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1923年的魯迅

1923年，是魯迅兩個創(chuàng)作高峰間相對沉默的一年。在這之前，是“五四”高潮時期“一發(fā)而不可收”^[1]的《吶喊》的寫作，其后，則開始了《彷徨》和《野草》的寫作，而在這一年，魯迅卻幾乎停止了創(chuàng)作。除了沒有間斷的日記，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作品，是收入《魯迅全集》中的《關于〈小說世界〉》（1月11日）、《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后的幾句聲明》（1月13日）、《“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該文發(fā)表于1923年9月14日的《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和《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來》（1923年11月）四篇，并撰《明以來小說年表》（據(jù)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手稿現(xiàn)存，未?。?，前二者是兩篇聲明性質(zhì)的短文，后二者是學術性質(zhì)的。此外還有致周建人、許壽裳、蔡元培、孫伏園、胡適、馬幼漁、錢稻孫、李茂如、孫福熙幾位熟人的信（1981年版《魯迅全集》收入致許壽裳、蔡元培、孫伏園的四封信）。以上所列諸篇，除《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來》，皆為其生平所未親自收集者。另外，該年5月之前魯迅還翻譯了愛羅先珂的三篇作品。^[2]

除此之外，不應忽略魯迅還可能花費精力對將于該年12月及次年6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冊進行了編訂。《中國小說史略》基于之前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校講授小說史的講義，先后有油印本和鉛印本，前者可能自1921年起多次油印。據(jù)李雪考證，單演義藏油印本《小說史大略》約成于1922年初，許壽裳藏鉛印本《中國小說史大略》印成于1923年6月初。^[3]《小說史大略》與《中國小說史大略》之間，“鉛印稿是在油印稿的基礎上重新編寫修訂的，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作了較大的修改和增補”^[4]，“改動處甚多，遠不只是篇幅的大小論述的詳略”^[5]，說明在油印稿基礎上編訂《中國小說史大略》，會花去一定精力和時間^[6]。而鉛印本《中國小說史大略》與新潮社版《中國小說史略》之間改動不大，后者比前者增二篇，一為“史家對于小說之著錄及論述”（但該部分在最早的油印本《小說史大略》中已有雛形——“史家對于小說之論錄”），二是將“明之神魔小說”由鉛印稿的上、下兩編增至正式出版本的上、中、下三編，兩相對照，“全書的敘述和對一些問題的評價的觀點是一致的，但內(nèi)容有增加，文字有修改”^[7]。所增加者，也僅限于個別段落，這說明《中國小說史略》就是以《中國小說史大略》為藍本的，由《中國小說史大略》到《中國小說史略》，不會花費多大精力。魯迅1923年日記中有三次寄送許壽裳小說史講義的記錄，最遲在6月6日“午后寄季巿《小說史》三篇”^[8]，可能據(jù)此，李雪認為許壽裳藏尚未裝訂的鉛印本《中國小說史大略》印成于1923年6月初，如果情況屬實，則可以說6月前魯迅已基本完成編訂工作。但此一判斷可能有誤，《中國小說史大略》不是一次印成，而是分篇印刷，隨課程進度以散頁發(fā)給學生的，魯迅寄送許壽裳，就是分成幾次。魯迅的編訂工作，一直持續(xù)到年底，可能6月以后編訂告一段落，直到10月8日和23日，日記才又提到寄小說史稿給孫伏園^[9]，此稿當為交由孫伏園付印的《中國小說史略》上冊部分。12月10日給許壽裳的信中，魯迅寫道：“附上講稿一卷，明已完，此后僅清代七篇矣。然上卷已附排印，下卷則起草將完，擬以明年二月間出。此初稿頗有誤，本可不復呈，但先已俱呈，故不中止耳。已印出者日內(nèi)可裝成，其時寄上?！?sup>[10]這里所說的內(nèi)容，日記未載，所寄許壽裳的“講稿”，應該還是《中國小說史大略》鉛印本的后一部分，而不是12月新潮社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上冊，所謂“先已俱呈”，指的就是以前陸續(xù)寄的鉛印稿（即信中所言“此初稿”）。據(jù)魯迅日記，恰巧在寫這封信的第二天，他下午剛寄出給許壽裳的書和信，才收到孫伏園寄來的新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上冊。^[11]到12月20日，日記中記下“夜草《小說史》下卷畢”，說明《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已基本寫好，至1924年3月4日日記“夜?！缎≌f史》下卷訖”，下卷始告完成，于8日寄孫伏園付印。由以上梳理可知，魯迅于1923年確實在從事小說史的編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