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學”與“救亡”：魯迅文學與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

第一節(jié)　文學與救亡思路的發(fā)觴

1905年，魯迅“棄醫(yī)從文”，這既是其個人志業(yè)的轉(zhuǎn)折，也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公共事件。這一切，都在“棄醫(yī)從文”的理路中，魯迅將“救亡”訴諸“立人”，又將“立人”訴諸“詩力”，至此，“文學”與“救亡”發(fā)生了深刻的聯(lián)系。

文學在魯迅這里，成為民族國家建構(gòu)的一個獨特路徑。

如果找一些關(guān)鍵詞來把握波瀾壯闊的中國20世紀，首先想到的關(guān)鍵詞也許會有：救亡、啟蒙、革命、解放、改革等等。但我要提醒和強調(diào)的，還有一個是“文學”，20世紀是文學的世紀?！拔逅摹毙挛幕\動的主要內(nèi)容，是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而其中最有聲勢最為見效者，為后者；在后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主潮中，文學或固守自己的方式，或主動、被動地成為政治革命的重要“一翼”，深度介入了整個20世紀的現(xiàn)代性建構(gòu)?！拔逅摹?、文研會、創(chuàng)造社、新月社、左聯(lián)、京派、延安文藝整風、“十七年”的文藝批判、“文革”、80年代文化熱，拉開長時段的視角，不難看出文學在20世紀中國的重要作用及其與革命、政治之間的復雜糾纏?；仨兰o文學，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國族”情結(jié)，海外華人學者將之視為“感時憂國”傳統(tǒng)加以批判，有人直接稱20世紀中國文學為“民族國家的文學”，無論其褒貶意味如何，可以說明的是，20世紀“文學與救亡”的關(guān)系，是一個顯見的問題。

如果說“救亡”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生的重要動機，那么，將“救亡”動機與“文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先有梁啟超，后來是魯迅。

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梁啟超東走日本，其救亡思路由自上而下的維新變法，轉(zhuǎn)向自下而上的“新民”，梁相繼在日本創(chuàng)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發(fā)表《新民說》《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等一系列文章，從事以“新民”為旨歸的思想啟蒙。

梁啟超注意到報館、圖書館、演講、小說等對于明治維新的重要作用，欲借通俗小說的“熏、刺、浸、提”之力，宣傳維新思想。1902年在《新小說》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guān)系》，激昂宣稱：“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span >[1]視“新小說”為“新民”之利器。

雖然當時梁啟超已遭遇新興革命派的阻擊，但畢竟是當時思想界無人能比的明星，梁氏言論一出，必受到時人尤其是青年的關(guān)注，郭沫若后來回憶：“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chǎn)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2]夏曉虹認為，梁啟超的“文學救國論”“成為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指導思想”，“因符合時代要求，產(chǎn)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3]

魯迅到日本這一年，梁啟超開始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新民說》，并在《新小說》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guān)系》。青年魯迅經(jīng)常閱讀梁氏主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對于思想明星梁啟超的文章和思想，無疑是關(guān)注的。周作人曾說：

……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只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于小說的性質(zhì)與種類后來意思稍稍改變，大抵由后來科學或政治小說漸轉(zhuǎn)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只是不側(cè)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么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后來的熟語來說，可說是屬于為人生的藝術(shù)這一派的。[4]

可以說，在大的層面上，魯迅日本時期的“立人”思想，對國民性問題的關(guān)注，對文學作用的強調(diào)等等，或多或少受到梁啟超思想的啟發(fā)。但如果我們僅僅將魯迅看成梁啟超思路的簡單延伸，就難以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觀念在魯迅這里發(fā)生的質(zhì)變。

竹內(nèi)好在《魯迅》一書中，為了說明“文學家魯迅”產(chǎn)生于紹興縣館六年沉默之后這一中心論點，遂淡化日本時期“棄醫(yī)從文”的重要性，試圖懷疑幻燈片事件的真實性。同時，與此相關(guān)，對于梁啟超的影響，竹內(nèi)憑著自己的直覺，覺察到魯迅與梁啟超的文學理路，存在實質(zhì)的不同，他說：

我最終想說的是以下一點：魯迅雖或如周作人所說，受了梁啟超的影響，但作為一種思考方法，認為他沒受影響不是比認為他受影響更正確嗎？至少在他的本質(zhì)面上，不是沒受“影響”嗎？即使說受了影響，其接受的方法不也是為了從中篩選出自己本質(zhì)上的東西而把自己投身其中的方法嗎？不是一種“掙扎”著去接受的方法嗎？[5]

總之，在魯迅和梁啟超之間是有著決定性的對立面的。我想，由于這種對立可以認為是魯迅本身矛盾的對象化，因此與其說是梁啟超影響了魯迅，倒不如說是魯迅在梁啟超身上看到了被對象化了的自己的矛盾。他們難道不是這樣一種關(guān)系嗎？換句話說，這種關(guān)系也可以叫做政治與文學的對立。我以為，魯迅受梁啟超的影響，后來又擺脫它，不是應該解釋為他在梁啟超身上破卻了自己的影子，滌蕩了自己嗎？……我現(xiàn)在不打算詳談這些問題，我只想就政治與文學的關(guān)系補充一句想到的話，那就是除了氣質(zhì)、文體和業(yè)績外，魯迅是否和由于懷疑文學的功用而成為文學者的二葉亭有著更為深刻的本質(zhì)上的類似呢？[6]

