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拙文的一點補正——兼答陳漱瑜先生

《文匯讀書周報》10月22日刊出我的《呈請查處“墮落文人”韓石山？》一文（《文學自由談》第6期刊出時承編者給標題加上“關(guān)于……的隨想”字樣）以后，接到久未通音的許良英先生一封信，指出我談許紹棣事“與事實稍有出入”。他是我尊敬的老同志，40年代后期曾是浙江大學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后長期從事自然辯證法和有關(guān)愛因斯坦的研究，做人為文，有浙東人、共產(chǎn)黨和真正學者的三重認真。他在信中說：

許紹棣是我的同村、同宗，輩分比我高一輩，比我大20歲，與我從未有個人交往，而且他走的人生道路與我正相反，他的許多劣跡我永不能忘懷。

他1900年生，1924年畢業(yè)于復(fù)旦大學商科。大學時曾兼任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編輯。1925年到廣州，任國民革命軍后方總政治部秘書。1928年任浙江省立高級商業(yè)學校校長，同年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zhí)行委員兼宣傳部長?！熬乓话恕笔伦兒?，任蔣介石行營（專為剿共而設(shè)立）秘書兼設(shè)計委員。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國政權(quán)，許紹棣被派往德國、意大利考察法西斯“業(yè)績”。1934年開始任浙江省教育廳長，長達十余年。他呈請通緝魯迅，是在1930年。1930年2月，魯迅參與發(fā)起中國自由大同盟，許紹棣即以國民黨省黨部名義向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呈請通緝魯迅。

所說“與事實稍有出入”，是我把許紹棣以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名義向南京政府呈請通緝魯迅，誤記為他個人呈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干的事了。這個出入不能算小，全怪我只記住許紹棣曾任的“行政職務(wù)”（省教育廳長），對他在國民黨內(nèi)的職務(wù)、級別，先后的調(diào)動升遷，以及那樁公案所涉及的體制層級沒有弄清；以后一旦要就歷史問題發(fā)言，當注意研讀各個時代的“百官志”

一類機構(gòu)人事職銜記錄。

我原來只是想，過去所見許紹棣的詞條沒有如此詳盡，抄下來可供有關(guān)學者參考。轉(zhuǎn)錄過程中卻發(fā)現(xiàn)，這個許紹棣由從文而改從政，由革命而變成反革命，他的人生道路也頗值得深思?？上覀兇蟾挪豢赡苤赖酶唷＝K其一生的行狀，似乎“名標青史”的只剩下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以及攪散郁達夫婚姻家庭這兩樁丑聞了。

我現(xiàn)在也還弄不清他后來所任官職高低，是不是因呈請通緝魯迅而得到晉升；但有一點很清楚，就是他在遠去納粹德國“考察”之前，甚至在希特勒上臺（1933年）前三年（1930年），就干出了與法西斯如出一轍的勾當，可見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忠實打手，正如郭沫若指斥的，是不折不扣的“法東斯”。行文時，依照與國民黨斗爭時的習慣，稱之為“黨棍”，一點沒有委屈他。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拙文以為應(yīng)該“跟國民黨黨棍許紹棣的行為方式劃清界限”（現(xiàn)在補充一句，應(yīng)該從思維方式這個根本上就劃清界限）。陳先生12月3日發(fā)表在《文匯讀書周報》的《為自己申辯》文中說：“我從來未申請加入任何黨派，也不隸屬于任何黨派，因此黨棍之類的惡謚絕對扣不到我的頭上?！薄肋@個思路，則凡隸屬于甚或只是申請加入“任何黨派”的人就都有謚為“黨棍”的資格了。——這話從何說起呢？無論韓先生還是我，都沒有說過陳先生是黨棍的話。按：黨棍云云，原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中國人對國民黨中“惡棍”的斥罵，幾乎可以說是對某些不齒于人的國民黨徒的專用詞語（也不是施之于所有國民黨人的）；他們的所作所為，應(yīng)成為一切正直的人的鑒戒。您表示深知“當年國民黨”跟“當今共產(chǎn)黨”的“本質(zhì)區(qū)別”，當無疑義，因此，即使您申請并加入了今天大陸上的執(zhí)政黨或參政黨，自然也跟拙文中明確特指的“國民黨黨棍”這個“惡謚”無關(guān)。而且，這次從您的大文拜悉，您并沒想“呈請查處”一介區(qū)區(qū)的韓石山，而是高瞻遠矚，志在提醒中共對黨的媒體隨時注意匡正，繩之以宣傳紀律，等等，令我十分佩服；別的不說，單是您對中國共產(chǎn)黨宣傳部門工作的關(guān)心和愛護之情，溢于言表，說比某些共產(chǎn)黨員更像共產(chǎn)黨員也不為過，您何必關(guān)死申請入黨的大門呢？

