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林是一個不大的鎮(zhèn)子，位于宛襄公路的中段。古時候它是一個驛站，在很長的冷兵器時代，擁有寨河和寨墻的它曾是這條通道上的一個關口，所以它又稱構林關。

我在構林鎮(zhèn)讀完了高小、初中和高中。在我求學的這段日子里，構林鎮(zhèn)蕭條得可憐。兩條不長的街呈十字形攤開，街上的店鋪十分稀少，我記得有一個百貨店、兩個土產雜品店、兩個飯館、一家照相館、一個郵電所和一個糧管所，還有一個很少開門的戲院。但就這樣一個世界也令我十分新奇，它比我住的村莊和我們那個河灣小學，要大得多也熱鬧得多了。

我們的學校在鎮(zhèn)南邊，高小在西，中學在東，兩校只隔了一條并無多少水的小河。我讀高小時不住校，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喊上同村的同學一起往六里外的學校走，每天下午放學后再步行回家。早上帶點兒干糧和搗碎的咸辣椒，中午在學校里吃。干糧就是娘用最好的紅薯干碾成面后給我烙的餅，那種餅很黑，涼了以后好硬，好在學校的教師食堂有一個工友專門負責給學生用籠屜把干糧蒸熱，還負責供應開水。每天上午的第二節(jié)課結束以后，帶干糧的同學們就把自己帶的干糧送到伙房放進籠屜里去。為了防止弄混，同學們要么是把自己的餅子裝在一個小布袋放到籠屜上蒸，要么是用一根刻有姓名的筷子把餅子串成一串放到籠屜上。我常常采用的是后者。就是這種吃法敗壞了我對餅的胃口，使我此后再看見餅——不管它是用什么面做的——心里就難受，就無吃它的興致。

在高小的兩年里，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教我語文的兩位班主任，一位叫范榮群，一位叫鄭恒奇。兩位老師都經常表揚我的作文寫得好，作文評講的時候，還常在班里念我的作文。五一節(jié)、國慶節(jié)學校出特刊，兩位老師總把我的作文推薦到特刊上——就是用墨筆抄在大白紙上貼到墻上。這些小小的表揚和看重，滿足了我的榮譽心，也刺激了我學習語文的興趣。我除了完成規(guī)定的語文作業(yè)，還抽空寫一些作文，這些作文的內容我已經記不起了，但它們大概是我最早的散文寫作練習。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讀課外書——小說。我最早讀的小說是《高玉寶》，這本自傳體小說曾讓我著迷了好長一段日子。

升入初中之后我開始住校。娘給我縫了一床大被子，爹用麥秸給我織了一個鋪床的稿薦外加一領高粱秸席，我就這樣睡進了那個容納四五十個男生的大寢室。冬天寢室里放一個大木尿桶，半夜里我常被嘩嘩的撒尿聲驚醒，所幸我那時正是貪睡的年紀，這響聲并不妨礙我很快又沉入夢鄉(xiāng)。

住校后吃飯成了大問題，三頓飯都吃干糧顯然不行，但三頓飯都在學校食堂買著吃家里又拿不出這部分錢。爹娘先是讓我在學校附近一家親戚家吃，后來又讓我自己單獨做。爹給我買了一口小鍋，在學校旁邊的一個村子里找了一個熟人，讓我在他家的灶屋里用幾塊土坯把鍋支起來，爹每隔兩三天給我送來一點柴火、一點娘預先搟好的面條、一點苞谷糝和洗凈的紅薯。我做飯的手藝就是在這段日子鍛煉成的。但我實在不愿自己動手做飯，一則是懶，一則是自己做的飯?zhí)缓贸?。后來總算有了一個辦法：學校近處一個孤獨的老漢愿意為我們這些吃不起學生食堂的遠鄉(xiāng)孩子做飯，不收任何錢，條件是管他吃飯，每個學生家里每個月多送四斤面來。于是我們一共十二個遠鄉(xiāng)同學湊在一起吃飯。這段搭伙吃飯的日子留給我最深的記憶是唯恐自己吃不飽。老人每頓把飯一做好，我們十二個人就圍了上去，爭著去先盛飯，唯恐別人吃得多自己吃得少。飯盛到碗里以后，大家誰也不說話，只一個勁呼呼地喝，十二個人吞起面條來真像刮風一樣，為了搶在別人前頭多吃一碗，有時嘴里都燙出了泡。

我們這所中學里有一個藏書幾萬冊的圖書館，還有一個不錯的閱覽室。這兩處地方濃厚了我對寫作和文學的興趣。我常到學校的閱覽室里去看各種各樣的文學雜志，我最愛讀的是《奔流》。我有一個借書證，我從圖書館里借來了《一千零一夜》《青春之歌》《戰(zhàn)火中的青春》《長城煙塵》《紅巖》《林海雪原》《敵后武工隊》《紅旗譜》等一大批小說，這些小說把我領進了一個個新奇的世界。我對作家的敬佩就是在這時萌芽的，“我要能寫一本書那該多好”的企望就是在這時像豆芽一樣從心里拱了出來。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場“革命”把我那個剛剛出芽的愿望一下子砸斷，大批的作家被劃為“黑五類”讓我感到了當作家的可怕。這場“革命”給我的唯一好處是讓我外出串聯了兩次：一次是坐車，我到了武漢，到了株洲，到了南京，到了鄭州；一次是步行，沿襄樊、荊門、荊州、沙市、公安、益陽、湘陰這條路走到了韶山，后來又到了長沙和上海。這兩次串聯讓我大開眼界，讓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原來很大。

學校完全“停課鬧革命”之后，我曾經回家干了一段時間的農活。在干農活的單調時光里，我讀了浩然的長篇小說《艷陽天》，這可以說是在當時唯一可以找到的小說。不管今天怎么評價這部小說的思想和藝術價值，但在當時它確實深深地吸引了我。蕭長春這個書中的人物是那樣鮮活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再一次感到了小說這個東西的奇妙。原來被砸斷的那個想寫一本書的嫩芽，又一點一點地從心里挺了起來。

“復課鬧革命”之后我被貧下中農推薦上了高中。但這時我家已經更窮，每星期去學校時能拿到五毛錢都屬不易，窮困使我迫切地想離開農村。況且這時的高中已經學不到什么東西，我們常常被派下去學農。我曾到拖拉機站跟隨開拖拉機的師傅們下鄉(xiāng)，學開東方紅鏈軌式拖拉機犁地。我漸漸看明白，這輩子要想不當農民，靠上學讀書是不行了，必須另想法子。恰好，1970年12月，山東的一個部隊來小鎮(zhèn)招兵，我報名后，因身高1.78米可當籃球隊員而被順利批準。12月下旬的一個早晨，我們這些新兵坐上了汽車，我的軍旅生涯隨著汽車在寒風中的啟動而開始了。

這段小鎮(zhèn)上的求學生活和對文學的最初向往，為我今后以操作文字寫小說為生打下了最早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