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初到香港

問：去香港之前您在杭州市委工作，調您去香港工作，是否有思想準備？事先有沒有得到什么消息？

答：我去香港工作其實非常突然。

1983年我從浙江大學調到杭州市委擔任副書記才一年多。1984年10月底的一天，開完一個黨史座談會，吃過晚飯，市委書記厲德馨把我們幾個人，副書記兼市長鐘伯熙，我，還有副書記許行貫和楊招棣，副市長顧維良等同志一起留了下來。當時，市里的日常比較重要工作，如果不需要提到市委常委會討論的事，主要就是我們六個人在一起商量，那時不叫書記辦公會議，大致就是這個性質。

厲德馨同志說，給大家講一件事情，中央組織部要調張浚生同志去香港，負責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宣傳工作。當時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到杭州市委已經逐漸熟悉了，工作也很順手，很愉快，怎么突然要調我去香港呢？我說我不去，跟大家一起工作我很開心。厲德馨說，我只是傳達一下上級組織的通知，如果你不愿意去可以找沈桂芳談談。

沈桂芳同志那時候是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我就去找沈桂芳同志，她說也不是省里的意思，是中央組織部來調人。如果你實在不愿意去，可以找王芳同志談談。我又去找省委書記王芳同志。王芳也說，不是省委安排你去的，是中央組織部指名調的，從省里工作考慮，我們也不愿意讓你離開。你到杭州市工作以后，上上下下反映都挺好，杭州市和浙江省年紀輕的領導干部很少，你走了對省里的工作是一個損失。王芳同志還說，你到杭州市工作，本來講好是讓厲德馨同志帶你一段時間。但是中央來調人，省里也不能不放。從另外一個角度考慮，你到香港工作一段時間也有好處，那里挺鍛煉人的。他還說，和中央組織部商量了，只借調兩年?，F(xiàn)在你們浙大派老師到國外留學，差不多也是兩年。我讓你去香港“留學”兩年，回來之后到市里或到省里工作都可以。省委書記都這樣說了，我也沒有其他的話好說。

大概過了一個月，中央組織部來人找我談話。來了兩個同志，一個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鄭華，他也是我在中央黨校學習時的同學；還有一個是中央組織部黨政外事干部局的局長張志杰。后來鄭華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要開會先走了。

那天談話具體是張志杰和我談的，在杭州飯店的五樓。因為一開始我就告訴他，我和省里談過不想去香港，所以他就拼命做我的思想工作。在這之前一個月，就是1984年的9月，《中英聯(lián)合聲明》剛剛草簽，張志杰就給我講香港工作如何如何重要，《中英聯(lián)合聲明》正式簽署以后要進入過渡時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去一大批的干部，特別是要去一些年紀比較輕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干部。當時我想，我的意見都向省委講了，再多說也沒有什么意思，就微笑著，一直聽他講。談話從下午三點多鐘開始，一直持續(xù)到傍晚。杭州飯店就在西湖邊上，談話的房間正好對著西湖，談完話，站起來后，我望著窗外對張志杰說：“你看，我們杭州多美啊，我干嘛要到香港去呢？”他也笑起來。

問：您就這樣到香港去“留學”了？

答：是啊，根本由不得我自己。最后，王芳同志給我說定了，去兩年。到11月底就開始辦手續(xù)，正式接到通知是1985年6月中，7月份我就到了香港。

問：您知道中央為什么調您去香港工作嗎？

答：我后來才知道，在我去香港之前，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向中央提出來，原來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廣東人，希望從上海、江蘇、浙江、福建選派一批干部去。在香港，祖籍是這些地區(qū)或者曾經在這些地區(qū)生活、做事的人士比較多，這樣便于更廣泛地與各界聯(lián)系開展工作。中央同意了，就在這三省一市里面挑選了一些人。

但至于為什么我會被挑上，經常有人問我這個問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到香港后有些文章、書籍還在胡亂猜測，說可能我父親是陳毅元帥的部下，是三野的干部，等等，真是可笑！他們這樣猜測是因為我的家鄉(xiāng)長汀是老蘇區(qū)。

香港一景

問：我們知道您是在香港回歸之后，1998年才回到杭州的。這一次“留學”可遠遠不止兩年呀！

答：其實我是想早點回來的，浙江省也希望我回來。大概在我到香港半年左右時，有一次我去我們分社的大餐廳吃飯，正好看到在平時接待客人的一個小餐廳中，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沈桂芳同志坐在里面，我就進去問她怎么到香港來了，她說是專門來調我回去的。因為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厲德馨已經62歲了，到了退下來的年齡，省委準備把我要回去接替他。不過那次沒能談成，許家屯不肯放，許對沈說，說好了借調兩年，怎么只來了半年就要回去？后來兩年“留學”期滿也沒能“畢業(yè)”回去，這一“留學”前后就留了14年。

