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紙草與象形文字的使用以及《亡靈書》的流傳

古代埃及詩歌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古老的書面文學形式，大約產(chǎn)生在公元前3000多年到公元后的幾百年，最早的至今已有近5000年的歷史。在古埃及的史前時期和古王國時期（前3200—前2280），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歌謠、禱文等文學體裁。

古代埃及文學中，最重要的是《亡靈書》（The Book of the Dead），這是古埃及人寫在紙草上而置于死者陵墓中的詩作，包括各種咒語、禱文、頌詩、歌謠等。詩集中最早的創(chuàng)作是公元前3500年時的作品，大部分則是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間的中王國時期的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之所以得以流傳至今，與古埃及特有的傳播途徑密切相關，也與古埃及特定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huán)境有關。

在古埃及的重要詩集《亡靈書》的生成與傳播過程中，為“亡靈”服務這一創(chuàng)作特性使得這部作品不能靠口口相傳，于是，作為介質(zhì)的紙草就成為這一傳播過程中一個得天獨厚的重要媒介。紙草與象形文字是其中發(fā)生作用的重要因素，不僅使得《亡靈書》在當時發(fā)揮了應有的作用，也使得它得以流傳下來。

紙草（papyrus，英文中的“paper”即是由“papyrus”演變而來的）是古代尼羅河兩岸沼澤中生長的植物，類似于蘆葦，在植物學上的學名為“紙莎草”^[1]。以紙草記錄的文獻稱為紙草文獻。它最初產(chǎn)生的時間已經(jīng)難以考證?，F(xiàn)存最早的紙草文獻是從出土的公元前3500年埃及的木乃伊盒中發(fā)現(xiàn)的。一般認為，公元前25世紀以后，紙草成為古埃及人最主要的書寫材料，也是古代圖書館所藏文獻的主要形式。紙草于公元前5世紀傳入希臘，后又傳入羅馬。

由于紙草是一種理想的書寫材料，古埃及人們才會樂意使用。正是因為有了這一特產(chǎn)，古代埃及人得以創(chuàng)制紙草紙張，使得重要文獻資料得以保存和流傳。于是，古埃及的書面文學文本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書面文本也就不足為奇了。古羅馬作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強調(diào)了紙草對于人類生活的實質(zhì)作用，認為：“文明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極大地取決于紙草的運用?！?sup>[2]在其重要著作《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又譯《博物志》）的第13卷第22章中，普林尼詳細記敘了紙草紙以及紙草文獻的制作過程：紙張是用紙草制作的，紙草去掉外皮，將主莖切成薄薄的長條，并且盡可能地讓薄片切得寬一些。高質(zhì)量的薄片是最中心的部分。這些薄薄的長條隨后放在平板上，鋪成兩層。其中第一層所有的長條平行地橫向鋪展；第二層則鋪在第一層的上面，所有的長條平行地縱向鋪展。經(jīng)過擠壓，紙草內(nèi)的汁液被壓了出來，形成天然的膠水，使得上下兩層緊緊地粘在一起，經(jīng)陽光晾干后，用象牙或者貝殼進行打磨，便于書寫，然后把邊緣修剪整齊，就成為紙草紙。書寫時，把多張紙草紙（一般不超過20張）粘接在一起，便形成一個卷軸。^[3]

在紙草紙張尚未普及之前，人們也嘗試用其他材料書寫，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同樣做了描述：“早期，人們主要用棕櫚的葉子來進行書寫，后來用樹皮書寫。隨后的時代，公共文件記載在鉛塊上，私人的備忘錄則記在亞麻布上，或者刻在蠟版上。”^[4]

