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本書所研究的課題是明末清初之際的杜詩學[1]?！皩д摗辈糠种饕撌鲆韵氯梼?nèi)容：一、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的范圍和現(xiàn)狀；二、研究的思路和問題；三、研究問題的方法。

第一節(jié)　研究的范圍和現(xiàn)狀

一、明末清初杜詩學概說

“明末清初”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時間概念，在這一概念的使用上許多學術著作因其研究的對象不同故而界定也不一致，如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一書中便界定為明萬歷三十年（1602）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約一百年的時間[2]；美國學者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文化的才女文化》對“明末清初”（原題為：in Seventeenth-Century）的界定則指從明萬歷到清康熙年間（1570—1720）這一“寬泛”的階段[3]。而本書所要研究的“明末清初杜詩學”的范圍，根據(jù)這一時期杜詩學發(fā)展的實際狀況，則大概是以明崇禎七年（1634）盧世（1588—1653）《杜詩胥鈔》刊刻成書[4]至清雍正三年（1725）浦起龍（1679—？）完成《讀杜心解》[5]為限——這將近100年的時間是杜詩學史上最為鼎盛的一個階段。

明末清初杜詩學的發(fā)展和鼎盛，有其特定的文學、政治和文化背景[6]；不過從其發(fā)展的內(nèi)部因素來看，首先還應該歸功于錢謙益的箋注杜詩。

謙益于明崇禎六、七年間（皆在西歷1634年）撰寫的20則《注杜詩略例》以及《讀杜小箋》和《二箋》的具體示范[7]，不僅宣告了以鐘惺、譚元春《唐詩歸》為代表，以“評點”為批評方法的明代杜詩學的終結，其對杜詩?？?、編年、注解等詮釋內(nèi)容和以史證詩等詮釋方法的重新演繹，對明末清初杜詩學尤其具有發(fā)凡起例之功；其后，清康熙六年（1667）刊刻成書的《錢牧齋先生箋注杜工部集》（即《錢注杜詩》）更成為清初杜詩學史上最為權威的杜注文本。甚至可以說，除杜詩文本之外，《錢注杜詩》成為明末清初杜詩學者的第二閱讀文本，明末清初杜詩學討論的諸多重要問題，大多導源于此。周采泉先生說：“有清一代，學人注杜，蔚然成風，未始非錢氏（謙益）倡導之力也。”[8]可謂知言。

而錢謙益箋注杜詩的直接動因，則應歸之于明崇禎年間盧世所刊著《杜詩胥鈔》一書。據(jù)錢氏《讀杜小箋·自識》云：

歸田多暇，時誦杜詩，以銷永日。間有一得，輒舉示程孟陽。……今年夏，德州盧戶部德水刻《杜詩胥鈔》，屬陳司業(yè)無盟寄予，俾為其敘。……德水，北方之學者，奮起而昌杜氏之業(yè)。其殆將箴宋、元之膏肓，起今人之廢疾，使三千年以后，渙然復見古人之總萃乎？苫次幽憂，寒窗抱影，繹腹笥，漫錄若干則，題曰《讀杜詩寄盧小箋》，明其因德水而興起也。曰“小箋”，不賢者識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盧，且道所以不敢當序之意。癸酉臘日虞鄉(xiāng)老民錢謙益上。[9]

所題“癸酉臘日”為明崇禎六年（按公元紀年已是1634年）。謙益在完成《讀杜小箋》后，于次年九月（崇禎七年，1634）又完成了《讀杜二箋》。隨后，牧齋的好友汲古閣主人毛晉將盧、錢二人之著作合并，題為《錢盧兩先生讀杜合刻二種》精刊出版[10]。此書甫一問世，即在當時的學術界產(chǎn)生了極大的反響。清王士禛《漁洋精華錄》卷二《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第五首云：“杜家箋傳太紛挐，虞趙諸賢盡守株?？酁槟先A求向郭，前惟山谷后錢盧。”[11]錢、盧，即指錢謙益與盧世。錢、盧南北兩位學者“讀杜”，當時影響所及[12]，遂而開啟了明末清初的注杜之風：明末楊德周（1579—1648）《杜注水中鹽》（清初刻本）、王嗣奭（1566—1648）《杜臆》[13]（書稿成于清順治四年，1647）和清初徐樹丕（1595—1683）《杜詩執(zhí)鞭錄》（清順末康初抄本）、陳醇儒《書巢箋注杜工部七言律詩》（清康熙元年刊刻，1662）、顧宸（1607—1674）《辟疆園杜詩注解》（清康熙二年刊刻，1663）、張彥士《杜詩旁訓》以及孫承澤（1594—1676）、李檉（？—1703）二人的杜詩批點等杜詩學著作，都明顯受到了錢箋或盧氏《胥鈔》的直接影響[14]。

錢、盧二人讀杜合刻不久，清康熙初年又發(fā)生了錢謙益和朱鶴齡（1606—1683）二人注杜之爭的學術公案，其中的原委曲折當前已有多位學者論及，使得這一問題已然較為明朗[15]，此不贅述。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錢、朱注杜之爭客觀上給當時學術界造成了兩個結果：

1. 為杜詩研究奠定了一個高水準的學術基礎

正如清初沈珩[16]《〈杜律陳注〉序》所云：

竊惟注杜之難，莫難于得少陵一生真跡。蓋其忠君愛國之誠，憂時傷事之切，羈愁感嘆，一一發(fā)為詠歌。筆墨之光，若隱若見。百世而下，大都憑諸臆測，穿鑿傅會，人競所長，不知廬山面目，孰是得其真者？沿至牧齋、長孺，互為倚附，參之伍之，詳慎精當，庶幾一洗向來之陋。[17]