竹內(nèi)一直想說明的是，在梁啟超所開啟的近代文學與政治的關(guān)系中，魯迅既受了這一關(guān)系的影響，同時又經(jīng)由對政治的狹義理解的拒絕，確立自己新的文學觀。竹內(nèi)將魯迅與梁啟超分開的動機，是直接通向他想要確立的文學家魯迅產(chǎn)生于S會館六年沉默的中心觀點，也就是說，魯迅文學產(chǎn)生于一種基于“無”的意義上的徹底自覺。

竹內(nèi)在魯迅與梁啟超文學觀念究竟如何不同的問題上沒有進一步追問下去。在此我們可以就此展開進一步追問，以顯現(xiàn)魯迅在梁啟超基礎(chǔ)上究竟形成了怎樣的新的文學觀，這一文學觀怎樣貫穿于終其一生的文學行動中，在世紀文學的實踐中又遭遇了怎樣的遮蔽。

梁啟超以傳統(tǒng)士人身份走向現(xiàn)代政治，后又由政治走向文學。對于傳統(tǒng)士人來說，“文”與“政”自然相關(guān)，沒有嚴格的界限，梁啟超在政治改良途中發(fā)起詩界、文界、小說界三界“革命”，也是水到渠成的做法。傳統(tǒng)的“文”與“政”的關(guān)系，也決定了梁氏文學觀的傳統(tǒng)特色。書生干政是中國政治的傳統(tǒng)，“公車上書”意味著中國傳統(tǒng)士人干預現(xiàn)代政治的開端。當梁氏等以舉子身份上書皇帝的時候，“文”是走向“政”的條件，當他維新失敗訴諸“文學”之時，所看重的依然是“文學”的“政治”功能，其所提倡的新“詩”“文”和“小說”，與其政治上的“新民”直接相關(guān)，新“文學”的價值，在于“新民”的思想啟蒙和政治動員功能。當然梁氏也可能接受了18世紀以來西方文學觀念，即文學是弘揚民族文化的工具，是增強民族凝聚力、推進民族獨立的手段的思想，但其文學觀念更內(nèi)在的還是與傳統(tǒng)“載道”的大文學觀念相關(guān)。

梁啟超在看重新“文學”的“新民”功能的同時，對傳統(tǒng)的純粹的文人之文則多有不屑。晚清興起一股否定“辭章之學”的思潮，梁是其中的代表，從王韜、嚴復到梁啟超，都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崇尚“虛文”的辭章之學，是造成中國積弱的一個原因，更無益于挽救當下的危局，提倡用西方傳來的聲光化電的“實學”，取代“虛文”之辭章之學。梁氏否定科舉試帖的“雕蟲之技，兔園之業(yè)，狗曲之學，蛙鳴之文”[7]，也瞧不起“批風抹月，拈花弄草”[8]的純?yōu)閭€人雅興寄托的文字游戲，其所提倡的新“文學”，無論是在《變法通議》中宣揚的“愛國歌”“戒鴉片歌”“戒纏足歌”，《時務報》《新民叢報》中所宣揚的通俗曉暢的政論文和時務文體，還是《新小說》對于政治小說的譯介和實驗，都著意于文章的明白曉暢與易于感人，首先看重文學在新民族國家建構(gòu)中的社會動員功能。1902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成為宣傳個人政治觀點的文本，表達了他對于未來中國國家政治走向的展望。對作為個人旨趣的狹義的審美、緣情文學的否定，以及對文學經(jīng)世致用功能的強調(diào)，說明梁氏新文學觀中尚存?zhèn)鹘y(tǒng)儒家文學觀念“勸喻諷諫”以及“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痕跡，還沒有文學自覺意義上的現(xiàn)代文學觀念的支撐。

魯迅的文學觀容后文詳解，就目前來看，我們至少可以發(fā)現(xiàn)青年魯迅與梁啟超在文學觀上的幾個大的方面的差異：

一、梁啟超的文學想象，背后是直接的啟蒙與政治動員的動機；魯迅的文學想象，遠接深廣的文明背景。

二、梁啟超的文學動機，是直接的政治性；而魯迅的文學“政治性”，是經(jīng)由“文化”的中介。

因而在具體的文學傾向上顯示出微妙的不同：

一、梁啟超看重小說，“小說”貼近民眾，便于啟蒙、感化與普及；青年魯迅則推舉“摩羅詩”，“詩”是個人化、精神化的，冀望于“精神界之戰(zhàn)士”，著意于精神的振拔與提升。

