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態(tài)度、方法——關(guān)于古代文學研究的一點感想

一

前不久讀了康保成先生的《90年代景觀：“邊緣化”的文學與“私人化”的研究》⁽¹⁾、蔣寅先生的《文如其人？——一個古典命題的合理內(nèi)涵與適用限度》⁽²⁾與戴偉華先生的《交叉學科中的古代文學研究》⁽³⁾，我非常贊賞他們的看法?？迪壬奈恼律婕肮糯膶W研究的目的；蔣先生的文章涉及我們對待古代文學理論、文學觀念的態(tài)度；戴先生的文章則談到了研究方法。這三篇文章，把古代文學研究中幾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都提出來了。

康先生的文章顯然是有針對性的。近幾年來，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似乎感到，古代文學的研究被冷落了。它為什么被冷落了呢？是不是它已經(jīng)脫離了社會現(xiàn)實，退避了政治，“甚至進一步退避了個人的主體價值”？于是他們感到憂慮，認為這是一種“私人化”的傾向。他們認為，古代文學研究的這種“私人化”的傾向是不好的?？迪壬煌膺@種看法，他認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私人化傾向是這一學科的合理歸宿。他對此作了大量的分析。我非常同意他的分析。我覺得這里實際上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學科的性質(zhì)，一是如何看待“有用”的問題。古代文學研究在文化建設(shè)中應(yīng)該是屬于基礎(chǔ)研究的性質(zhì)，不可能是一個群眾性的學科，在社會分工中它只能是少數(shù)人的事業(yè)。它的研究成果無疑與廣大群眾、與整個社會現(xiàn)實有關(guān)，但是這種關(guān)系往往并不是直接的。以往我們習慣于用一種泛政治化的眼光來看學術(shù)研究，把一切學術(shù)研究都與當前政治直接聯(lián)系起來，為當前政治服務(wù)。因此希望社會上所有的人都來關(guān)心古代文學研究，希望古代文學研究能夠產(chǎn)生轟動效應(yīng)。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而一旦做不到這一點，失落感就油然而生，就會想到是不是研究者脫離現(xiàn)實了。這就聯(lián)系到如何看待古代文學研究在當前社會的作用問題。古代文學正像所有的古代文化遺產(chǎn)一樣，在民族精神的承傳、民族文化的延續(xù)、新的文化建設(shè)上當然有它的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并不是立竿見影的。在相當程度上，它表現(xiàn)為對遺產(chǎn)的盡量深入的了解與認知，是無形的影響與接受。在這個范圍之內(nèi)，只要是求實嚴謹，我以為什么選題都是可以做的。有的選題可能很專，很冷僻，離現(xiàn)實很遠；但當它們和重大課題互為補充的時候，也可能具有其認知的價值，有時甚或是離不開的。簡單地說哪些課題對今天的文化建設(shè)有用，哪些就沒有用，是一種短視的、草率的看法。在這個問題上，我贊成研究的“私人化”，私人化也就更有可能呈現(xiàn)多樣性、更富于創(chuàng)造力，更富于學術(shù)的獨立性。而從長遠來說，也就對文化建設(shè)更為有利。把“私人化”研究看作非“公眾話語”，是一種極其簡單化了的看問題的方法。我們要不要在學校里準確地講古代文學？要不要在社會上準確地傳播古代文學？如果要，就需要非常專門的、甚至非常冷僻的被認為是“私人化”的研究。它能夠避免誤導，引導正確的接受。這就是它的“公眾話語”，是它融入社會的特殊方式。