王掞[18]《〈杜詩會稡〉序》亦云：

近代虞山錢宗伯，始發(fā)凡起例，創(chuàng)為箋注，議論斐然，一洗從前諸家之陋。其門人松陵朱長孺又有《杜詩輯注》。先后鐫板，略有異同。子美之詩于是無遺蘊矣。[19]

學術愈爭辯而愈明，況且錢、朱二人同屬博雅鴻碩之士，均以厚積之學識，全副之氣力精研杜詩，爭奇斗勝，各得千秋，為明末清初的杜詩研究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學術基礎，打造了一個高水準的學術平臺。

2. 進一步推動了清初杜詩研究的學術風氣

當錢謙益箋注的《杜工部集》和朱鶴齡的《杜工部集輯注》分別于清康熙六年（1667）和九年（1669）刊刻之后，影響所及，學術界迅速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具有較高學術成就的杜詩注本，如：

汪樞《愛吟軒注杜工部集》，清康熙間汪氏愛吟軒稿本

吳見思（1621—1680）《杜詩論文》，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朱翰（1620—1678）、李燧《杜詩解意》，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

陳式（1613—？）《問齋杜意》，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陳之壎《杜律陳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顧施禎《杜工部七言律詩疏解》，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盧元昌（1616—1693后）《杜詩闡》，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張遠（1632—？）《杜詩會稡》，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20]）刻本

湯啟祚（1635—1710）《杜詩箋》，清初稿本

陳廷敬（1640—1712）《杜律詩話》，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

周篆（1642—1705）《杜工部詩集集解》，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鈔本

黃生（1622—1696后）《杜詩說》，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

張溍（1621—1678）《讀書堂杜工部詩集注解》，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出現(xiàn)了丁耀亢（1599—1669）、黃宗羲（1610—1695）、傅山（1607—1684，或謂1605、1606生，卒于1685以后）、韓洽、錢陸燦（1612—1698）、陸嘉淑（1620—1689）、汪琬（1624—1691）、王士祿（1626—1673）、李念慈（1628—1689以后）、呂留良（1629—1683）、朱彝尊（1629—1709）、李因篤（1631—1692）、宋犖（1634—1713）、王士禛（1634—1711）、邵長蘅（1637—1704）、蔣金式（1641—1722）、俞玚（1644—1694）、嚴虞惇（1650—1713）、查慎行（1650—1727）、何焯（1661—1702）等著名學者或詩人的許多杜詩評點之作。除此之外，顧炎武（1613—1682）、申涵光（1619—1677）、計東（1625—1676）、陶開虞、潘鴻、潘檉章（1626—1663）、姜宸英（1628—1699）、張世煒（1653—1724）等人，好古攻詩[21]，亦別有杜詩考證論述之作。

正如經(jīng)歷了兩宋杜詩學高度繁榮以后至南宋后期終于產(chǎn)生了“千家集注”式的杜詩注本一樣，在清代康熙四十二年（1703）前后杜詩學史終于再一次出現(xiàn)了“集大成”式[22]的杜詩注本——仇兆鰲（1638—1717）的《杜詩詳注》（清康熙四十二年初刻本，1703），在“備采”宋人“千家注”的基礎上，尤其注重網(wǎng)羅學術價值極大的明末清初杜詩學諸家“好古攻詩”之作[23]（《杜詩詳注·凡例》于“歷代注杜”條之后，又特列“近人注杜”條），從而使這一新的集注本學術影響度越前人，后來者居上。

其后，注杜之風氣未衰，汪灝《知本堂讀杜詩》（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汪文柏《杜韓詩句集韻》（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吳瞻泰《杜詩提要》（清雍正年間山雨樓刻本[24]）、盧生甫《杜詩說》（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浦起龍《讀杜心解》（清雍正三年，1725）、李文煒（1653—1725后）《杜律通解》（清雍正三年，1725）、范廷謀（1659—1728后）《杜詩直解》（清雍正六年，1728）等又一批杜詩注本相繼問世?，F(xiàn)代學者洪業(yè)先生（1893—1980）所謂“錢、朱二書既出，遂大啟注杜之風，康熙一代，作者如林”[25]，于此有征。

清雍正朝之后，“注《杜》之風殺矣”[26]，雖然在乾隆六十年間也出現(xiàn)了諸如沈德潛（1673—1769）《杜詩偶評》（清乾隆十二年，1747）、邊連寶（1700—1772）《杜律啟蒙》（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和楊倫（1747—1803）《杜詩鏡銓》（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等幾部較為重要的杜詩注本，但彼時研杜之風確實已經(jīng)逐漸衰歇了。

因此，根據(jù)這一時期杜詩學發(fā)展的實際狀況，我們把明崇禎七年（1634）《杜詩胥鈔》刻成及錢、盧二人讀杜合刊之際（明崇禎年間，1634年以后至1643年間）作為明末清初杜詩學的時間上限，而將其下限定在清雍正三年（1725）浦起龍《讀杜心解》完成前后。從發(fā)展脈絡上看，這將近100年間的杜詩研究較為系統(tǒng)和完整，因此將其作為本書所討論的對象及范圍。