二、梁啟超鼓吹“政治小說”，看重小說的“政治”功能；青年魯迅則垂青東北歐及被壓迫民族文學，注重反抗精神及其內(nèi)在精神的異質(zhì)性。

青年魯迅的文學觀，其實處在梁啟超與王國維之間。

與梁啟超由政治走向文學不同，王國維由哲學走向文學。王氏以“清室遺老”自居，以中國文化傳人自命，將中國文化與王朝命運連接起來。清王朝的隕滅，葬送了王國維的理想，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失敗者，遂將人生意義的寄托個人化，逃向佛教和哲學，以文學為“慰藉”：“美術(shù)之慰藉中尤以文學為尤大?！?span >[9]“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于文學?！?span >[10]“余之性質(zhì)，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span >[11]徜徉于文學與哲學，王氏將哲學、文學與實際生存功用隔絕開來：

余謂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何則？……若哲學家以政治及社會之興味為興味，而不顧真理之如何，則又決非真正之哲學。……文學亦然；餔餟的文學，決非真正之文學也。”[12]

王國維借鑒席勒、斯賓塞等的游戲說來說明文學的超越功利性：

文學者，游戲的事業(yè)也。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有余，于是發(fā)而為游戲?！ň裆现畡萘Κ殐?yōu)，而不必以生事為急者，然后終身得保其游戲之性質(zhì)。又不能以小兒之游戲為滿足，于是對其自己之感情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詠嘆之，以發(fā)泄所儲蓄之勢力。故民族文化之發(fā)達，非達一定之程度，則不能有文學；而個人汲汲于爭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也。[13]

王國維似乎已經(jīng)敏銳地感到近代文學的功利傾向：

以文學為職業(yè)，餔餟的文學也。職業(yè)的文學家，以文學得生活；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今餔餟的文學之途，蓋已開矣。吾寧聞征夫思婦之聲，而不屑使此等文學囂然污吾耳也。[14]

王氏強調(diào)文學非交際應酬的“羔雁之具”[15]，文學作品的價值與實用性成反比，詞人創(chuàng)作時，切忌以“政治家之眼”，而應以“詩人之眼”入之。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亦認可“純文學”的非功利觀：

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shù)之本質(zhì)，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shù)之一，質(zhì)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yè)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于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術(shù)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觀誦而后，似無裨于人間者，往往有之。然吾人樂于觀誦，如游巨浸，前臨渺茫，浮游波際，游泳既已，神質(zhì)悉移。而彼之大海，實僅波起濤飛，絕無情愫，未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顧游者之元氣體力，則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于人生，其為用決不次于衣食，宮室，宗教，道德。蓋緣人在兩間，必有時自覺以勤勉，有時喪我而惝恍，時必致力于善生，時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樂，時或活動于現(xiàn)實之區(qū)，時或神馳于理想之域；茍致力于其偏，是謂之不具足。嚴冬永留，春氣不至，生其軀殼，死其精魂，其人雖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約翰穆黎曰，近世文明，無不以科學為術(shù)，合理為神，功利為鵠。大勢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養(yǎng)吾人之神思耳。涵養(yǎng)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16]

眾所周知，魯迅對王國維頗有好感，對其國學與文學研究多有褒贊，魯迅非功利的文學觀之受王國維的影響，也當在情理之中。魯迅之受王國維影響還有一個證據(jù)，王國維受日本田岡嶺云（1871—1912）《日本文學的新光彩》和笹川臨風（1870—1949）的《湯臨川》的影響，對傳統(tǒng)小說戲曲“大團圓”結(jié)局多有批評，[17]佛雛對此大加稱贊：“抨擊傳統(tǒng)小說戲曲中最廉價的樂觀主義、‘大團圓’似的粉飾太平的結(jié)局，在我國文論史上，也似以王氏呼聲最高，且最堅決?！?span >[18]魯迅也多次批評中國小說戲曲中的大團圓情節(jié)，與王國維的影響不無關(guān)系。

從魯迅早期文學觀形成的國內(nèi)語境看，梁啟超對文學的啟蒙功能的強調(diào)，以及王國維對文學超功利之特性的揭示，都對其產(chǎn)生過影響，從而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更為豐富的文學觀。但是，與梁、王的影響相比，魯迅新文學觀的形成，“異域文術(shù)新宗”的影響更大。

第二節(jié)　新文學想象

“幻燈片事件”顯示魯迅對文學的選擇，有著斷念和決斷的深思背景。棄醫(yī)從文后得以實施的兩件文學方案——一是在《河南》雜志發(fā)表的系列文言論文，一是兄弟二人翻譯出版的《域外小說集》——皆能顯示其對文學的全新想象。系列論文實際上構(gòu)成了一個初步的思想體系，由對西方進化論、科學史和19世紀文明史的梳理，及對晚清以來救亡之路的檢討，彰顯了“進化”“科學”及整個“19世紀文明”背后的“人類之能”“神思”“精神”“意力”等的重要；批判了“興業(yè)振兵”和“國會立憲”等救亡方案的偏頗，從而提出“首在立人”——“尊個性而張精神”的新救亡方案；而“精神”寓于“心聲”，鑒于國中“心聲”蒙蔽、“詩人絕跡”、“元氣黮濁”的精神狀況，遂大聲疾呼“吾人所待，則有新文化之士人”。[19]冀以剛健有力之“心聲”——“新聲”（“詩”），激起“精神”的振拔，此即其“第二維新之聲”?！熬瘛迸c“詩”，誠是系列論文的核心，“詩”指向“精神”的振拔，即作為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型基礎(chǔ)的人的精神的變革。“幻燈片事件”顯現(xiàn)了以文學改變精神的原初動機，《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說明，魯迅的文學想象已經(jīng)開始展現(xiàn)一個全新的理路，實乃20世紀文學范式的真正確立者。