問：您到香港以后一開始擔任什么職務？

答：我到了之后，宣布我當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宣傳部副部長。但是已經明確，這只是過渡，等我熟悉情況之后就負責宣傳部的工作。到1986年2月，就宣布我擔任分社的宣傳部部長。

問：內地很多人對新華社香港分社不是很了解，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機構，并不是單純的新聞單位，是不是？

答：是的。準確地講，它是中國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機構。

新華社香港分社是1947年成立的。早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期間，我們黨就在香港有比較多的活動。但是沒有一個正式的機構，一般都附設在一個公司里來做黨的工作。

后來出現(xiàn)了一個機會，1947年，英國人看到蔣介石的政權風雨飄搖，他也要留一手，準備將來新中國成立以后，能夠和我們建立聯(lián)系，可以和我們拉關系。英國人和美國人不一樣，英國人很圓滑，他們本來也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但不像美國陷得那么深。更早的時候，抗日戰(zhàn)爭期間，英國人就和共產黨有過交往。當時日本人占領了香港，英軍司令和港督都被抓了起來。在戰(zhàn)斗中有一批英軍撒退到新界。新界那里有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在活動，就是港九獨立大隊。那時候大家共同的敵人是日本人，游擊隊就把英國軍隊保護下來了，所以英國人也感謝共產黨。據說后來人民解放軍解放海南島的時候，英國還想幫一點忙。1947年英國人和我們拉關系，我們也正想在香港有一個機構，便于工作，于是我們就建立了新華社香港分社。

新華社全名是“新華通訊社”，前身是1931年創(chuàng)建于江西瑞金井岡山根據地的“紅色中華通訊社”，1937年在延安改名為“新華通訊社”。

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長是喬冠華同志。當時也有通訊社的功能，但更主要的是不公開的黨組織。《中英聯(lián)合聲明》簽署以后，香港進入過渡時期，就明確了新華社香港分社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行政上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機構。

1997年香港回歸以后，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名稱還保留了一段時間，后來改成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lián)絡辦公室。因為有了香港特區(qū)政府，駐香港聯(lián)絡辦公室的職能就不同于新華社香港分社，分社是中國政府代表機構，聯(lián)絡辦公室是中央政府授權的工作機構。

問：剛到香港工作時您有什么感覺，各方面還適應嗎？

答：最初的感覺就是工作施展不開。我們宣傳部機構很小，只有二十來個人。在香港我們自己有五家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香港商報》、《晶報》，下面還設出版管理機構，叫“三、中、商總管理處”，管理“三聯(lián)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家出版社在香港的分社。

那時在香港這些報紙還不能公開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下去調研也不能公開地說是調研，所以別扭得要命。我在浙大工作，是一個挺大的攤子，到杭州市更是一個很大的范圍，幾百萬人口，到香港展也展不開，下也下不去，變得沒事干了。

當時的宣傳部長楊奇是老香港，過去喬冠華和夏衍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時，他就在。去香港之前，他在《羊城晚報》當過總編輯。他擔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除我之外還有一個副部長，下面設綜合處、報刊處、出版處、對臺處，后來因為輿論斗爭的需要，又建立了輿論處。

開始沒有人指導，就自己在那里摸索。楊奇同志是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有很多文件、資料要看，還要起草香港分社的文件，另外一個副部長就管出版處，其他的都歸我管。分社領導告訴我，香港情況比較復雜，讓我先看看，多了解了解。為了讓我盡快熟悉情況，楊奇同志帶我去拜會香港新聞界的人士。楊奇同志和香港新聞界非常熟，新中國成立前他就在香港辦《華商報》，后來回來辦《羊城晚報》，他把香港報界的人士一一介紹給我，第一個是金庸先生，后來是《華僑日報》、《星島日報》、《成報》各家報刊的社長、總編輯、總主筆等等。

楊奇同志是個非常好的老同志，工作能力和水平都很高。他過去在香港工作作出了重要成績，包括抗戰(zhàn)時期協(xié)助一批文化界重要人士轉移到內地。他也遭受過“左”傾錯誤的打擊，但一直競競業(yè)業(yè)工作，我在香港的工作他對我?guī)椭艽蟆?/p>

除了楊奇同志領我認識香港新聞界的人士、給我介紹情況外，那段時間我每天就是看報紙，各種各樣的報紙，連專欄文章也看，一邊看一邊做筆記，通過這些逐漸了解香港。大概過了半年多，情況慢慢熟悉起來。