二、研究現(xiàn)狀

明末清初杜詩研究在杜詩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已經(jīng)成為當今學者們的共識。關于這一重要課題，自上世紀20年代至今（2011年），學者們發(fā)表的論著有200馀篇（部），積極展開探討。不過，這些論著多將研究的重點放在這一時期一些重要的杜詩學者或注本上，尤其集中在對錢謙益《錢注杜詩》、朱鶴齡《杜工部集輯注》、金圣嘆《杜詩解》、王嗣奭《杜臆》、顧宸《辟疆園杜詩注解》、黃生《杜詩說》、周篆《杜工部詩集集解》、仇兆鰲《杜詩詳注》、吳見思《杜詩論文》、陳廷敬《杜律詩話》以及盧世、顧炎武、王夫之、申涵光、王士禛等杜詩學個案性的研究上。雖然從198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明末清初杜詩學的討論有日趨深入之勢，但對這一段學術史的整體研究還欠薄弱（見附錄三：《學術界有關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的論著》）。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臺灣學者簡恩定先生《清初杜詩學研究》一書是這一課題研究的專著外，2004年又有孫微博士的《清代杜詩學史》（齊魯書社2004年版）一書也有相當?shù)钠婕暗矫髂┣宄醵旁妼W的相關論述。2009年有福建師范大學張家壯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明末清初杜詩學述論——以幾種重要的杜集為中心》，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題探討。

將清初杜詩學作為清初詩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清初杜詩學研究》一書的旨意所在。簡書的《本論》部分著重從清初詩學理論發(fā)展的角度，論述了尊杜與輕杜、詩圣地位、詩史觀念、錢朱之爭和杜詩技法等能夠體現(xiàn)“清代詩學理論演變的端倪”[27]的五個主要問題。不過，對于簡先生提出的這些問題，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唐宋以來杜詩學自身發(fā)展的脈絡來考察的話，實際上這五個問題中前面三個問題自宋人提出并加以討論之后，在元、明二代引起的爭論亦頗為多見，雖然清初杜詩學者也參與了對這些問題繼續(xù)討論并且也有所發(fā)明，但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并非是這一時期杜詩學發(fā)展中關鍵性的問題之所在，并不能集中體現(xiàn)這一階段杜詩學發(fā)展的學術特征；另外，就占到全書四分之一篇幅的第四章《錢謙益與朱鶴齡注杜之爭的原因與評估》來說，雖然對“杜詩學史上”“一件大事”進行了十分細致的論述，但這一問題亦未能得到完善的解決，其后莫礪鋒先生《朱鶴齡杜詩輯注平議》一文對于簡氏所論便提出了諸多質(zhì)疑，本書對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也進行了一些論述。

孫書相比簡書，關注到清代杜詩學自身發(fā)展的歷程，在文獻資料占有上更為詳實。在《杜集書錄》和《杜集書目提要》所著錄的清代杜集的基礎上，對清初杜詩學文獻進行了更為深入細致的甄別、考訂和整理[28]，對清代杜詩學史的嬗變過程展開較為全面的論述。不過，此書對清初杜詩學文獻的考訂和整理上仍存有不足，如對顧宸《辟疆園杜詩注解》與錢謙益箋杜的關系問題、朱彝尊《朱竹垞先生杜詩評本》的問題，仍有深入考察的必要，這是其一。其二，在對清初杜詩學文獻的整理和評述中，對大量杜詩評點類文獻不夠重視，往往將其排除在杜詩學著作之外[29]。除此之外，在撰寫體例上，《清代杜詩學史》重點是對杜集提要、敘錄性質(zhì)的描述，并非以問題為中心?，F(xiàn)代學術論文或論著大致是以“問題”為中心的，19世紀艾克頓（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對象是問題而不是斷代（study problems not periods）”，已成為一般研究者所共同遵守的學術規(guī)范[30]。孫書沒有很好地解決清初杜詩學嬗變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關鍵性問題，對這一時期杜詩學的學術流變和學術地位把握的還不夠清晰和深入。

張家壯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考察明末清初“注杜主體的杜詩學者”，指出他們多占籍江南和來自“講學團體”這兩個特征；下篇分別討論了這一時期幾種重要的杜集注本，從而體現(xiàn)出明末清初杜詩學三個流變過程：以王嗣奭《杜臆》、金圣嘆《杜詩解》為代表的“杜詩評解”階段；以錢謙益《錢注杜詩》和朱鶴齡《杜工部集輯注》為代表的“經(jīng)典杜詩注”階段；以仇兆鰲《杜詩詳注》、浦起龍《讀杜心解》為代表的“杜詩注解新高峰”階段。顯然，正如作者在論文《引言》中已然羅列的那樣，論文上、下兩篇中提出的這兩個主要問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已經(jīng)有了“整體”性的呈現(xiàn)（如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許總《明清杜詩學概觀》、孫微《清代杜詩學史》等等），雖然作者在論文中提供了許多“細節(jié)”的支持——這是本篇論文的長處——但是將明末清初杜詩學的發(fā)展概括和劃分為“杜詩評注”、“經(jīng)典杜詩注”和“杜詩注解新高峰”三個階段的概念表述，也不能十分準確地體現(xiàn)其內(nèi)在的學術流變。

第二節(jié)　研究的思路和問題

一、研究的思路

余英時先生認為研究學術思想史，應該著眼于“內(nèi)在理路”（inner logic），《論戴震與章學誠·增訂本自序》云：

“內(nèi)在理路”（inner logic）說不過是要展示學術思想的變遷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謂“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皟?nèi)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嚴格限定的，它只能相對于一個特定的研究傳統(tǒng)或?qū)W者社群而成立。……我惟一堅持的論點是：思想史研究如果僅從外緣著眼，而不深入“內(nèi)在理路”，則終不能盡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31]