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的翻譯，則是向異邦尋求“新聲”的實踐，兄弟二人傾心盡力，“收錄至審慎”[20]，異于此前以林紓為代表的偏重英法美等主流國家及娛樂傾向的晚清翻譯習氣，側(cè)重19世紀后之俄國及東歐、北歐短篇小說，故序文不無自信：“異域文術(shù)新宗，自此始入華土”[21]。所選俄國及東歐、北歐小說，一多為被壓迫民族國家的文學，二多為挖掘心靈、具有精神深度的作品，顯示了與時人迥異的眼光和心思。其所寓于文學者，一冀以反抗之聲激起國人之“內(nèi)曜”，以助邦國的興起，二以文學移入異質(zhì)之精神，改造固有之國民性，即所謂“性解思維，實寓于此”，“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22]在對俄及東歐、北歐文學的接觸中，二人驚艷于其所顯示人性的新異與深度，發(fā)現(xiàn)了以文學“轉(zhuǎn)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力量。魯迅后來不無偏激地強調(diào)“新文藝”是“外來的”，與“古國”無關(guān)，[23]大概也就在于這源于異域的文學新質(zhì)吧。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之前的周氏文學方案中，文言還是白話，并非問題所在，五篇論文，皆出以文言，《域外小說集》在文言追求上，甚至意在與林琴南一比高下，此皆過于聚焦文學思想功能之故，周作人在五四白話文革命告一段落時提醒時人別忘了“思想革命”，亦是此一思路的顯現(xiàn)。[24]

異域文學所顯現(xiàn)的精神與人性的異質(zhì)性，既使魯迅看到精神變革的方向，也使他感到過于隔膜的悲哀。當時曾有一雜志，也翻譯刊載顯克微支的《樂人揚珂》，卻加標識為“滑稽小說”，對此“誤會”，魯迅深感“空虛的苦痛”。[25]《域外小說集》十年后再版，還不無感慨：“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寫的事物，在中國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爾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幾于極無，所以更不容易理會?！?span >[26]正是苦于知音難覓，八年后，禮拜六作家周瘦鵑翻譯《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下卷專收英美法以外國家如俄、德、匈、丹麥、塞爾維亞、芬蘭等國的作品，1917年8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即得到時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審校干事的魯迅的激賞，并以部名義擬褒狀加以推介，譽之為“昏夜之微光，雞群之鳴鶴”[27]。魯迅一生最重翻譯，所選也多在精神深異之作，可謂一以貫之。

由此可見，魯迅文學的原初動機，是救亡圖存的原始情結(jié)，而其深度指向，則是人的精神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這就是救亡—精神—文學的轉(zhuǎn)型理路；這一深度指向一經(jīng)確立，也就越過民族國家的視域，指向人的精神的提升與溝通。在這兩個層面上，可以說，魯迅文學以其示范效應，開啟了20世紀中國“嚴肅文學”的范式和傳統(tǒng)。

肇始于周氏兄弟世紀初的想象與實踐，十年后匯入“五四”文學革命，與胡適白話文運動結(jié)伴而行，修成正果。魯迅文學的匯入，使內(nèi)蘊不清的陳、胡文學革命方案，加入了深度精神內(nèi)涵。魯迅的每篇小說，都以“表現(xiàn)的深切”引起同人擊節(jié)稱賞，周作人《人的文學》一出，舉座皆驚，后被胡適推為“當時關(guān)于改革文學內(nèi)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28]，皆因周氏兄弟實乃淵源有自，有備而來。

在一定程度上，魯迅世紀初的文學想象，通過“五四”，融入了現(xiàn)實，其所確立的嚴肅文學范式，進入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這不僅體現(xiàn)在本人終其一生的文學實踐中，而且體現(xiàn)在“五四”問題小說對社會和人生問題的關(guān)注中，體現(xiàn)在文研會“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29]的宣言，及其“為人生”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體現(xiàn)在20世紀文學與革命、政治的復雜糾纏中。拉開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線索，可以看到，文學作為一種行動，與啟蒙、革命、政治一道，深刻參與了中國的現(xiàn)代進程。魯迅之后來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最有代表性的存在，乃有歷史的必然。