“文如其人”的命題，在論著里、在教學中，是常常被肯定的。從事文藝學和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雖有時覺得這一命題似是而非，但也多未深究。蔣寅先生把這個問題認真地提出來了，他舉了文如其人的有關(guān)論述和實例，也舉了文不如其人的有關(guān)論述和實例，然后分析了“文如其人”這一理論的弱點和這一命題成立的限度。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求實的看法。當然，這一命題非常復雜。蔣先生的文章使我想起了幾年前的一件往事。有一次，一位著名的日本漢學家問我：潘岳的悼亡詩寫得那樣真摯深情，那樣感人，讓人覺得他對他的妻子的感情是那樣的難以忘懷，為什么不久他就再娶了呢？真是不可理解。我當時的回答是：他寫悼亡詩的時候，他對亡妻的深情是真實的；他再娶的時候的喜悅之情也是真實的。人是復雜的，一個奸詐之徒早上做盡壞事，晚上當他與家人友朋歇息于閑庭深院時，不能認定他就不會有優(yōu)游愉悅的情致，這時如果他想寫詩，又有一定的才能和藝術(shù)積累，他就有可能寫出清新閑適的詩來。早上干壞事是他的真實品格，晚上的清新閑適的詩，也是他當時真實情懷的表現(xiàn)。蔣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嚴嵩和他的詩。非常湊巧，我最近也正在讀嚴嵩的《鈐山堂集》，他前期的詩，確實寫得好，朋友到鈐山堂探訪他，他流露出來的那種真摯之情，你很難說是假的。《喜友人至》說：“下馬柴門日已曛，燈前悲喜話同群?？战瓪q晚無來客，遠道情深獨見君?！边@大概是一位比較親近的朋友，喜悅之情無須假、不必假的。如果雖是朋友但又是大名士來探訪，那他就帶一點裝腔了，《奉酬空同先生垂訪見貽》：“病來渾與故人疏，珍重能勞長者車。地僻柴門堪系馬，家貧蕉葉可供書。鶯花對酒三春暮，風雅聞音百代余。長愿飲河心自足，卻慚和郢曲難如?！泵髅饔兄鴱娏业尿v達富貴的欲望，偏要說自己一無所求。到了他署南京翰林院事的時候，就睜著眼睛說假話了。他在《寫真自題》中說：“事可告天惟自信，志期希古不遑寧?！焙孟窈苁枪饷骼诼渌频?sup>(4)。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些詩的作者是嚴嵩，僅就詩的情思格調(diào)而言，是無法知道它出自一位權(quán)奸之手的。知道作者是嚴嵩，我們才知道其中有真有假。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如其人”命題的適用程度關(guān)鍵在于對人的復雜性的認識。用復雜性來解釋它何以“如”的問題。文不如其人，那就是明顯的作假。就是劉勰說過的“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機務(wù)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⁵⁾。達官顯貴，誨淫誨盜，他偏要寫和陶詩，滿嘴風雅。李贄也有類似的話：“今之所謂圣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圣人而以山人稱。展轉(zhuǎn)反復，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⁶⁾他的更為實話實說的言論，是他給耿定向信里的一段話：“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于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為自己身家計慮，無一厘為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⁷⁾李贄說的這種情形，如果我們細加考察，在我們的古人前輩那里雖非比比皆是，但也不在少數(shù)。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一位有名的儒者湛甘泉，他也講天理，講戒慎恐懼，他也是很提倡修身的。但是他也放高利貸。王文祿就說：“甘泉居鄉(xiāng)，鄉(xiāng)人多怨?！彼f甘泉批評楊慈湖，其實他自己的行為卻不怎么樣！王文祿說：“然慈湖極廉，豈放利者可同乎！”⁽⁸⁾湛甘泉理論的價值如何，非此處所擬討論，不過他講戒慎恐懼是否出自真心，卻是頗可懷疑的。當我們面對古人的文集，對于他們在文章里說的話，要由文及人而論定是非的話，當然還是要細細追究，分辨真假，謹慎為好。蔣先生的文章的價值，不僅在于厘清“文如其人”這樣一個命題的是非曲直，擴大來說，是我們?nèi)绾我砸环N求實的態(tài)度去對待古代的文化遺產(chǎn)。我們當然不應(yīng)該用現(xiàn)代的標準去要求古人，但我們也不應(yīng)該以似是為是。