就杜詩學發(fā)展而言，在現(xiàn)代學術理念產(chǎn)生之前有兩個發(fā)展的高峰時期：第一個是有著“千家注杜”之稱的宋代[32]；第二個是再次形成杜詩研究熱點的明末清初之際。而后者從學術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來看，更是處于杜詩學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學術變遷過程中承前啟后的一個重要階段。

1. 對前代杜詩學的繼承

明末清初杜詩學主要是建立在前人，尤其是宋人杜詩研究基礎之上的。這一思路從開清代杜詩學之端的錢謙益、朱鶴齡二家便非常明確地表露了出來[33]。

《錢注杜詩·注杜詩略例》云：

杜詩昔號“千家注”，雖不可盡見，亦略具于諸本中。大抵荒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為事，邊幅單窘，少所發(fā)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捃摭子傳為博，泛濫踳駮，昧于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考訂史鑒為功，支離割剝，罔識指要，其失也愚。余于三家，截長補短，略存什一而已。[34]

雖然錢氏對杜詩宋注的代表趙、蔡、黃三家提出了語調(diào)嚴厲的批評，但是我們從《錢注杜詩》也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卻恰恰是建立在三家注杜的基礎上而“大開生面”[35]的。在杜詩校勘、編年和箋注等問題上，“最為近古”的吳若本及其它宋元杜集舊本、呂大防編輯的《杜詩年譜》、以宋人黃鶴為代表的以史證詩的闡釋方式都給他的箋注杜詩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方法（本書上編對此有更為詳細的論述）。

朱鶴齡《杜工部集輯注》的情況也大體相似。從編輯上看，朱鶴齡《杜工部集輯注》是以南宋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為借鑒進行的，其《凡例》云：

杜詩編次，諸本互異。惟《草堂會箋》覺有倫理。蓋古律體制，間有難分，時事后先，無容倒置，不若從此本為稍優(yōu)也。[36]

從注釋上看，《凡例》中提及征引杜注的前代學者皆為宋人：

宋人注杜詩多不傳，惟趙次公、黃鶴、蔡夢弼三家得閱其全。注中有當者悉錄之。呂東萊、洪興祖、杜田、師尹、薛夢符、薛蒼舒輩所見無多，僅存大略。

書中引用及駁正亦以宋人為主。

除錢、朱二家外，明末清初另外一部重要的杜詩注本，王嗣奭的《杜臆》（此書對仇兆鰲《杜詩詳注》及仇注以后的杜詩注本均有很大影響）與錢、朱二人相同，也是以宋人注本作為“東道主”的：

至考據(jù)往籍，則蔡傅卿、《千家注》遺誤固多，尚猶得半。老人自愛其腕，勿及并收。故讀余《臆》者，尚須依為東道主。[37]

繼宋人“千家注”杜之后，元、明二代也有幾部杜詩注本，如元人范梈（字德機，1272—1330）批選《杜工部詩》、明人單復《讀杜詩愚得》、張綖（1487—1543）《杜工部詩通》、楊慎（1488—1559）批選《杜詩》、林兆珂（？—約1621）《杜詩鈔述注》、胡震亨（1569—1645？）《杜詩通》以及元人趙汸（1319—1369）和張性的五、七言律注等，但這些注本在總體上學術價值較劣于宋注。故而，明末清初學者不太重視它們，而將自己的杜詩研究直接架構在宋代杜詩學的基礎之上，這也成為明末清初杜詩學者能夠“后來者居上”，取得卓越學術價值的一個主要原因。

不過，明末清初杜詩學畢竟是沿著自唐代以來歷經(jīng)宋、金、元、明的杜詩學脈絡發(fā)展而來，因此其對元、明二代的杜詩研究也有一定的繼承關系，如以“起承轉合”為核心的詩歌章法理論，“詩以性情為主”——對杜詩抒情本質(zhì)的認識，便顯然完全繼承了元、明詩論家和杜詩學者的論點；另外，明末清初杜詩學中出現(xiàn)了為數(shù)眾多的學者對杜詩進行批點，這一批評形式遠紹宋末元初的劉辰翁，而又直接承襲了元代范梈（《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明代楊慎（《杜詩選》）以及鐘惺、譚元春（《唐詩歸》）等人而來。

2. 對現(xiàn)代杜詩研究的啟示

明末清初杜詩學是今天我們從事杜詩研究的重要基礎，對于20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學者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略舉二例以明之。

第一，現(xiàn)代杜詩學者洪業(yè)先生在1940年即指出從事杜詩研究（“考訂杜詩之事”）主要有三項工作：輯佚、?？妥⒔?。第一項工作宋人已經(jīng)完成了，“后人無以復加焉”；對當前從事杜詩研究的學者來說主要應該集中于后面兩項工作：一曰校，主要以現(xiàn)存之王琪原刻裴煜補刻之《杜工部集》為底本，而次以其他宋、元本，更遍輯唐宋總集、類書、詩話、筆記以及別集注文中所引載之杜詩，進行細校，最后再用錢謙益本校之。二曰注，主要是：“當就宋人各注，及后來胡（震亨）、錢（謙益）、朱（鶴齡）、盧（元昌）、黃（生）、仇（兆鰲）、浦（起龍）、楊（倫）各注，采其精當者”為之[38]。