然而，在與20世紀中國的摩擦、糾纏中，魯迅文學被扭曲、變異或遮蔽的可能也在所難免。魯迅文學想象的深度指向，蘊含著尚待挖掘和彰顯的內(nèi)涵。

在圍繞“救亡”形成的晚清實學思潮中，周氏兄弟重揭文學大旗，似乎逆潮流而動，然所張主，為文學之新質(zhì)。既以“精神”訴諸“詩”，故“立人”之外，還當“立詩”，《摩羅詩力說》可謂新語境下之“為詩一辯”，而周作人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更為文學之本質(zhì)在世界語境中窮追猛索。周氏兄弟的文學立論，在世紀初駁雜紛呈的中西語境中展開，其必須面對的文學觀念，一是晚清剛剛傳入的西方純文學觀念，二是中國固有之文學觀：其一為以文學為游戲、消遣的觀念，晚清結(jié)合商業(yè)運作，此類文學正方興未艾，與此相關(guān)，是文學無用論；其二是“文以載道”、以文章為“經(jīng)國之大業(yè)”的文學功用觀，晚近則是梁啟超對小說與群治關(guān)系的揭示，以文學為治化之助。于是三者，周氏皆有不滿，游戲觀念，自所不齒，載道之言，視為禍始，梁氏之說，直趨實用，西方傳來之近代純文學觀，又過于明哲保身。文學既關(guān)乎“救亡”，首先要排斥的，是本土之游戲、消遣觀，舶來之純文學觀，亦須加以修正。文學是有所為的，然其有所為，非傳統(tǒng)之載權(quán)威之“道”，經(jīng)一姓之“國”，亦非直接以助治化，而又要有所不為。要從這有為與無為的悖論夾縫中掙脫而出，需追尋文學更堅實的基座，故二人由此出發(fā)，將文學上推，與“精神”“神思”等原初性存在直接對接。《摩羅詩力說》論文學之“用”，先以“純文學”視角，承認文學“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yè)之券”。[30]但否定排除之后強調(diào)：“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于具足。”[31]最后，把這一“不用之用”的原因歸結(jié)為二。一為“以能涵養(yǎng)吾人之神思耳。涵養(yǎng)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32]。二以“冰”為喻，強調(diào)文學涵“人生誠理”，使讀者“與人生即會”的“教示”作用。[33]周作人則廣集西方近世諸家之說，考索文學要義，最后采美國宏德（Hunt）文論，歸為“形之墨”“必非學術(shù)”“人生思想之形現(xiàn)”“具神思（ideal）、能感興（impassioned）、有美致（aristic）”“四義”，[34]于三、四者，尤所置重；論及文學之“使命”，亦采宏德之說歸為四項：“裁鑄高義鴻思，匯合闡發(fā)之”“闡釋時代精神，的然無誤也”“闡釋人情以示世”“發(fā)揚神思，趣人生以進于高尚也”。[35]篇末，周氏直抒己見：“夫文章者，國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即固以發(fā)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補救。故文章雖非實用，而有遠功者也?！恼乱豢?，后當別為孤宗，不為他物所統(tǒng)?！?span >[36]

在周氏兄弟的文學想象中，文學與精神、神思等原初性存在直接相關(guān)，二者的直接對接，一方面使它得以超越知識、倫理、政教等“有形事物”的束縛而獲獨立，“別為孤宗”；另一方面，它又與政治、倫理、知識等力量一道，對社會、人生發(fā)揮作用和影響。這樣，進者可使文學通過精神輻射萬事萬物，發(fā)揮其“不用之用”和“遠功”；退者亦可使文學通過回歸精神而獨立，在有為與無為（獨立）之間，文學找到了存在的基點。

文學與知識、道德、宗教一道，分享了精神的領(lǐng)地，但文學又自有其超越性在。二人都強調(diào)文學與學術(shù)等有形之思想形態(tài)的不同：“蓋世界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藶檎\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學子?！?span >[37]“文章猶心靈之學”[38]“高義鴻思之作，自非思入神明，脫絕凡軌，不能有造。凡云義旨而不自此出，則區(qū)區(qū)教令之屬，寧得入文章以留后世也……以有此思，而后意象化生，自入虛靈，不滯于物?！?span >[39]文學自由原發(fā)、不拘形態(tài)，因而在精神領(lǐng)域亦占據(jù)制高點的位置，尤其在王綱解紐、道術(shù)廢弛的世紀初語境中，文學更顯出其推陳出新的精神功能。故此，在周氏兄弟那里，文學成為精神的發(fā)生地和真理的呈現(xiàn)所，它與知識、道德、倫理、政治等的關(guān)系，不是后者通過前者發(fā)揮作用，而是相反，文學作為精神的發(fā)生地，處在比后者更本原的位置，并有可能通過它們發(fā)揮作用。