我到香港之前，《中英聯(lián)合聲明》在5月份已經正式生效。我就和楊奇同志商量，《中英聯(lián)合聲明》生效以后，香港的斗爭也漸漸激烈起來，宣傳部要有所作為。

《中英聯(lián)合聲明》簽署，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英國人開始布置撤退。但是他們并不甘心，還想盡可能地保留他們在香港的利益，于是拋出了政治體制改革這個東西。

我們當時的想法是，在過渡時期政治上保持平穩(wěn)，經濟上保持繁榮，社會上保持穩(wěn)定；有變化也盡量希望小變?！吨杏⒙?lián)合聲明》明確提出香港回歸以后50年不變，英方對此非常欣賞。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如意算盤，就是在過渡期的12年當中大變。你不是50年不變嗎？我在12年中大變，到時候你接過去的是我已經變過之后、符合英方利益的攤子，你再保持50年不變。

英方從1984年就開始布置，搞了一個試圖改變政治體制的“代議制”白皮書，1985年搞了綠皮書，要改變政治結構。比如香港的立法局、行政局，按照英國的英皇制誥、皇室訓令，它們都是咨詢機構。他們要把立法局改成民選，民選做什么呢？就是建立一個植根于香港的政府。他們搞還政于民，按理說到1997年應該是還政于中，把政權交還中國。以前香港從來沒有民主，英國人統(tǒng)治了那么多年都沒有給港人民主，在過渡時期的12年間，要大搞民主，他們的用心是很明顯的。

那個時候爭論漸漸多起來了。為了引導輿論，我們宣傳部就建立了輿論處，幫助我們自己辦的報紙寫一些文章，在《大公報》、《文匯報》以專論或來論的形式發(fā)表。輿論處請了兩位資深的專家，一個是傅作義的女婿，叫周毅之；另一個是從廣東調來的，社科所的研究員，叫施漢榮。輿論處就由他們兩個人負責。還從上海調來一個老同志王垂礽，他的英文非常好，經濟學也很內行。

張浚生在香港騎單車為公益金籌款

周毅之是北京新華社的記者，在香港工作。他的夫人傅冬菊是傅作義先生的女兒，在有關北平和平解放的電影電視中，有不少關于她的戲。那時她是地下黨員，傅作義將軍能夠最終下決心起義，使文化古城幸免于戰(zhàn)火，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傅冬菊做了特殊的貢獻。我們聘請周毅之時，她也在香港工作，那時名字叫傅冬。周毅之是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的。新中國成立前，他也是地下黨員，是一個非常好的同志，水平也很高，可惜現(xiàn)在已經去世了。

宣傳部慢慢地擴大，工作也開展起來。到1986年2月份，就任命我當宣傳部部長。

問：剛到香港，您對這個“東方之珠”有什么印象？

答：我對香港原來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就是覺得比內地繁榮。

真正有比較深的感觸是1986年，我陪一個香港新聞代表團到上海。我們住在錦江飯店，到達上海時已經晚上，從機場到錦江飯店的路上，看到上海的街道上路燈不是很亮，一路上黑乎乎的，樓房也是黑乎乎的，與香港燈火通明的夜晚一比較，我的眼淚就掉下來。那時候上海也算是內地最繁華的城市了，改革開放也好幾年了，有了不少發(fā)展，但是跟香港一比相差那么遠，不能不讓我感慨萬千。

第二節(jié) “本子風波”

問：《中英聯(lián)合聲明》簽署不久，據說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一次回答香港記者的提問時，鬧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您還有印象嗎？

答：當然有印象，那是我剛到香港經歷的第一件比較大的事件。

1985年11月，新華社香港分社在香港召開了一次記者座談會，這也是分社第一次和香港新聞界較大規(guī)模的接觸。

在這之前，社長許家屯去北京參加了一個關于中英關系的座談會，會上分析了香港當時的形勢。《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簽署，表明兩國政府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重大問題。在此之前，中英之間其他的問題并不多，只有香港是個很大的問題。香港問題一解決，中英關系就進入了蜜月期。但是英方很快就玩起了花招，試圖通過過渡期12年的變化來影響香港過渡以后的事情。開完座談會回到香港，許家屯表示要和記者見面。那時候內地的高級干部一般都不習慣直接和新聞界打交道，怕見記者。許家屯說是要盡量在香港擴大影響，主動提出來要分社舉辦記者座談會。

我當時是宣傳部的副部長，具體負責這件事。他傳下指示，楊奇同志和我商量，我說社長想開就開吧，不過我們要準備得充分一些。只要我們發(fā)出通知，記者肯定都會來的，關鍵是他們可能會提些什么問題，我們應當怎么回答。我們通過報刊處到處摸情況，了解這段時間香港新聞界關注哪些問題。然后針對記者可能提出的問題，事先做好回答的準備，提供給許家屯作參考。