在煨蓮先生看來，今人研究杜詩尤其應當重視和借鑒宋人和明末清初學者的杜詩研究成果。在杜集?？钡墓ぷ髦?，除了最為強調(diào)宋本，他又特別列出以吳若本為底本的錢注作為校本[39]；另就其所舉今人注杜應該參照的前代注本來看，除宋注以外，所列舉的八家中有六家均屬明末清初注本，而胡、楊二家其實也與明末清初的杜詩學有著最為直接的關系[40]。因此，正如煨蓮先生所謂“考本事、注典故，以解篇意，此清人已優(yōu)為之”，所謂“清人”實際上就是指明末清初杜詩學諸家而言的。

另外對于杜集的?？惫ぷ?，需要補充的一點是，煨蓮先生所指示?？倍旁姷姆椒?，在很大程度上參照了錢謙益?？倍旁姷乃悸泛头椒ǎ▍⒁姳緯暇幍谝徽碌恼撌觯?。

第二，山東大學已故蕭滌非（1907—1991）教授《杜甫詩選注》一書，是20世紀杜詩研究的一項標志性成果。其中對杜詩的注解，蕭先生尤其注重征引明末清初杜詩學者的觀點，這應該是該書在目前同類杜詩選注著作中學術價值較為突出的一個重要因素[41]。后來，他又主持了《杜甫全集》校注的工作，雖然至今此書仍未能出版，但從其實際工作來看，明清之際的杜詩學成果在這項工作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例如其“杜詩編排”上用楊倫的《杜詩鏡銓》為序，而楊倫的編排體例則幾乎完全依據(jù)朱鶴齡的《杜工部集輯注》[42]而來。

由以上這兩位現(xiàn)代杜詩研究者來看，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明末清初杜詩學都對當今學術界的杜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總之，通過對明末清初杜詩學承前啟今地位的考察看，如果說“理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銜接的脈絡”[43]是當前我們進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一項重要使命的話，那么明末清初杜詩學作為杜詩學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內(nèi)在理路”銜接中最為重要的一環(huán)，厘清這一段杜詩學史發(fā)展的實際脈絡，正是本書這一課題研究的基本落腳點。

二、研究的問題

自唐代以來，在“杜詩學”1200多年的發(fā)展過程中，杜詩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以傳記和年譜為中心的杜甫研究和以輯佚、?？薄⒕庉?、注釋為中心的杜詩研究。這其中又形成了諸多學術熱點問題，如“詩史”說、“李杜優(yōu)劣論”、杜甫死因論、杜甫“一飯不忘君”的忠君觀、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的藝術觀、杜詩偽注等等，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了杜詩學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極為廣博與深厚的內(nèi)涵。

由于受到時代文學、文化、政治、經(jīng)濟等外在因素的影響，處于不同時期的杜詩學者都會對前代所留傳下來的一些問題作出自己的解答，并且因為處于新的時代背景，這些學者又會產(chǎn)生出一些新的問題，由此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時代學術風貌。明末清初之際的杜詩學由于受到“天移地轉”[44]時代下社會政治、文化和經(jīng)濟等方面的影響，也必然會表現(xiàn)出獨特的時代精神和學術品格。

而明末清初杜詩學時代精神和學術品格的確立，宏觀上應當取決于其在杜詩學發(fā)展脈絡上承前啟后的學術地位，具體則表現(xiàn)在杜詩學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學術變革過程中所形成的幾個關鍵性“筋節(jié)”，本書分為上、中、下三編進行論述：

上編，《錢注杜詩》研究，以《錢注杜詩》作為考察對象，分三章對明末清初的杜詩版本?？?、杜詩年譜和編年、杜詩箋注等主要問題進行專題研究。

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是杜詩學史上劃時代的一部杰作，被清代學者譽為“從來注杜第一善本”，《錢注杜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明末清初杜詩學的最高成就。其在杜詩?？薄⒍鸥δ曜V和杜詩編年、杜詩箋注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一方面為明末清初學者從事杜詩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外一方面，其注釋體例全面而深刻地影響到明末清初杜詩學者的論著。

自宋代以來的杜詩?？眴栴}，到明末清初之際，由于受到錢謙益版本、?？彼枷氲挠绊?，發(fā)生了劃時代的變化。錢氏提出的“字句異同，一以吳本為主，間用他本參伍焉”的?？崩砺罚罹攥F(xiàn)代學術意識，代表著宋代以后古人對杜詩?？睆恼J識到實踐的最高水準。今天我們?？倍旁娝\用的思路與方法亦多由此而來。

杜詩年譜和杜詩編年，是屬于中國傳統(tǒng)詩論“知人論世”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錢謙益在前人的基礎上也別開“生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尤其是在杜詩編年的問題上，牧齋從版本角度出發(fā)，結合“公自注”和歷史背景，對杜詩系年進行了重新考證，批評了自宋代以來影響甚大的魯訔、黃鶴等人以“鑿空”的詩句為證據(jù)，強為牽合，穿鑿附會等缺陷，撥亂反正之功至大。

《新唐書》謂杜甫“善陳時事”，善以時事入詩是杜詩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觀點也一直是歷代學者的共識。而錢謙益在“詩史互證”問題上的闡發(fā)，也為現(xiàn)代史家陳寅恪先生繼承并為中國當代史學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而謙益對杜詩“時事”的箋注，著重從事件涉及到的時間、地理、人物、典章制度等多方面進行考釋，其中尤其對杜詩中涉及到的朝廷大事進行深入細致的考證——這一點尤能彰顯杜甫作為“詩史”的“大頭臚”處——從而使“詩史”這一重要概念的內(nèi)涵得到了更深一層的發(fā)掘。