這就是周氏兄弟在世紀初駁雜語境中確立的文學本體論，文學本體之確立，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把文學確立在獨立的位置上。而其獨立，不是建立在純文學觀之審美屬性上，而是建立在原創(chuàng)性精神根基上，隨著與精神的直接對接，文學被推上了至高的位置。文學擺脫了歷來作為政教附庸的位置，但并沒有放棄文學的社會作用，相反，擺脫束縛后的文學以更為原創(chuàng)的力量發(fā)揮其影響。文學，既非“官的幫閑”，亦非“商的幫忙”，而是作為獨立的行動，參與到社會與歷史中去。周氏文學本體論的形成，固然來自救亡圖存的動機，然已超越救亡方案的單一層面，成為一個終極性立場。文學不僅在救亡局面中超越了技術(shù)、知識、政制等有形事物，甚至在精神領(lǐng)域取代了僵化衰微的宗教、道德、政教、知識等的位置和作用，成為新精神的發(fā)生地和突破口。

在這個意義上，稱之為“文學主義”，大概也不為過吧。不難看出，周氏文學主義背后，有著老莊精神哲學、儒家經(jīng)世傳統(tǒng)，以及西來浪漫主義文學觀的觀念因子，[40]正是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周氏兄弟那兒，這些中西觀念才得以相互碰撞并重新激活成嶄新形態(tài)。

周氏兄弟后來以各自的方式對應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作為積極和消極回應現(xiàn)實的結(jié)果，二人的文學實踐，劃出了越來越分離甚至截然不同的軌跡，20世紀中國的劇烈動蕩，由此可見一斑。在某種程度上說，世紀初的這一文學立場，主要是通過魯迅的卓越文學實踐，對世紀文學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從這一終極立場出發(fā)，魯迅以文學為獨立的行動，積極參與和深度介入了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并經(jīng)歷了多次絕望，切己的是，所有現(xiàn)代參與的不幸，都化為他個體的、心理的精神事件，作為副產(chǎn)品，在這一過程中，他以文學的形式表達了堪稱現(xiàn)代中國最深刻的生命體驗，留下了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轉(zhuǎn)型最深刻的個人心理傳記，這些，都成為文學家魯迅的底色。

至此，可以把“魯迅文學”的要義歸結(jié)為兩點：一、文學是一個終極性的精神立場；二、文學是一個獨立的行動。

作為一種獨立的行動，魯迅文學與啟蒙、革命和政治等20世紀的重要力量一起，在共同參與20世紀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曾發(fā)生復雜的姻緣和糾纏，這其中，也有著尚待清理和揭示的問題。

以文學啟蒙民眾，轉(zhuǎn)移性情，改良社會，正是魯迅文學救亡方案的題中應有之義。晚年談到為什么做起小說，他仍然強調(diào)：“說起‘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需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span >[41]終極性文學立場決定了，文學，既是啟蒙的有效方式，亦是啟蒙的原發(fā)性領(lǐng)域，不是文學來自啟蒙，而是啟蒙來自文學，這大概就是竹內(nèi)好所曾看到的“文學者魯迅無限地生成出啟蒙者魯迅”[42]之意吧。

如何處理在共同參與歷史過程中與革命、政治的現(xiàn)實關(guān)系？對此，在20年代中期革命話語甚囂塵上的紛繁語境中，魯迅曾經(jīng)歷過并未明言的艱難思考。一方面他懷疑當下所謂革命文學的存在，諷刺那些貌似的革命文學者，同時又把文學與革命放在不滿現(xiàn)狀、要求變革的同一陣營，[43]但他又承認，政治性革命的現(xiàn)實功效，比文學更為快捷。[44]魯迅此時期有關(guān)文學與革命的言述，常常欲言又止，話中有話。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他把文藝家與政治家分開，因為后者安于現(xiàn)狀，前者永遠不滿現(xiàn)狀。[45]另外，他似乎又對“文藝”和“革命”（政治革命）進行了分別，[46]這不僅在于筆桿和大炮的區(qū)別，也在于“政治革命家”最終會成為“政治家”，而“文藝家”終將遭遇現(xiàn)實與理想的沖突，永無滿足之時，[47]文藝——魯迅既不說“文藝革命”，對“革命文藝”也審慎使用——與政治革命，既有方式的不同，還有徹底性的差別。二者同道而驅(qū)，然當各以自方為根本，以對方為“一翼”之時，沖突在所難免。

值得追問的是，在魯迅的躲閃其辭中，是否也保留著從未明言的基于前述“文學主義”立場的革命想象？魯迅文學之原初動機固起于救亡，但經(jīng)由對救亡方案的終極求索，發(fā)現(xiàn)并確立了文學的終極立場。在這一終極立場上，文學指向的變革與轉(zhuǎn)型的深遠愿景，救亡遠不能囊括。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文學想象，也就是魯迅的革命想象，文學與革命，在這樣的制高點上才能重合。故魯迅對于政治革命，視為同道，當作契機，也應有所保留。羨慕大炮的功效，調(diào)侃文學的無用，是在兩次絕望之后，其文學想象，愈到后來，愈益顯現(xiàn)其世紀初所力排的迂闊，后來的人生選擇，已見出文學立場的調(diào)整，最終有點“煞風景”的遺言，也透漏了盈虛之消息。但是，文學的終極立場，及其深度指向，應該未被拋棄，而是更深地藏納于內(nèi)心吧。