記者座談會是11月21日召開的。我們事先為許家屯準備了一個開場白，大致內容是對記者們的到來表示感謝，說明這次會議不是新聞發(fā)布會，只是請各位來座談交換意見。新華分社十分珍惜同香港新聞界和各方面人士的聯(lián)系與合作，希望這種聯(lián)系與合作今后更加廣泛、更加密切。除了座談會這種形式外，今后還準備建立新聞發(fā)言人制度（這個制度直到90年代周南來香港擔任社長后才建立起來）。并表示新華分社將充分尊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以負責任的態(tài)度與媒體合作，以促進香港的穩(wěn)定發(fā)展和繁榮。許家屯不是完全按照我們準備的稿子讀的，但基本意思沒有改變。開場白講完之后，便由記者提問，許家屯回答。

座談會前，我們除了給許家屯準備了一份回答問題的提綱供他參考，為了應對記者提問，我們還做了一個設計。座談會的主席臺上設置了四個座位，我坐在最右邊第一個，楊奇坐第二個，然后是許家屯，他的左邊是新華分社的一位副社長，主管宣傳的陳伯堅，記者則坐在下面。我們宣傳部報刊處的兩位處長坐在我右手邊一側的邊席上。我們要求記者通過書面提問，而不是口頭提問。把問題寫在紙上，先交到報刊處的兩位處長那兒，再由他們把紙條傳到臺上，交給我。我拿到提問先看一看，如果是我們事先準備過的，就直接傳給楊奇；如果不是在我們準備的范圍之內，我就要從我們的角度當場起草一個回答的基本內容給許家屯做參考。楊奇拿到我傳過去的條子，先用普通話念一遍問題，然后再用廣東話念一遍。這樣做，一個原因當然是香港有些記者只聽得懂廣東話，聽不懂普通話；二也是給許家屯考慮的時間，給我們臨時準備回答提綱一定的緩沖時間。

問：你們準備得真夠仔細的。為什么后來還惹出了風波呢？

答：其實，座談會一直開得很順利。沒有想到的是，在就要結束時出了岔子。

那一天，最后一個提問的是香港電臺的記者戚香蓮，這個女記者是比較厲害的，經常提一些很難回答的問題。她提出的問題是：要維持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關鍵在哪里？你說未來12年中會有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xiàn)，是什么問題？現(xiàn)在有哪些因素會破壞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這是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們事先沒有準備。

當提問的條子傳給我的時候，我在準備好的小紙片上寫了一句話：維護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最關鍵的是大家要嚴格地、準確地按《中英聯(lián)合聲明》辦事。這是給許家屯回答做參考的。楊奇拿到提問的條子，他把問題先用普通話念一遍，再用廣東話念一遍。他剛剛念完，我寫的那張小紙片也就塞到許家屯的手里了。

不料，許家屯還沒有看我的小紙片就已經開始回答了，他手中拿著一本《聯(lián)合聲明》，用廣東話說了一句：“關鍵在呢度！”意思是“關鍵在這里”。剛好他講到“在呢度”幾個字的時候，楊奇就把我的紙條遞給他了，他就看我的紙條。他平常看東西要戴老花眼鏡，看了我的紙條后他取下老花鏡，帶回近視眼鏡，搖著手中的老花眼鏡，然后再用普通話說：關鍵是按照中英兩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lián)合聲明辦事，要堅決地、全面地、切實地按聯(lián)合聲明辦事。本來講完這些話，問題就回答了，整個記者座談會也就結束了。誰曉得他又臨場發(fā)揮，多講了一句：“現(xiàn)在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不符合這個本子辦事的趨勢，假如說會有意想不到的情況發(fā)生，就是這個問題?！彼贿呏v，一邊還拿著手中的眼鏡不住地搖。

這一句話就很厲害了。那時中英兩國簽署的聯(lián)合聲明剛剛生效，他就說有不按聯(lián)合聲明辦事的趨勢，那就是大問題了。問題確實存在，但是不是要在那個時候公開講，就應該考慮了。現(xiàn)在不僅公開講了而且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說出來的。后來許家屯自己也感覺到這句話講得嚴重了。這不就是說英國政府不遵守條約了嗎！

因為是最后一個問題了，陳伯堅宣布散會。大家都要走了，可是戚香蓮不依不饒，也不遞條子了，從座位上站起來就問：“許先生，你說說，是誰不按聯(lián)合聲明辦事？”許家屯知道自己講過頭了，就笑笑沒回答。誰知道陳伯堅在旁邊又補上：“誰不按聯(lián)合聲明辦事誰自己心中有數(shù)！”他突然冒出這么一句，哇，這下炸鍋了，都圍上來要求再提問。我們就打圓場，說：“好了好了，今天就到這里為止了?！?/p>