想必是陳先生看到拙文提出些不同意見，一時心情激動，急于反擊，才說了些不夠冷靜的話，甚至可能連我的原文也沒看清：這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邵某是否“把我（指陳先生）貶斥為許紹棣，把韓石山抬高成魯迅，把陜西省委宣傳部比擬為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只要再看一下拙文中是怎樣寫的就行了。

其實，前此為文，卑之無甚高論，只是首先想到陳先生作為一位學者，遇到學術(shù)上的不同意見，學人間的一些爭議，一般不妨通過筆墨，訴諸公論；即使像陳先生說的對報刊工作包括導向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如不涉及機密，似亦不妨在像《新聞出版報》（新聞出版總署的機關(guān)報）這樣的報刊上發(fā)表，相信他們會表歡迎，乃至發(fā)動讀者、作者和編者共同討論。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不限于處理個案，而如同黨的許多成功做法一樣，收“抓住典型，帶動（教育）一般”之效，不知陳先生以為然否。

是不是這樣一來，就等同于對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權(quán)力機構(gòu)不做分析，乃至“要挑戰(zhàn)一切權(quán)力”呢？如在半個多世紀前的少年時代，我可能接受這類近于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今天卻不會如此幼稚，貽笑大方了。我也不會幼稚到以為政協(xié)內(nèi)部使用的“社情民意”信箋能夠等同于“紅頭文件”或法院判決書，但正像（我依稀記得）幾年前有一家報紙也是在發(fā)表（模模糊糊記得好像也是您的）一篇“自辯”文字前面，在按語中說到這位自辯者（是不是您？）投稿時附寄一“政協(xié)委員證”復(fù)印件，遂以編者的名義聲明，該編輯部“只問學術(shù)，不問地位”云云，——就是說，只看你有理沒理，不管你什么身份：這一立場是我十分欣賞的。您自謂“只是一個無權(quán)無勢、無黨派、無團伙的老人，在文壇受到委屈和中傷時經(jīng)常處于哭訴無門的境遇”，套用一句毛主席的話，您是不是把一個全國政協(xié)委員“混同于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乃至混同于一個四顧蒼茫的上訪者了？不過，您在采取“哀兵”策略時，竟把“黨派”和“團伙”相提并論，這恐怕與您表示維護的宣傳方面的“口徑”大有出入吧？

您自稱“一個名譽受損者”，指韓石山損壞了您的名譽；其根據(jù)卻是韓在文中說您“三個代表”學得好，認為這是“從政治上嘲諷我”（陳先生自指）。您怎么會產(chǎn)生這樣離奇的想法呢？您的推理的前提是什么，倒教我一頭霧水了。倘這是您的真實想法，而不是臨時抓來的口實，那么，從“三個代表”的觀點看來，我倒真要說您并沒有學好，至少是學得不夠好了?！粫终J為這是對您的污蔑吧？

以上云云，原想寫一封信給陳先生，也是考慮到此意或可供更多的朋友參考，而主要是有關(guān)許紹棣的生平，也許讓更多的讀者一讀為好，故借傳媒一角代郵。請允許我，仍像寫一封私信那樣，順祝陳先生身筆兩健，學術(shù)成果和社會工作“雙豐收”！由韓石山先生在《文學自由談》上的文章帶給我的話題，我的意思自謂已經(jīng)說盡。今后如有新的有趣話題，我插得上嘴的，再跟您交換意見，如何？

2004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