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的形成^[1]

柯馬?。∕artin Kern）

一、詩集生成

《詩經(jīng)》是中國詩歌傳統(tǒng)的源頭。此書各個部分可能形成于不同時期，涵蓋西周、春秋和戰(zhàn)國時期的八百年間。據(jù)司馬遷《史記》，《詩》由孔子在公元前五世紀(jì)初編定而成。詩歌本身的作者不為人知。它們古稱“詩三百”，后世則以《毛詩》的形式流傳，后者是漢代“太學(xué)”中被經(jīng)典化和講授的四家釋詩傳統(tǒng)之一?！睹姟贩譃樗膫€部分，即一百六十首《國風(fēng)》、七十四首《小雅》、三十一首《大雅》、四十首《頌》。近年來的出土文獻(xiàn)表明，公元前四世紀(jì)已有了這一分法?！妒酚洝た鬃邮兰摇氛f：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2]

《史記》稱《詩》是孔子所編的一個統(tǒng)一的、普遍共享的文本，沒有談到后來的傳播和闡釋譜系。班固在公元一世紀(jì)末完成的《漢書·藝文志》中所論的《詩》學(xué)史則一直延續(xù)到漢初：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惫拾分母?，而歌詠之聲發(fā)。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fēng)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鬃蛹?nèi)≈茉姡喜梢?，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xùn)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蛉　洞呵铩罚呻s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于學(xué)官。又有毛公之學(xué)，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xiàn)王好之，未得立。^[3]

上面這兩條材料，是最早的關(guān)于《詩》的系統(tǒng)論述。它們都出現(xiàn)在帝國初期，也就是說，距離孔子的時代（以及公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天下）已有兩三個世紀(jì)之久。兩者的重點都在于強調(diào)孔子不是詩集的作者而是編者，至于這些詩歌最初如何形成，以及它們的作者是誰，兩者都未涉及。

這幅畫面，與前帝國時期和早期帝國時期文獻(xiàn)——包括近年來出土的公元前300年—前165年間的竹帛文獻(xiàn)^[4]——稱引《詩》的情況相一致。無論是出土文獻(xiàn)還是傳世文獻(xiàn)，沒有其他哪種古代文獻(xiàn)像《詩》這樣被廣泛引用，也沒有其他哪種文獻(xiàn)與孔子的關(guān)系像《詩》這樣緊密（早期中國文本提到孔子的次數(shù)，也大大多于其他先秦諸子）?！对姟肥窃缙谥袊谋緜鹘y(tǒng)和文化想象的核心?！墩撜Z》記載孔子的話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為政》2/2）；“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17/9）；不學(xué)詩，“無以言”（《季氏》16/13），“其猶正墻面而立也”（《陽貨》17/10）；熟讀《詩》三百篇，如果不能用于政務(wù)和外交辭令，“雖多亦奚以為”（《子路》13/5）。郭店出土的兩份竹簡文本還將《詩》列為古典課程“六藝”（司馬遷也提到這一點）之一，與《書》《禮》《樂》《易》《春秋》并置。^[5]我們甚至還在《墨子》中聽到了早期（公元前四世紀(jì)？）嘲笑孔門經(jīng)師將《詩》三百用于歌舞、披之管弦的聲音。^[6]

到公元前四世紀(jì)末，可能還有此前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詩》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文本體，而是“六藝”這一通行于中國文化領(lǐng)域的更大的道德、教學(xué)、禮儀、社會—政治的原則和實踐的一部分。《詩》與周朝北方腹地有關(guān)，《國風(fēng)》分屬十五個國家和地區(qū)，位于從今山東到陜西的黃河?xùn)|西走廊，但引《詩》的出土古文獻(xiàn)全都來自中南地區(qū)。這些出土文獻(xiàn)引《詩》的情況表明，雖然到公元前二世紀(jì)中葉，這些詩歌的用字寫法仍未標(biāo)準(zhǔn)化；但到公元前三世紀(jì)左右，《詩》的內(nèi)容，可能還有它的具體辭句，已經(jīng)大體穩(wěn)定下來。^[7]盡管早期中國廣大宜居地區(qū)（oikouménē）方言差異較大，從音韻學(xué)（phonology）上看（如果尚不能確認(rèn)是在語音學(xué)[phonetics]意義上），出土文獻(xiàn)引《詩》還是與今本《詩經(jīng)》保持了一致，說明這些詩歌保存了口頭的精英共同語（élite koiné），而精英共同語同樣也體現(xiàn)并長存于經(jīng)典詩句中?！墩撜Z》稱孔子曾用“雅言”來誦讀《詩》《書》和“執(zhí)禮”（《述而》7/18），也證明了這類用語（idiom）的存在。