記者會開了很長時間，到晚上我們整理錄音，因為我們的《文匯報》、《大公報》等幾家報紙要全文發(fā)表的。整理到許家屯最后回答的那句話時，我們也感覺到問題。但是這是現(xiàn)場講出來的，記者都有錄音的，文字上可以修飾，但意思不能變，也只能照實發(fā)表了。

問：后來事態(tài)發(fā)展影響大嗎？許家屯是當事人，您還記得他那時候的態(tài)度嗎？

答：許家屯自己也緊張了。我們把稿子整理出來給他，在他那兒考慮來考慮去，絞盡腦汁想把這句話弄得圓一點，但是總的意思還是沒辦法改。因為即使你改了，別的媒體還是會按原樣發(fā)表出來的，我們自己的報紙反而被動了。

當天晚上，香港電臺、電視臺的新聞就播出來了。影響確實很大，香港社會反映強烈，說是中英又爭吵了。

第二天，香港股票恒生指數(shù)一下子跌了49點多。那個時候的恒生指數(shù)不到2000點，一下子跌了將近50點，那是很不尋常的，搞得上上下下都非常緊張。股市一下子跌了那么多，也引起了北京的關注。當時港澳辦主任是姬鵬飛同志，他就查問，股市突然下跌這么多，香港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我們只有盡量做工作，減少負面的影響。

香港各個媒體將消息發(fā)表出去以后，港英政府立即就有了反應。他們召開了緊急會議，英國外交部也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事情搞得很嚴重。當時也有相當多的人支持許家屯的講話，包括包玉剛、李國寶、查濟民，聯(lián)合交易所的代主席李福兆、英資的嘉道理勛爵等。這些知名人士還是贊成許家屯的講話的。因為他們也都看到確實有這種情況，我們就收集一些材料，將這些人的正面反映向中央報告。

不久，許家屯去北京，受到批評。回來以后他在會上說，那天的座談會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但是有幾句話講得不大妥當。但是過了不久，他的態(tài)度就變了。原來我們收集的材料報到小平那里去了，據傳小平同志認為講得不錯。這樣一來許家屯又對我們說，我講得沒錯呀。

為此，11月26日許家屯把在香港的中資機構的負責人集中起來，專門開了一個會，說他21日在記者座談會上講的話，和前些時候在北京有關部門召開的座談會的精神是一致的，香港上層大多數(shù)人反映是好的?！吨杏⒙?lián)合聲明》簽署生效后，中英之間還是有斗爭的，關鍵在于采取正確的斗爭策略，等等。

這件事情在香港引起很大的震動，議論紛紛。因為許家屯在講“現(xiàn)在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不符合本子辦事的趨勢”這句話時，同時還在搖著手中的老花眼鏡，后來輿論就說他一邊回答一邊還敲著眼鏡；又因為他是舉著《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小本子講的，香港上上下下就把這件事稱為“本子風波”。

第三節(jié) 國共斗法

問：香港歷來是國共交鋒的前沿。您在香港時，和來自臺灣的國民黨反動勢力開展過斗爭嗎？當時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答：香港的情況十分復雜，它在港英政府的統(tǒng)治下，共產黨在那兒有一定的基礎，但在性質上還是地下黨，黨員的活動是不公開的。臺灣反動勢力，特別是他們的特務組織，在香港活動也很頻繁，利用香港這個中間地帶，不時和我們較量。一開始他們的勢力還相當大，但是隨著我們在那兒開展工作，尤其是香港回歸日期的臨近，他們在香港民眾中的影響越來越小，已經攪不起什么風浪了。

問：聽說你們曾經打過一場漂亮的反策反戰(zhàn)，能和我們說說事情的過程嗎？

答：1985年9月，內地在香港組織了一個“中國中藥、藥酒出口業(yè)務洽談會”，洽談會快結束的時候在敦煌酒樓吃飯。飯局中，浙江省參加這個團的一個名叫吳亞倫的人，是浙江口岸的一個業(yè)務員，突然站了起來，說：“我要求去美國政治避難，不回大陸去了?！辈⑶耶攬霭炎约旱淖o照撕掉了。帶隊的是北京的一個干部，他一下子懵掉了。