戴先生的文章講的是研究方法。我是非常同意他的看法的，不過還想由此而生發(fā)，多說幾句。由于這一問題牽涉的面極廣，我想把它單獨展開來談。

二

近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無疑正在深入，泛泛而論的專著和論文正在減少，而專題研究則大量地出現(xiàn)。大的題目有人在做，小的題目、甚至很小的題目也有人在做，越做越深，開拓的面也越來越廣。我們正在緩慢而從容地擴大我們對于古代文學的認識。

但是，近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在逐漸深化、逐漸拓展研究面的同時，也給人一種相對平淡的感覺。除了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已經(jīng)披露的《孔子詩論》給人以很大的震動，讓人意識到先秦文學、文學思想史可能改寫，并且?guī)е蟮钠硗却嗟陌l(fā)現(xiàn)與披露之外，能夠給人以巨大的震動，從大的方面改變對于已知文學史的認識的成果似乎還不多見。我想，這可能與研究的視角、衡量的標準、研究的方法有關(guān)，而最終與學術(shù)思想有關(guān)。

近二十年來，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曾經(jīng)引進了許多新方法，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用這些新方法做出來的真正厚重的成果并不多。取得扎實成果的，多是使用傳統(tǒng)的方法，其中也包括多學科交叉的研究。

大約在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界就提出過從廣闊的文化背景研究古代文學的問題。從廣闊的文化背景研究古代文學，必然的也就要求多學科的交叉。戴先生的文章舉了許多的實例以說明多學科交叉的必不可少，我以為說得已經(jīng)很透徹。我想說的是與此相關(guān)的一些問題。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lǐng)域，像自然科學的各個領(lǐng)域一樣，多學科的交叉可能是研究的一種自然趨向。不同的是，在文史研究領(lǐng)域，我們原本就有文史哲不分的研究傳統(tǒng)，這應(yīng)該是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基礎(chǔ)。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在這個基礎(chǔ)之上，自然的要加入新的學科，研究的路子自然也就更為寬廣。這里有一個問題似乎可以提出來討論，就是多學科交叉與回到本位的問題。我們的傳統(tǒng)是文史哲不分，現(xiàn)代社會是學科雖交叉而學科分工卻越來越細。就古代文學研究而言，我們需要弄清各種文學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比如當時文人的仕途狀況（他們?nèi)绾蔚氖芙逃绾蔚膽?yīng)舉，他們登第以后如何通過吏部銓選進入仕途，當時的官制、吏典與吏治，他們在中央政府、州縣府署和幕府的生活，政爭、黨爭、貶謫、文字獄與文人的出處去就等等）；當時文人生活的社會環(huán)境（當時的交通狀況，當時的城市生活，青樓酒肆、城坊園林、鄉(xiāng)規(guī)民約、風俗習慣，他們與商人、與市民的關(guān)系等等）；宗教、社會思潮與文人的關(guān)系（儒家、道家思想的演變?nèi)缋韺W心學玄學思潮對于文人、文學的影響，佛教、道教和各種秘密宗教的傳播、發(fā)展與文人、文學的關(guān)系等等）；各種藝術(shù)門類與文學的關(guān)系（音樂、繪畫、書法、造象以至建筑型制如何影響文學等等）；學術(shù)思想的變遷與文人、文學的關(guān)系諸方面。上述這些任何的一點，都可以衍生出無數(shù)的題目，任何一個題目的解決，都可能影響我們對于一個時期、一種文學現(xiàn)象、一種文體的產(chǎn)生和演變、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看法。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多學科交叉為古代文學研究帶來的好處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多學科交叉之后，回到什么樣的立腳點上，同樣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想就這一問題說一點不成熟的看法。