魯迅文學，通過其示范效應，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國文學，并和世紀文學一道，形成了20世紀中國“嚴肅文學”的范式和傳統(tǒng)，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層面：

一、20世紀中國文學深度介入了民族國家的救亡與現(xiàn)代轉(zhuǎn)型，形成了參與歷史和干預現(xiàn)實的積極品格，在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中國文學是“民族國家的文學”。

二、文學不再僅僅是政教的附庸或娛樂、消遣的工具，而是一種獨立而深入的精神行動，并在參與歷史和干預現(xiàn)實的過程中，與啟蒙、革命、政治等20世紀重要力量，發(fā)生了復雜的姻緣與糾纏。

三、20世紀文學與中國現(xiàn)代性的復雜糾纏，使中國現(xiàn)代文學成為20世紀中國艱難轉(zhuǎn)型的豐富見證或“痛苦的肉身”，并空前豐富了我們對文學性的理解。

四、文學之終極精神立場的確立，不知不覺地影響了現(xiàn)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學認知與自我認知，形成了一種批判性的人文立場及其精神傳承。

世紀回首，毋庸諱言，魯迅文學及其世紀影響，亦存在值得反思的問題。如：

一、文學與拯救

魯迅文學背后，有著世紀末價值廢墟的背景，19世紀末，中西精神規(guī)范普遍遭遇解構(gòu)，當魯迅以人性的視角發(fā)現(xiàn)國民性的危機——這無疑是救亡理念中的一個最深視點——后，如何拯救？他在資源上是無援的。魯迅垂青于文學的精神生發(fā)功能，轉(zhuǎn)向新精神的生發(fā)地——文學，試圖以文學的精神原創(chuàng)力和感召力振拔沉淪私欲的國民，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文學救亡已深入人性拯救的層面。文學與拯救并置，就會產(chǎn)生一個問題：文學能否承擔人的拯救？“拯救”一詞來自宗教，在宗教中，拯救源自確定性和超越性的至高價值。魯迅文學終極立場的確立，使文學站到了比宗教、道德、知識等更本原的位置，在人性拯救的意義上，取代了宗教、道德的功能，或者說，文學成為新的宗教和倫理。但在魯迅這里，文學作為精神的發(fā)源地，是以非確定形態(tài)出現(xiàn)的，其價值就在不斷否定、不斷上征的超越功能，問題是，以非確定的否定性精神作為人性拯救的資源，是否可能？

二、文學與啟蒙

解構(gòu)啟蒙，已成為當下中國的時尚思潮，這個西方后現(xiàn)代話語與中國式世俗聰明的混血兒，正在百年啟蒙的沉重身軀前輕佻地舞蹈。其實，對于21世紀的中國，啟蒙遠不是已經(jīng)過時的話題，而是尚未完成的工程。面對世紀啟蒙的困境，吾人有必要作一番徹底的反思。當下需要追問的，一是我們拿什么啟蒙？與此相關(guān)的是，我們用什么方式啟蒙？或者借用英文的啟蒙問：enlightenment，但“光源”何在？

啟蒙是來自西方的近代觀念，理性是啟蒙的根本資源和絕對依據(jù)，是啟蒙主義的自明的前提。啟蒙者普遍相信，理性是人的本性，依靠人所共有的普遍理性，就可以擺脫此前的愚昧狀態(tài)?？档碌摹洞饛瓦@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是對啟蒙的經(jīng)典闡釋，在他的闡釋中，“理智”“勇氣”“自由”是三個關(guān)鍵詞，“勇氣”和“自由”，是啟蒙的內(nèi)在和外在條件，而“理智”或“理性”，則是康德啟蒙的真正內(nèi)核所在，它被預設(shè)為人的先驗本性，康德啟蒙要人們回到的自己，是具有自主理性的人。[48]

作為啟蒙依據(jù)的理性，并非17、18世紀的發(fā)明，它的背后，有著源遠流長的西方理性主義傳統(tǒng)。理性的本質(zhì)是普遍的、超越性的原則和秩序，被認為是人的先驗本性。其實，與其說理性是與生俱來的先驗本性，不如說理性來源于人們對理性的信仰——對宇宙秩序和自身思維秩序存在的相信，有什么樣的信仰，就有什么樣的本性，沒有信仰，難以啟蒙。

自然人性論和個人主義，是世紀啟蒙的兩個話語基石，就其內(nèi)涵作進一步反思、檢討，宜其時矣。此處不贅。

三、文學的歷史參與問題

文學的歷史參與和現(xiàn)實干預，一方面形成了中國20世紀文學的可貴品格與優(yōu)秀傳統(tǒng)，豐富了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并為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提供了豐富的想象資源和強大的鼓動力；另一方面，它又帶來了諸多有待反思的問題。在文學自身方面，過強的使命意識和過重的歷史承擔，易使文學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或追隨者。在思想影響和社會影響方面，表現(xiàn)為感性過多和理性欠缺。社會變革需要激情和感性，但更需要的是理性、是知識與經(jīng)驗的積累和操作的審慎。反觀20世紀中國的現(xiàn)代變革，一方面應看到文學在其中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從社會變革本身來說，文學參與的尺度，也是一個有待反思的問題。