好在敦煌酒樓是愛國人士經常吃飯的地方，酒樓餐廳的經理楊位醒也是愛國人士。他非常機靈，一看情況就走上前去，對吳亞倫說：“你要政治避難呀，我陪你去找香港政府的警察署?！毕愀劬茦墙浝淼闹品行┫窬斓姆b，吳亞倫也喝多了，看著他的服裝，以為他是警察，就跟著他走了。楊位醒之前問過代表團的同志，知道他們住在華潤公司的招待所，就把吳亞倫送回到代表團住處。代表團立即派了兩個同志回去，看住吳亞倫。吳亞倫酒醒以后就后悔了，心想搞不好要判叛國罪的，越想越慌，就想自殺。到下半夜，他乘看他的人不備，就拿刀片割自己的手腕。因為下不了狠心，割得不夠深，沒有死，流了很多血昏過去了。第二天一早，代表團發(fā)現(xiàn)后馬上報警，警察來了就把他送進醫(yī)院搶救。

香港的新聞快得很，第二天就報道出來，說是從大陸來的一個人割脈了。我們得知消息，分社立刻派外事部副部長紀紹祥去處理。他先和香港警務處聯(lián)系交涉，然后到醫(yī)院里去看吳亞倫。吳亞倫已經醒了，他拼命檢討，說是自己喝醉了，說了錯話，他不去美國，他要回國。紀紹祥安慰他，讓他好好養(yǎng)傷，一時講錯話只要自己認識到錯了也沒什么。

那時候香港的臺灣勢力還是很囂張的。吳亞倫的事情一披露，國民黨特務很快就盯上他了。他在醫(yī)院時，港英政府已經控制了，不讓別人接近。一個特務說自己是他的親戚，要去看望，給他送花，看守的人就讓他進去了。

過了一個星期，報紙上報道說從大陸來港割脈的吳亞倫已經傷愈出院，被新華社香港分社接走了。但是我們沒見這個人，他也沒有和我們聯(lián)系。我們就商量，這個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呢？上午10點鐘左右，無線電視臺打來電話，說吳亞倫現(xiàn)在他們那里，他提出來要回新華社香港分社，希望你們派人來接。我們正愁找不到他，就趕緊派人去把他接來?；貋硪粏?，原來是國民黨的特務，一個叫陳冠華的人把他弄走了。

那些天，陳冠華每天去醫(yī)院看他，又送花又送水果，還告訴吳亞倫他們可以想辦法送他去美國。這一來吳亞倫又想去美國了，陳冠華就把他接走送到一個法國人開的旅館里。

住旅館需要護照，吳亞倫的護照已經被他自己撕了，旅館不接受，陳冠華就把他帶到自己家里。到他家里以后，就拿出一份表格和早已寫好的“反共聲明”讓吳亞倫填表簽字，還說第二天要組織一場記者招待會，然后就把他送到臺灣去。吳亞倫一想，我沒想去臺灣呀，我想去美國或歐洲，現(xiàn)在又是要我去臺灣，又是要我寫“反共聲明”，落到他們手中也沒辦法，就按照陳冠華的要求填好表、簽上字，“反共聲明”上也簽了字。

吳亞倫晚上睡在陳冠華家中，就想著怎么能逃出去。陳冠華一會兒就過來開門看看，一會兒就過來開門看看，吳亞倫就假裝睡著了，但是他一整夜都沒有找到脫身的機會。天快亮的時候，陳冠華又來看他，看完之后就走了。吳亞倫聽見他去洗手間了，心想這正是個機會，穿著短褲夾著上衣就跑，出門攔住一輛的士讓他去四臺山，他雖然剛到香港，但是已經弄清楚亞洲電視、無線電視、香港電臺、香港商業(yè)電臺幾家傳媒都集中在那個地方。吳亞倫就讓的士把他拉到亞洲電視臺，對看門人說我叫吳亞倫，要找編輯部。管門的人可能不看報紙，那兩天天天都是吳亞倫的報道，這么大的新聞人物他也不知道，糊里糊涂說現(xiàn)在還早沒上班呢，不讓他進去。他一轉身就跑到無線電視臺去了，那里管門的人比較靈光，一聽說是吳亞倫，就知道是送上門來的新聞，馬上就和編輯部聯(lián)系。

編輯部的人下來把他接了進去，吳亞倫就把整個過程講了。無線電視臺問他同意不同意幫他錄像，他表示同意。錄完之后他要求電視臺給我們新華社香港分社打電話，說是要到我們分社來，我們馬上派人把他接了過來。

問：這件事還真有戲劇性，像小說似的。

答：吳亞倫到分社以后告訴我們，陳冠華說過，下午要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媒體公開吳亞倫反共投靠臺灣。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讓他在我們社里先舉行記者招待會，請《文匯報》、《大公報》、《商報》等幾家的記者來做訪談。分社宣傳部的人問我宣傳部要不要派人去參加？我說不用。就讓他自己談，講事實經過，這個時候他肯定不會亂講。