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沒有用來說明文學現(xiàn)象，那就又可能離開文學這一學科，成了其他學科的研究，例如，成了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音樂藝術(shù)史、社會生活史，或者其他什么史的研究。這些“史”的研究，研究古代文學的人可以用來說明文學現(xiàn)象，但是它們本身，并不是文學本身的研究。我們既然是研究古代文學，多學科交叉當然最終還是要回到文學本位。有的學者看到近年來文學本體的研究相對平淡無味，就認為那是文學本體研究的弊端，說：“從理論上說，關(guān)于歷史上的中國文學的研究，應(yīng)當是對于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討。但在實際上，現(xiàn)在的研究重點，尚是關(guān)于單個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或者按一般說法，是關(guān)于文學本體的研究、作家文本的研究。這種研究當然是必要的，但一旦絕對起來，它所帶來的弊病也顯而易見：只要翻開一本研究索引，就會看到許多命題近似而缺少創(chuàng)意的論文論著。”⁽⁹⁾命題近似，缺少創(chuàng)意，我看正是近年來文學文本研究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當然部分的與社會文化背景的研究沒有很好展開有關(guān)，但根本的原因，是文本研究沒有思路上、方法上大的突破。我國古代文學的最為主要的藝術(shù)上的貢獻是什么，一種文學現(xiàn)象、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藝術(shù)上的成就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是我們的文學傳統(tǒng)的主流，哪些是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文學作品的，哪些應(yīng)該把它剔除在文學作品之外，一種文學文體為何產(chǎn)生，如何演變，一種文體與另一種文體存在著何種聯(lián)系，每一種文體有沒有它自身體式上的相對穩(wěn)定的要求，以及作品本身構(gòu)成的一系列的“如何”。這許多的“哪些”和“如何”的答案是什么，用什么樣的現(xiàn)代科學的方法更好地得到答案，我們似乎都還沒有足以改變一代學術(shù)觀念、一代學術(shù)方法、一代學風的重大突破。在文學文本的研究上，除了不是非常成功地引進西方文學文本研究的一些方法之外，我們用的還是非常傳統(tǒng)的或者經(jīng)近代國學大師們改進了的傳統(tǒng)的方法。我們繼續(xù)用這類方法研究下去，當然也會有一步步深化的可能，但是在總體面貌上要有新的認識恐怕就不容易做到。上面的這許多“哪些”和“如何”，每一個都看似一目了然，而其實是并不很了然的。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去年有一次我和幾位同行應(yīng)邀去南方一所大學訪問，主人要我們四人同臺向?qū)W生講一點治學的體會。我說，我從事了幾十年的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但我至今弄不清如何劃分文學和非文學，而且越來越糊涂。我們編古代文學史，是把許多應(yīng)用文體都編進文學史里去的。但是我們編現(xiàn)當代文學史，卻并沒有把諸如報紙社論、政府文件、哲學論文等等編進去。這種衡量文學與非文學的標準的不統(tǒng)一，如何解釋呢？如果認為那是由于“文學”的含義在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地變化了，它由雛形走向成熟，因之我們衡量它時，前后標準可以不一致，那么它何時走向成熟，標準是什么，標準又是在何時改變的呢？這些我們都沒有向?qū)W生說清楚，因為我們自己也不清楚。我說我?guī)资曛喂糯膶W的體會，最主要的就是這一點，叫作“糊涂”。我說完之后，另一位先生就說，我們不能把非常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在他看來，我簡直是提了一個愚不可及的問題。但是，就是這些“非常簡單”的問題，我至今還是不清楚，而且也沒有見到有誰把它說清楚。各種文藝學著作，是給“文學”下了各種各樣的定義的。在文藝學家看來，他們所下的定義都是非常清楚的。但問題是如何用到我們的古代文學上？這些不清楚，我看在一定程度上就與我們對于我國古代文學的文本研究還沒有很好展開有關(guān)。因為沒有很好地深入研究，所以說不清它的特點是什么，因之也就分不清文學與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