總之，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在杜詩學史上的意義不僅在于其本身所取得的杰出學術成就，其箋注杜詩總結出的一些原則和方法，對整個明末清初杜詩學亦具發(fā)凡起例之功，是除杜詩以外明末清初杜詩學最具權威的第二文本。這也是本書以《錢注杜詩》作為專編考察的兩個主要原因。

中編，杜詩章法論，屬于明末清初的杜詩技法研究。筆者認為，如果說宋代學者是以“句法”為中心進行杜詩技法探討的話，那么明末清初杜詩學者所探討的杜詩技法則是以“章法”為中心的。對這一問題的具體分析，本編分別從“概論”、“杜詩詩題論”、“杜詩分段和分解”、“杜甫連章詩論”、“以評八股文之法注杜詩”等五個方面展開論述，從而使明末清初學者對杜詩章法技巧的認識得以全面的呈現(xiàn)。

明末清初學者對杜詩詩題的關注，一個主要原因在于他們認識到題目對章法（“體”、“格”）具有很強的規(guī)定性。明末清初杜詩學者從文本出發(fā)，對杜詩制題藝術、題目與詩意的關系以及“先有詩？還是先有題？”等問題的探討，不僅展示了杜詩詩題深厚的美學內(nèi)涵，而且從中國古代詩學理論來看，也深化了自宋代以來以詠物詩為中心的“著題”詩論。

同樣受到明末清初詩歌章法理論的影響，學者們對杜詩的分段，也由便于解釋詩意的方便一變而為對杜詩章法藝術的領悟。他們通過杜詩文本段落的分析，總結出杜詩無論是古律長篇，還是五、七言律詩、絕句，都具有結構勻稱、整齊完密的章法藝術特點。

所謂“兩章如一首”、“五首如一篇文字”、“八首竟如一首”，明末清初杜詩學者往往把若干首“連章詩”當作一首詩來看待，通過對《秋興八首》、《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五首（合前游十首、后游五首而言）、《洞房》八首等“極似一筆揮成”的連章詩“慘淡經(jīng)營之妙”（李因篤語）的細讀，從杜甫另外一個創(chuàng)作層面體現(xiàn)了杜詩章法上的“整齊完密”，體裁上“千古獨嚴”的藝術特點。

“以評八股文之法注杜詩”，可以說是明末清初學者評論杜詩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本章著眼于八股文這一文體的批評方法是如何對于杜詩批評產(chǎn)生了具體的影響，從中，亦可以了解到明末清初學者探討杜詩章法背后的一些原因。

總之，杜詩制題、分段和連章詩的藝術特點，都是杜詩章法藝術的具體呈現(xiàn)。而明末清初學者之分析杜詩章法藝術，在詩學理論上主要是繼承了自元、明以來以“起承轉合”為中心的章法論，又受到元明以來八股文理論的很大影響，正如王士禛綜合二者所云：“起承轉合，章法皆是如此。”另外，從學者們具體分析杜詩起承轉合來看，他們又往往強調(diào)“首尾開闔”和“波瀾頓挫”，所謂“闔”因此也包括了李因篤所謂的“結語一宕”，不特有“遠而彌真”之致，且有“曲終雅奏”之妙；所謂“波瀾”也即金圣嘆《杜詩解》中所理解的“轉”之藝術效果，也指連章詩《秋興八首》“昆明池水漢時功”一章體現(xiàn)出的沉郁凄涼和筆法頓挫。——這些方面都極大豐富了作為中國詩學理論中“起承轉合”章法藝術的內(nèi)涵。

下編，杜詩詮釋論，明末清初的杜詩解意研究。

無論在學術還是在文學理論上，清代都是一個集大成的時期。與之相一致的是，清代也是文學闡釋上“以意逆志”法的總結期。清人對“以意逆志”法的總結性，不僅表現(xiàn)在解詩過程中對漢儒以美刺說詩、魏晉人的得意忘言、唐人的義疏之學以及宋人物象類型、以史證詩等方法的綜合運用，更表現(xiàn)在對這一“千古解詩鼻祖”的理論發(fā)展上。其中在杜詩解意過程中產(chǎn)生的“意法論”就是這一時期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

“意法論”所倡導的是詩意與詩法并重，兩者之間是相融相生的關系。在明末清初杜詩學中表現(xiàn)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

一、詩有達詁，從文本出發(fā)，能夠達到解意之目的。

二、以“詩法”為“以意逆志”論的核心，通過對杜詩文本字法、句法的總結，尤其是對章法細致的剖析，通過尋求詩歌的“法脈”，不僅可以把握詩歌字句的意思，對于其“恍然出字句之上”的言外之意也能夠達到理解。同時，對詩法的深入探討又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明末清初杜詩學者對“詩可解”的信心，激發(fā)他們不斷深入探索的勇氣。

三、“意法論”在實踐中表現(xiàn)出的是一個充滿藝術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由詩“法”進而理解詩意，注定了這一過程充滿著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杜詩所要呈現(xiàn)的藝術效果——意境，只能是讀者與杜詩文本之間相互融合、共同創(chuàng)造的結果，并且這一過程充滿藝術性的探索，永無止境。