第二天香港多家報紙刊登出有關吳亞倫的報道，一方面是親臺灣的《香港時報》等刊登的陳冠華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公布了吳亞倫的“反共聲明”；另一方面是《文匯報》、《大公報》、《商報》，還有其他許多報紙刊登的吳亞倫自己的講話，揭露臺灣特務如何引誘他的經過。香港民眾一下子就明白了真相，把臺灣國民黨勢力搞得灰頭土臉。有一家報紙用了橫貫全欄的大標題：“國共香港大斗法，中共大獲全勝”。

那個陳冠華1997年12月在香港去世，當時香港報刊上還說到他策反吳亞倫的這件事?？梢娺@件事在香港民眾中的影響。

問：吳亞倫后來怎樣了？回國以后有沒有受到處分或者刑事追究？

答：吳亞倫對自己的錯誤有了認識，還揭露了臺灣特務機構的陰謀，知錯能改嘛。那時參加洽談會的代表團已經回去了，他自己的護照也撕了，我們問他有什么要求，他說他本來想給他的孩子買一點生日禮物帶回去的，現(xiàn)在買不了了。后來我們給他買了，還買了洗衣機、電視機。他是浙江去的，我特地給浙江省委書記王芳同志寫了一封信，希望省里給他所在單位打個招呼，不要處分他。我們平時不是說犯了錯誤改了就好嗎，他已經回頭了，最后的表現(xiàn)還是好的。王芳同志批示給他們單位，沒有作任何的處理。他們單位剛好分房子，他還分到了新房子。后來香港《文匯報》和《新報》做了跟蹤報道，把他和他太太、孩子一家人在新房子里的照片一起刊登出來，收到很好的效果。

問：那時候在香港，國共之間的斗爭還是很尖銳的呀！

答：香港是個很特殊的地方。一方面可以說是斗爭的戰(zhàn)場；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我們與臺灣地區(qū)接觸的平臺。

臺灣問題是內戰(zhàn)時遺留下來的，過去我們一直提“一定要解放臺灣”。“文革”結束之后，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提出了和平統(tǒng)一的大政方針，從1979年起就把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根據和平統(tǒng)一的方針，1981年9月葉劍英委員長提出了有關和平統(tǒng)一的九條方針政策。1983年6月在全國政協(xié)六屆一次會議上，鄧穎超主席在閉幕詞中說：“實現(xiàn)祖國和平統(tǒng)一，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光榮任務?！薄拔覀冏鹬貧v史，尊重現(xiàn)實……”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根據情況的變化及時在方針政策上作出了重要改變，但臺灣方面卻沒有及時調整他們的方針政策，或者說改變極慢。加上后來臺獨勢力逐漸膨脹，因此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香港，臺灣方面的各種勢力之間的關系極為復雜。為此，我們分社充分利用在香港的有利條件，圍繞和平統(tǒng)一開展各方面的工作。分社也設有臺工部這一機構，這個工作機構不是我分管的，但是涉及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還是積極參與的。

吳亞倫事件之后不久，我又參與了一件與臺灣有關的事情。

問：那是什么事件？

答：1986年5月3日，臺灣中華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貨機，在飛往香港降落前被機長王錫爵開到廣州，降落在白云機場。王錫爵就成為首位從臺灣駕機飛回大陸的飛行員。在此之前，有不少去臺灣的國民黨軍人和政府官員，通過各種渠道返回大陸，但是開著飛機回來的，王錫爵是第一個。

按照國際航空業(yè)處理劫機事件的慣例，像這種情況應當人機遣返，但這次事件性質不同，牽涉到政治問題。那時候，我們與臺灣地區(qū)的關系和現(xiàn)在還不一樣，王錫爵是來投奔大陸的，如果把他送回去，他的安全肯定沒有保障。后來的結果是把飛機和運載的貨物全部返還給臺灣，飛機上還有一個人，他愿意回臺灣，也讓他回去了。但王錫爵留了下來。

解決這件事的談判是在香港進行的，由中國民航和臺灣華航談判。我們當時的基本思路是“民間、低調”，通過談判爭取政治上的主動。那時國民黨的領導人是蔣經國，臺灣地區(qū)方面制定了一個“三不政策”，即與大陸與共產黨政權“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xié)”，而我們的意圖則是通過談判造成國共直接接觸的事實，在國內外，主要是國際上擴大影響，為大陸和臺灣地區(qū)以后的聯(lián)系鋪路。結果也正是如此，華航事件實際上打破了臺灣國民黨政府的“三不”政策，通過談判已經接觸了。據說，同意華航和我們談判還是蔣經國親自批準的?？梢韵胂?，在當時情況下，不得到國民黨最高層的同意，海峽兩岸的接觸是根本不可能的。