在漢代學(xué)者看來，《詩》是從統(tǒng)一帝國的視角書寫的，其終極聽眾乃周王本人：鑒于詩歌的出現(xiàn)被視為一種準(zhǔn)宇宙論的事件，必然表達(dá)的是言說者對個體經(jīng)驗的情感反應(yīng)，所以詩歌被視為當(dāng)時道德、政治秩序的反映。詩歌還代表了大眾的聲音——未受操縱的真實聲音，王室官員收集并上呈給君王，以提醒他的職責(zé)和錯誤。秦漢帝國時期認(rèn)為詩歌是社會—政治的征兆，這一看法催生了一種明確面向歷史的闡釋傳統(tǒng)，它滿足了道德、政治目的論的需要，為混亂的過去，最終也是為帝國本身的興起提供了秩序和解釋。領(lǐng)會一首詩的意義將會形成對具體歷史事件的理解，詩歌也就轉(zhuǎn)變?yōu)椤耙皂嵨闹v述的歷史”。^[8]

不過，另一方面，這一闡釋傳統(tǒng)也承認(rèn)詩歌不是以直接的、字面的方式言說，不能只看其表面意義。它對于相互排斥的讀法也相當(dāng)包容，故而出現(xiàn)了相互抗衡的闡釋派別。在早期帝國，《詩》的這些教學(xué)和闡釋派別對于某首詩的理解往往存在根本上的分歧。盡管如此，它們?nèi)纪庠姼璧氖滓δ苁亲鳛闅v史知識和道德教化的源泉，它們還都不關(guān)心作者、詩歌之美、語言差異以及詩歌在政治精英之外的傳播情況。

《詩》是一部包含了不同類型的詩作（大概成于不同時期）的多樣化選集，這一性質(zhì)說明它是一個取自更大素材庫的選本——不管其真正的或想象的篇數(shù)，不管輯錄者和編者的身份。戰(zhàn)國和早期帝國時期，總是與《詩》聯(lián)系在一起、對文本有著毋庸置疑的權(quán)威的人，非孔子莫屬。理想文本和理想圣人結(jié)合在一起，《詩》就升為一本智慧之書，它既講述歷史，也講述人類狀況，言說君王的抱負(fù)、農(nóng)民和士兵的痛苦、情人的焦慮；借用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話來說，它是“人類心靈的經(jīng)典”^[9]，所以被系于典范圣人的名下。就早期傳統(tǒng)而言，只有在孔子獨特的洞察力和無懈可擊的道德完美的鏡照下，《詩》才是完全可見的。而且，只有憑借其理想化的編者，《詩》作為一個文本整體才能存在：不是作為孔子的話語或孔子那個時代的話語，而是作為一個從過去繼承而來的“表達(dá)庫”?？鬃右院?，尤其是在漢帝國學(xué)者手里，《詩》是“被記住的過去”（the past remembered）的創(chuàng)造——是同時珍藏了詩歌、詩歌所記錄和揭示的歷史過程、睿智的編者和傳播者的經(jīng)典課程。

不過，加在《詩》上面的文化、歷史意義重負(fù)，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一般認(rèn)為《詩》包含了早期的和后來的文本層面，其最早的作品大概成于公元前十一、前十世紀(jì)，但漢以前的文本記錄相當(dāng)零碎。《毛詩》中篇幅最長的作品是《毖宮》（毛，300），共492字，還有其他幾首詩篇幅大致相同。但其他早期文獻(xiàn)最長的引《詩》只引用了48字，即《左傳》引用《皇矣》（毛，241）八章中的一章。《左傳》是前帝國時期的歷史大著，大概成書于公元前四世紀(jì)。^[10]唯一一次引用全詩的，是約略與《左傳》同時的另一部早期史著《國語》，它引用了《昊天有成命》（毛，271），全詩只有30字。^[11]除此之外，引《詩》的標(biāo)準(zhǔn)格式是引一行、一聯(lián)或四行。雖然早期文獻(xiàn)引《詩》次數(shù)數(shù)以百計，但我們無法據(jù)以重建更長的篇章；這些引《詩》例子通常只能說明某些詩句倍受青睞，以至于各種文獻(xiàn)不憚反復(fù)征引，而別的詩行和詩章卻從未被引用過。總的說來，在早期文獻(xiàn)的所有文本記錄中，各首詩的存在極不均衡——這一令人不安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或可解釋漢代注家的緊迫感，他們覺得有必要為《詩》中的每首詩都提供歷史語境：不是像“詩言志”所說的那樣從詩中“提取”歷史語境，而是把歷史語境“注入”詩中。