在“以意逆志”的過程中，文本之外的文本閱讀者，自然是“讀者—文本—作者”環(huán)節(jié)上一個重要的端點。就明末清初杜詩學而言，在杜詩接受者之中，明遺民無疑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群體。對明遺民與杜詩關系的考察，可以深入地觀察作為詮釋主體的“期待視界”和“視界融合”的過程。

總之，正是基于對杜詩“意到筆隨”、“意細法密”特點的認識，明末清初杜詩學者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明了杜詩解意的“意法論”，這一詩學理論，不僅最終解決了杜意可解的問題，也極大地豐富了“以意逆志”說的理論內(nèi)涵。同樣，作為詮釋文本的主體明遺民，在“以意逆志”的過程中，受到了時代政治、文化、文學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杜詩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互相融合，也表現(xiàn)在文本與讀者之間“時代的互相融合”上。

本書上、中、下三編分別涉及杜詩的版本、?？?、編年、注釋和藝術評論、杜詩解意等諸多方面，明末清初的杜詩學者為此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不僅奠定了他們在杜詩學史上的學術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們討論的這些問題也為我們所承襲，一直影響著今天的杜詩研究。

附錄一、二，是兩篇有關這一時期杜詩評點的論文。明末清初之際是繼宋代之后，杜詩學發(fā)展的又一鼎盛時期。舉凡杜詩全集注釋、選注、律注、詩話、評點諸方面，撰述甚夥，在杜詩學史上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評點一項，更是超越自宋末及明代以來的劉辰翁、范德機、楊慎、徐渭諸家，顯示出這一時期杜詩研究獨有的學術品格，并為后來的杜詩研究提供了許多鮮活的思路。因此，杜詩評點也是明末清初杜詩學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45]。

錢鍾書先生謂“清初精熟杜詩，莫過李天生”，李因篤精熟杜詩，加上本人又是杰出的詩人，深知作詩的甘苦，因此他所評杜詩在議論、敘述、章法以及連章等技法上往往能抉發(fā)款要，啟人深思，在清初杜詩學史上應當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是作為杜詩批點之作，與李因篤批點杜詩不同，海寧陳訏有一部專究仇兆鰲《杜詩詳注》之誤的批點之作，或可稱之為批評之批評，是明末清初杜詩學批點之作的另一類代表。

總之，杜詩學的發(fā)展有其“內(nèi)在理路”，每個時代產(chǎn)生的一些問題都有其前后繼承和發(fā)展的關聯(lián)。對杜詩學史上一些具體問題的闡述或?qū)啻旁妼W的認識，必須要從把握杜詩學發(fā)展的整體脈絡出發(fā)；同樣，對杜詩學發(fā)展脈絡的把握也必須要認清和解決好關乎每一時代學術背景下的幾個杜詩學的關鍵問題。只有將杜詩學研究中宏觀的學術史發(fā)展和具體的問題兩者緊密結合，才是把握這一課題的正確途徑。這是當前杜詩接受史研究存在的難點和研究上的不足，也是將來杜詩學研究的必然趨向。

本書在論述中，一方面著力理清明末清初杜詩學發(fā)展的脈絡，同時在論述的過程中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如杜詩的校勘問題、杜詩編年和杜甫年譜的編輯問題、“公自注”問題、杜詩偽注問題、“今典”問題以及杜詩“意法”問題等，這些問題包含著重要的學術價值，仍有待于當前學術界作出深入的探討。

第三節(jié)　研究的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如果說以上這些問題代表著這一時期杜詩學史發(fā)展“內(nèi)在理路”中關鍵性“筋節(jié)”的話，要想解決好這些問題，著眼點首先應該落實到對這一時期杜詩學文獻資料的梳理上。

研究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杜甫的詩歌的接受史，尤其是明末清初杜詩學史，首先面臨的一個突出的重點和難點即在于對流傳至今數(shù)量巨大的文獻如何處理。據(jù)筆者統(tǒng)計，現(xiàn)存明末清初之際的杜詩全集（白文本、注本）14部，選注本（選本、選注本、律注本）20部，杜詩詩話10部，杜詩評點之作亦達46家，除此之外還有大量散見于詩話、別集、總集、選本、序跋、筆記等著作中的杜詩學文獻，著述異常豐富。面對如此龐雜的杜詩學文獻，“涸澤而漁”已屬不易，況且還要具體分析這些文獻之間的邏輯關系和源流演進。因此，本書首先采用歷史研究的方法，對這些歷史文獻進行全面的搜集，細致的考訂、排比，去偽存真，考鏡源流，辨章學術，使明末清初杜詩學的發(fā)展脈絡能自然而真實地呈現(xiàn)。