文學的世紀，已經(jīng)過去，20世紀意義上的文學，正陷入四面楚歌的處境中。90年代經(jīng)歷了世紀文學的轉(zhuǎn)型，市場化、世俗化帶來了文學的邊緣化。在政治之外，市場——媒體、暢銷書、收視率等成為影響文學生態(tài)的新的強大力量，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文學正經(jīng)歷著空前的轉(zhuǎn)型，與此相關(guān)，“魯迅文學”范式，正面臨著危機。文學何為？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嚴峻問題。值此非常時刻，吾人之反思，在情感上就更為復雜：一方面，反思剛剛開始并有待深入；另一方面，在當下處境追問文學何為，為詩一辯，魯迅文學，無疑又是我們在新語境下追問并確立文學意義和價值的值得呵護的寶貴資源。

魯迅似乎對文學的處境早有預見。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魯迅笑談道：“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xiàn)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xiàn)狀，自然和不安于現(xiàn)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49]，“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50]魯迅又說：“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quán)力者，和革命有什么關(guān)系？”[51]

《野草》中有一篇《希望》，該篇圍繞“希望”的可能性，層層設(shè)置終極悖論，不斷設(shè)置，不斷突圍。借由“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超越第二個悖論（“我”寄希望于“身外的青春”，然而“身外的青春”也消逝了）之后，裴多菲的絕望之詩又把文思退回到前一悖論中，就在這時，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悖論突兀出現(xiàn)：“但暗夜又在那里呢？……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沒有真的暗夜！”[52]對“暗夜”的一筆勾銷，終于釜底抽薪地取消了“反抗”的意義。

如果真的“暗夜”都不存在了（是否可能？），“文藝家”就滅絕了，或者反過來，“文藝家”滅絕了，“暗夜”也就不存在了。

問題是在何種意義上理解“治世”和“暗夜”？在魯迅那里，“文藝家”總是不滿現(xiàn)狀，因而即使在所謂“治世”，“文藝家”恐怕還是有所不滿，看到“暗夜”。

但若世人皆曰太平，文學該如何自處？

君不見現(xiàn)如今全民娛樂化的國學熱和游戲文學熱的景觀。在新世紀的殷切心態(tài)中，以自我批判為內(nèi)核的現(xiàn)代啟蒙話語，已然不合時宜。解構(gòu)啟蒙，也已成為學術(shù)時尚，現(xiàn)在來談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不僅不識時務，無人喝彩，甚至會招來口水和笑聲。

文學何為？誠是當下處境中需重新追問的問題。

魯迅文學的深度指向，是國人精神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貫穿整個20世紀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并沒有隨著20世紀結(jié)束，而是正在艱難深入，被魯迅視為現(xiàn)代轉(zhuǎn)型基礎(chǔ)的國民性，其“暗夜”尚在。故在自我認定的意義上，魯迅文學，無疑仍有其存在的價值。

需進一步追問的是：若天下真的太平了，文學到底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越過籠罩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國家層面，魯迅的“文學主義”立場，是否仍可提供文學合法性的價值資源？

我想在此把“暗夜”作更普泛化地理解。即使不再是批判性立場上的政治的、社會的、國民性的甚至人性的“暗夜”，在人的存在意義上，存在的被遮蔽，也許是人類生存之永恒的“暗夜”吧。語言照亮曖昧的生存，在語言達不到的地方，存在處于晦暗之中。在終極意義上，文學作為一種非確定的言說方式，是在知識、體制、道德和宗教之外，展現(xiàn)被遮蔽的隱秘存在、使存在的“暗夜”得以敞亮的一種不可或缺的獨特方式。上世紀初魯迅為詩一辯，即把文學確立在獨立性和終極性的精神立場上?！赌α_詩力說》論文學之“為效”，首先將其與知識（“益智”）、道德（“誡人”）和實利（“致富”“功名”）等區(qū)別開來，強調(diào)“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于具足”；[53]又以“冰”為喻，彰顯文學優(yōu)于知識之所在：“蓋世界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54]《科學史教篇》篇末，兀然加入一段逸出科學史內(nèi)容的議論：“顧猶有不可忽者，為當防社會入于偏，日趨而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識是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善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故人群所當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詩人如狹斯丕爾（Shakespeare）；不惟波爾，亦希畫師如洛菲羅（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樂人如培得訶芬（Beethoven）；既有達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嘉來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因以見今日之文明者也。”[55]魯迅的文學立論，固然起于民族救亡的現(xiàn)實動機，但它始終建立在普遍性的人類需要與終極性的精神立場上。穿越民族救亡與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世紀圖景，這一終極性“文學主義”立場，亦是吾人于新世紀困境中尋求文學新的合法性的唯一本土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