所以，我們并不清楚這些詩的原貌：它們的章數(shù)同于我們所見的漢代版本嗎？那些篇幅最長的詩作是否混合了出自其他文獻(xiàn)的文本？就形式特征而言，它們幾乎都是如此整飭的嗎？在編纂成集之前，那些篇幅極短的詩作是否曾經(jīng)獨立存在過？詩行、詩章的內(nèi)部順序是穩(wěn)定的嗎？這些詩歌在最終定型于經(jīng)典詩集的框架內(nèi)之前，很可能經(jīng)過了回顧性編輯——以古體重寫，形式標(biāo)準(zhǔn)化，對異質(zhì)的文本材料作創(chuàng)造性的編纂，對文本進(jìn)行分、合、選擇——意識到這些，我們將不得不承認(rèn)，判定《詩經(jīng)》中哪些部分在先、哪些部分在后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wù)。任何一首看似“早期”的詩作，同樣也有可能是后世緬懷和想象的產(chǎn)物；有大量證據(jù)表明，一些“早期”詩作是由不同類型和不同時間層的文本組成的合成品（composite artifacts）。^[12]

[1] 本文觀點，在我正在撰寫的新著《古代中國的文本、作者和表演：文學(xué)傳統(tǒng)的起源和早期發(fā)展》（Texts, Authors, and Performance in Ancient China: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中有更充分的論述。

[2]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四十七，第1936-1937頁。

[3]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三十，第1708頁。魯、齊、韓“三家詩”自公元前二世紀(jì)以來在太學(xué)中傳授，《毛詩》在幼帝漢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在位）時期才獲得這一地位。到公元前二世紀(jì)末，《毛詩》迅速獨領(lǐng)風(fēng)騷，“三家詩”開始衰落，不再是古典學(xué)問的經(jīng)典，雖然從后世文學(xué)傳統(tǒng)的征引中仍可見“三家詩”的某些重要讀法。見汪祚民，《詩經(jīng)文學(xué)闡釋史（先秦—隋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田中和夫，《毛詩正義研究》，東京：白帝社，2003年；柯馬丁，《〈毛詩〉以外：中古初期〈詩經(jīng)〉的接受》（Beyond the Mao Odes: Shijing Recep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美國東方學(xué)會會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27（2007），第131-142頁。

[4] 這些出土文獻(xiàn)，主要是郭店一號墓（湖北荊門，約公元前300年）出土的《五行》《緇衣》簡，馬王堆三號墓（湖南長沙，公元前168年以前）出土的帛書《五行》，雙古堆一號墓（安徽阜陽，公元前165年以前）出土的《詩經(jīng)》殘簡，還有上海博物館購自香港文物市場的《緇衣》、《孔子詩論》簡。見柯馬丁，《出土文獻(xiàn)中的〈詩〉》（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收入柯馬丁主編，《早期中國的文本和儀式》（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第149-193頁。

[5]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頁（《性自命出》）、第188頁（《六德》）、第194-195頁（《語叢》）。

[6] 孫詒讓，《墨子間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公孟》第四十八，第456頁。

[7] 柯馬丁，《從新出土文獻(xiàn)看早期中國詩學(xué)》（Early Chinese Poetics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nuscripts），收入羅然（Olga Lomová）主編，《再雕龍：理解中國詩學(xué)》（Recarving the Dragon: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etics，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The Karolinum Press，2003，第27-72頁），第33-37頁；柯馬丁，《出土文獻(xiàn)中的〈詩〉》。

[8] 王安國（Jeffrey K．Riegel），《情欲、內(nèi)省和〈詩經(jīng)〉箋注的興起》（Eros, Introversi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Shijing Commentary），《哈佛亞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7（1997，第143-177頁），第171頁。

[9] 宇文所安，《前言》（Foreword），收入阿瑟·韋利（Arthur Waley）譯、約瑟夫·艾倫（Joseph R．Allen）主編，《〈詩經(jīng)〉：中國古代詩歌經(jīng)典》（The Book of Songs: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of Poetry，New York: Grove Press，1996），xv。

[10] 昭公二十八年。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495頁；理雅各（James Legge），《中國經(jīng)典》（The Chinese Classics），Vol．V，《春秋左傳》（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Taipei：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1985），第727頁。

[11] 《國語·周語下》。見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03頁。

[12] 關(guān)于周代詩樂的起源問題，陳致，《從儀式化到世俗化：〈詩經(jīng)〉的形成》（The Shap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Sank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2007），其研究方法明顯更為樂觀，但推測成分較多，我本人不敢采用這種研究方法。馬銀琴的《兩周詩史》（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6年），對前帝國時期《詩經(jīng)》的詳盡研究令人欽佩，雖說其整體的實證主義傾向仍然十分傳統(tǒng)。較早從儀式角度解釋《詩經(jīng)》起源的其他研究，如見陳世驤，《〈詩經(jīng)〉在中國文學(xué)史和詩學(xué)上的文體意義》（The 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收入白之（Cyril Birch）主編，《中國各體文學(xué)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第8-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