紙草文獻為各國學者所重視，以至于19世紀下半葉產(chǎn)生了專門的研究學科——紙草文獻學（papyrology）?！凹埐莸氖褂貌粌H在當時埃及流行，而且后來還不斷外傳，一度成為古希臘、古羅馬乃至中世紀初期的主要書寫材料。”^[5]當然，紙草也曾在古代地中海東部地區(qū)大量使用，而且在整個羅馬帝國時代，紙草仍是屬于首位的書寫材料。只是進入中世紀之后，紙草的這種優(yōu)勢地位逐漸被羊皮紙所取代?！暗焦?、9世紀，隨著中國造紙術西傳和紙張的大量生產(chǎn)，延續(xù)了4000年之久的紙草紙最終被造價便宜的紙張所取代。”^[6]

使得《亡靈書》等重要文獻得以流傳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s）。Hieroglyphs（希臘文單詞）是希臘語“神圣”（）與“銘刻”（）組成的復合詞，即“神的文字”?！肮虐＜暗奈淖之a(chǎn)生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它脫胎于原始社會中的圖畫和花紋。當氏族中大部分人都能理解一個圖畫代表的意思時，這個圖畫也就開始向簡單化發(fā)展，這個時候文字就產(chǎn)生了。”^[7]有學者把文字視為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狀態(tài)的主要標志和“分水嶺”^[8]。

埃及象形文字是古代埃及人將語標和字母要素結合在一體的一種書寫體系。很多學者認為：“埃及象形文字的產(chǎn)生略晚于蘇美爾文字，而且……大概是在后者的影響之下得以產(chǎn)生的。”^[9]但也有學者指出，“這一直接影響的根據(jù)是不足信的”，而且聲稱“有可靠的證據(jù)說明埃及的書寫是獨立發(fā)展的”。^[10]

《亡靈書》被認為是人類最古老的書面文學，成書于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800年間。它的生成，與原始狀態(tài)的宗教密切相關。古埃及人的世界觀是“萬物有靈論”（Animism），古埃及人認為：人在世上死亡后，靈魂是不滅的，靈魂經(jīng)由瀑布進入下界，只有在下界經(jīng)過種種劫難、渡過重重難關，才能復歸上界，回到原遺體之中，得以再生。這也是古埃及人特別注重保護遺體的原因。為了在下界一切順利，他們準備了供亡靈在下界游歷所使用的書，即《亡靈書》。

《亡靈書》與其他埃及古代文獻一樣，是寫在紙草上的，并且留在墓穴里，或者刻在神廟的墻壁和雕塑的底座上而得以保存和流傳。其中包括咒語、贊美詩等類型。

古埃及《亡靈書》的發(fā)展，大約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各個階段都有相應的《亡靈書》的版本。

第一個版本，主要是由赫利奧波利斯的“安努”學派祭司編輯的，被稱為赫利奧波利斯版本（the Heliopolitan version），主要是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以象形文字的形式刻在一些國王金字塔墓穴的石壁和通道中的，也有一部分是十一王朝之后在石棺等處發(fā)現(xiàn)的。

第二個版本是底比斯版本（the Theban version），該版本是以象形文字寫在紙草上的，分成若干篇章，并且?guī)в袠祟}，但具體排序并不確定，主要通用于第十八王朝至第二十王朝。

第三個版本稱為賽特版本（the Sa?te version），大約寫于第二十王朝至第二十六王朝期間，章節(jié)的排列具有一定的順序，內(nèi)容是用象形文字或僧侶體所寫的，主要通用于第二十六王朝至托勒密王朝時期。

古埃及的著名詩集《亡靈書》得以認知和傳播，與象形文字的破解以及翻譯密切相關。

《亡靈書》在中世紀就被人們重新發(fā)現(xiàn)，只不過人們對其內(nèi)容無法破譯。《亡靈書》的第一部現(xiàn)代摹寫是于1805年由拿破侖埃及遠征隊成員完成的。1822年，法國古典學者尚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開始翻譯象形文字，在前輩學者楊格（Thomas Young）的研究基礎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他考察了部分《亡靈書》紙草，確定其為葬禮儀式用品。1842年，萊普休斯（Karl Richard Lepsius）翻譯了托勒密時代的手稿，以《亡靈書》為名出版。他還介紹了咒語編號方式，鑒別了165篇不同的咒語。

