調(diào)查我的情況?！白蟆迸傻倪壿嬕埠芎唵巍驗槲也粍潉e人右派，那我自己就是右派。

問：那時學校里還有些什么您認為比較有影響的事件？

答：當時還有一件事，就是批當時浙大的校長霍士廉。1957年“反右”時，霍士廉同志是當時學校黨委書記兼校長。他還是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他在浙大的職務其實是掛名的，平時基本上沒有過問浙大的具體工作，那時是劉丹同志在主持浙大的日常工作。1957年整風運動時，就請霍士廉來學校給師生作報告，講“關于學習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當時在學校大操場開的會，他在會上講話，講到階級斗爭仍然存在時，說“你們浙大最近不是也出現(xiàn)過反動標語嗎”。他自己是浙大校長，但在報告中說“你們浙大”的話，下面同學聽了，一下子就一片嗡嗡聲了。學生們本來就對掛名校長有意見，所以到“鳴放”的時候就有人貼出一張大字報，標題寫得很大——“你們浙大有感”，批評霍士廉校長。

那時還有“還我教授”事件。我記得有一個系的同學貼大字報，說浙大以前有多少多少名教授，在院系調(diào)整時都被調(diào)整走了，現(xiàn)在學校已經(jīng)沒有幾個知名教授了，要求把這些名教授還給浙大。這些同學還印了很多油印的傳單到處發(fā)，拿到學生宿舍爭取其他同學的簽名……結(jié)果，這些活動的發(fā)起者后來也被錯劃成右派了。

嚴格說，在那個時候?qū)W校里對黨不滿、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人是有的。不過只是極個別人，不應該擴大到那么多人，更不應該把很多內(nèi)部矛盾作為敵對矛盾處理。特別是像王國松、李壽恒先生，都是浙大的副校長、一級教授，并且是國際、國內(nèi)都很知名的電機專家和化工專家，硬是把他們劃為右派，這是不對的。

浙江大學在“反右”斗爭中所劃的右派比例低于全國高校的平均數(shù)，當時土木系教師干部中沒有一個被劃成右派的，這種情況在全國高校也是很少見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學校對所有被劃為右派的人進行全面復查，結(jié)果表明，所謂的右派分子無一例外都是錯劃的，全部作了改正。這件事學校統(tǒng)戰(zhàn)部吳容同志和邵孝峰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的6月26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有一個分析和總結(jié)認為，1957年的“經(jīng)濟工作”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認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fā)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決議指出“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shù)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fā)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chǎn)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nèi)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這些決議都是非常正確的。例如，當時浙大有一個黨委副書記，是從省委組織部調(diào)過來的，開始的時候他主持學校的“反右”工作，經(jīng)常在臺上作報告，過了不久他原來工作單位有人貼他的大字報，1958年春的時候就把他錯劃為“右派”了，結(jié)果一生都很悲慘，身體也遭受了很大摧殘，雖然后來得到了平反，但是政治運動擴大化，對人的傷害是很大的。很多被錯劃為“右派”的師生長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也不能在學校教學科研和工作中發(fā)揮應有的作用。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學校和國家的損失，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