問：能給我們透露一點談判的細節(jié)嗎？

答：波音747是一架不小的飛機，還裝有貨物，臺灣華航當然很著急。他們原來想通過香港的航空公司作為中介和我們談，我們表示，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通過中介談。他們不愿意到北京談，我們就提出到廣州談，他們也不愿意，因為到大陸來，臺灣方面阻力還是很大的。我們一次次讓步，最后雙方同意在香港談判。

問：您參加談判了嗎？

答：我沒有直接參加。因為談判只能由兩岸的民航單位出面，我們大陸這邊出面的是中國民航在香港的負責人張瑞普。但是，在背后指導談判的有一個小組，總共三個人。新華社香港分社派我到小組去協(xié)助他們。當時我是分社宣傳部部長。

談判本來比較簡單，我們的方案就是王錫爵留下來，其他人和貨物、飛機都還給他們。這個方案他們也很容易接受。但是還是談了好幾天才達成協(xié)議。拖了好幾天也有好處，那幾天沒有其他重要事件，兩航談判就天天上了頭條新聞。記者們就把目光盯在王錫爵這一件事情上。張瑞普每天和他們談，晚上就到新華社香港分社來向我們小組報告談判的情況。我們給他出主意，明天再怎么談。這樣通過媒體的持續(xù)報道，造成海峽兩岸正在接觸的輿論，打破了所謂的“三不政策”。

處理華航事件，我們的做法合情合理，有理、有節(jié)，得到香港和臺灣地區(qū)輿論的普遍贊揚。這次談判也為后來開放臺灣老兵回大陸探親打開了缺口，是當時我們對臺工作中一次重大的突破。

問：1988年1月，蔣經國在臺灣去世，我們如何反應是一件很微妙的事。能說說新華社香港分社當時的態(tài)度嗎？

答：蔣經國是那年的1月13日去世的。

這天晚上，我正在清水灣邵氏影城，邵逸夫先生請接受他的教育捐款的15所院校的校長、教授以及國家教委的同志在他那里看電影，并且設宴招待。那天看的電影是《末代皇帝》。

看完電影剛出來，分社教科部部長翁心橋同志告訴我蔣經國去世了，社里讓我立即返回。我馬上和許家屯社長的秘書通電話，了解有關情況，他說今晚分頭在外的幾位副社長都正在返回社里的路上，社里接我的車子也已等候在邵氏影城。我即向邵先生說社里有急事要處理，我先行告辭了。在返回的途中，還接到宣傳部周珊珊處長的電話，催我速回。

回到社里，許家屯告訴我，已經將有關消息報告中央，并擬對外表態(tài)。他正在掛電話給中辦負責同志，還未接通，要我等著。我回到辦公室，等到11點多鐘都沒有答復，我們都回家了。12點過后，陳伯堅同志來電話說，《文匯報》準備發(fā)社論，我沒有同意。我說以不發(fā)為好，如果要發(fā)也要經許家屯看過。第二天看報，《文匯報》并沒有發(fā)社論，因為許家屯也不同意。

14日上午9時，社里開會研究如何對外表態(tài)，但中央仍未復告。后來決定由我負責和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朱穆之同志聯(lián)系，由臺工部部長黃文放和中央對臺辦聯(lián)系，牛釗同志向總編輯室了解中央有無指示。大約12點，得知中央將以黨的名義致電國民黨發(fā)唁電。隨后又收到中央對臺辦告知的表態(tài)口徑。下午3點鐘左右，我社的表態(tài)由我加了一個頭，以許家屯的名義由總編輯室發(fā)通稿。

當晚，我和文體部的同事與香港新聞界的體育記者小聚，其間社里來電話讓我聚會結束后即回社。我回到社里后，鄭華、喬宗淮、毛鈞年、牛釗等同志也陸續(xù)回來了。因為蔣經國過世，臺灣地區(qū)在香港的有關機構在珠海書院設有靈堂，我們就在許家屯的房間里，討論了如何去參加追悼活動，擬了幾個方案向中央請示。

15日中央答復，如果對方邀請，可以由許家屯以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名義送花圈。經過與臺灣地區(qū)在香港有關部門反復溝通，許家屯到他們設的靈堂吊唁并送了花圈。

在此期間，香港《今天日報》14日頭條套紅刊登了《蔣家王朝的終結》，結果在港的親臺人士極為不滿，說他們比共產黨還惡，要斬殺該報的負責人?！督裉烊請蟆返诙熘缓弥匦碌窍?，并加上贊揚蔣經國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