1875年至1886年，納維爾（Edouard Naville）編輯了三卷集《亡靈書》，共186篇，包括插圖以及變體，并且做了較為詳盡的注解。

大英博物館的華理士·布奇（E．A．Wallis Budge）所編撰的《亡靈書》于1895年出版，1913年修訂再版。該版本包括象形文字版和英文翻譯，并且附有長篇導言，全書由“導言”和“譯文”兩個部分組成，譯文部分共搜集《亡靈書》紙草37片，共186首，是一個較為流行的版本。

而艾倫（T．G．Allen）的英譯本（1974）和?？思{（Raymond O．Faulkner）的英譯本（1972），語言更為流暢，也增添了得以鑒別的咒語，總數(shù)達到了192首。

《亡靈書》在中文世界的翻譯與傳播，是由錫金先生開創(chuàng)的。錫金先生所譯的《亡靈書》于195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在我國的古埃及詩歌譯介方面具有開拓性意義。全書篇幅不長，只有45頁，共選27篇，每篇長短不一，內(nèi)容繁雜，廣泛描寫了當時的人們熱愛生命、崇拜神靈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風貌。

錫金的譯本是從赫里耶（Robert Hillyer）的英譯本翻譯的。赫里耶的英文譯本是一個選本，總共68頁，于1923年出版。^[11]由于赫里耶本人是一位頗有成就的詩人，所以他的譯文詩意濃郁。錫金先生的譯文則以忠實取勝，也較好地表現(xiàn)了英譯者的精練與文采。自1957年至20世紀末，我國對《亡靈書》的認知，主要集中在錫金先生的譯本以及飛白先生的數(shù)篇翻譯。相對于錫金先生，飛白先生的譯文顯然更為流暢，也更富有詩意。他一改錫金稍顯笨拙的語句和原始粗獷的格律，使譯文措辭凝練，格律嚴謹，結構勻稱，適合現(xiàn)代讀者閱讀欣賞。

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對《亡靈書》的譯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時期。大英博物館的華理士·布奇所編撰的《亡靈書》以及福克納的《亡靈書》都先后被翻譯成中文出版。

華理士·布奇的《亡靈書》于2001年由京華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埃及亡靈書》，由羅塵根據(jù)1913年修訂本翻譯。但是，可能由于篇幅的限定，在翻譯過程中，有較多的刪節(jié)。

?？思{的《亡靈書》，中譯本取名為《古埃及亡靈書》，由文愛藝翻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于2010年出版。

[1] J．R．哈里斯：《埃及的遺產(chǎn)》，田明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頁。

[2] Pliny，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John Bostock ＆ H．T．Riley trans．，Bohn’s Classical Library，Vol．III，London：G．Bell ＆ Sons，1898，p.185．

[3] Ibid．，pp.186-189．

[4] Pliny，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John Bostock ＆ H．T．Riley trans．，Bohn’s Classical Library，Vol．III，London：G．Bell ＆ Sons，1898，p.186．

[5] 文言主編：《文學傳播學引論》，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

[6] 令狐若明：《埃及學研究：輝煌的古埃及文明》，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頁。

[7] 趙勇編著：《古埃及文明讀本》，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頁。

[8] 摩爾根：《古代社會》，轉(zhuǎn)引自拱玉書等：《蘇美爾、埃及及中國古文字比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9] Geoffrey Sampson，Writing Systems：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78．

[10] Simson Najovits，Egypt，Trunk of the Tree：A Modern Survey of an Ancient Land，New York：Algora Publishing，2004，pp.55-56．

[11] Robert Hillyer trans．，The Coming Forth by Day：An Anthology of Poems from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Boston：B．J．Brimmer Company，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