二、文學研究法

本書既屬于學術發(fā)展史的范疇，又屬于詩學批評的范疇。因此，本書在論述過程中除采用歷史研究法外，也必須要采用文學研究的方法，以美學的、藝術的標準別裁風雅。

另外，就文藝批評而言，基本使用中國傳統(tǒng)的詩學理論及術語（當然對它們首先要作出概念的解釋），目的是批郤導窾（《莊子·養(yǎng)生主》），希望能夠更好地剖析明末清初杜詩學的實際脈絡，更精確地討論這一段學術史上出現(xiàn)的幾個重要問題。當然，本書也涉及西方文學理論的一些概念和術語，如“形式主義”、“接受美學”以及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中“內(nèi)部研究”、“外部研究”，艾布拉姆斯《鏡與燈》中“文學的四要點”，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范式”等，目的則在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杜詩學”一詞首先見于金人元好問（1190—1257）的《杜詩學》一書（原書已佚，序文《杜詩學引》存見《元好問全集》卷三十六，［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751頁），今日研杜者往往將杜詩研究與文學史上的“選（《文選》）學”、“紅（《紅樓夢》）學”相提并論，稱之為“杜詩學”。如許總《論吳見思〈杜詩論文〉的特色及其對杜詩學的貢獻》（《草堂》1983年第1期，第54—63頁）、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等論著；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又出現(xiàn)了試圖建構“杜詩學”體系的一些論著，如許總《杜詩學發(fā)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廖仲安《杜詩學》（《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5、6期，第12—18頁轉第38頁、第1—10頁，又載《唐代文學研究》第六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林繼中《杜詩學——民族的文化詩學》（《杜甫研究學刊》1995年第4期，第80—82頁）、胡可先《杜詩學論綱》（《杜甫研究學刊》1995年第4期，第1—16頁，后又出版專著《杜甫詩學引論》，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傅光《論杜詩學的定義與內(nèi)涵》（《人文雜志》1999年第3期，第134—139頁）等。

[2]謝國楨著《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3]［美］高彥頤著《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文化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4]周采泉《杜集書錄》卷七據(jù)《販書偶記》及《成都草堂收藏杜詩書目》著錄此書為明崇禎四年刻本，當是據(jù)盧氏《杜詩胥鈔·大凡》寫于明崇禎四年而定。不過，筆者所閱上海圖書館藏《杜詩胥鈔》即為明崇禎七年刻本；又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南京圖書館藏古籍目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均著錄此書為崇禎七年刻本。蓋明崇禎四年當系此書始刻之年，此書歷時三年而后刻成，這期間盧氏對初稿進行了修改，增加《馀論》，增訂了《知己贈言》（其中最后收錄有錢謙益寫于崇禎六年臘月的《讀杜詩寄盧小箋》前的小序）等部分內(nèi)容，故盧世在明崇禎七年于《胥鈔》刻成之日有祭告詩云“十年曾有約，三載始能成”。又，周采泉先生疑《讀杜微言》（筆者案“微”當作“私”，《漁洋精華錄·論詩絕句》注引誤）為書序，當誤，《讀杜私言》實為《胥鈔》之《大凡》部分，而《胥鈔》之《序》為靳于中所作，周先生所見本未載。見周采泉著《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339頁。

[5]［清］浦起龍著《讀杜心解》，中華書局2000年版。

[6]對這些方面的討論，當前的杜詩學論著討論頗多，如簡恩定先生的《清初杜詩學研究》、孫微先生的《清代杜詩學史》以及張家壯博士的學位論文《明末清初杜詩學述論》等，可參看。

[7]［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注《牧齋初學集》卷一百六、卷一百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3頁、第2214—2219頁。

[8]《杜集書錄》內(nèi)編卷四，第155頁。

[9]《牧齋初學集》，第2153—2154頁。

[10]近人傅增湘《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卷十二著錄此書為：“《讀杜詩寄盧小箋》二卷《讀杜二箋》一卷，清錢謙益撰?！缎」{》為癸酉作，《二箋》為甲戌作，后附盧世《讀杜私言》一卷。毛子晉刻于湖南讀書巖，寫刊俱精雅，與八唐人集同，在汲古閣刊本中最少見也?！保ㄖ腥A書局1983年版，第1036頁）《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書名、卷數(shù)相同（北京圖書館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5頁）。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題為：“《錢盧兩先生讀杜合刻二種》五卷，清錢謙益、盧世撰，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讀杜詩寄盧小箋》三卷《二箋》一卷，清錢謙益撰；《讀杜私言》一卷，清盧世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頁）其中作《小箋》“三卷”，誤。又《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皆著錄為明崇禎年間刻本，而周采泉《杜集書錄》認定為明崇禎七年刻本，則略嫌武斷。

[11]［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29頁。另，此詩第二句金榮注引錢謙益《注杜詩略例》：“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為事，邊幅單窘，少有發(fā)明，其失也短?！苯癜唇鹗系倪@條注釋是錯誤的，這個“趙”指的應該是元代的趙汸而非宋代的趙次公，趙汸注釋過杜甫的五言律詩，在明代及清初流行甚廣；又前人將虞注（實為元人張性注）七律和趙注五律往往合刻為一本，在明代甚為流行。

[12]明崇禎十六年（1643）九月，錢謙益的門生瞿式耜（1590—1651）刻成《初學集》一百一十卷，其中卷一百六至一百十收入《讀杜小箋》三卷和《二箋》二卷，又進一步擴大了對清初杜詩學的影響。

[13]郝潤華《〈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方法》謂“王嗣奭的以詩證史，無疑對錢謙益的《錢注杜詩》具有一定啟迪作用”（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15頁），認為王影響錢。今考《杜臆》卷一《投贈哥舒開府翰》引“錢受之曰：‘按翰與祿山、思順并為節(jié)度’”一節(jié)云云，出自《讀杜小箋》上，載《牧齋初學集》卷一百六，第2155頁；《杜臆》卷二《哀江頭》所云“注者以帝妃為彼此者固淺陋；有將肅、玄父子之間說者，亦未為是”，亦是針對《讀杜小箋》上錢氏所箋《哀江頭》一詩而發(fā)（同前，第2160頁）。又檢《錢注杜詩》中并無引及嗣奭之語，則郝先生此說實誤其先后。

[14]楊德周《杜注水中鹽》卷五中選錄有錢謙益評論（據(jù)鄭慶篤等《杜集書目提要》，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111頁）。徐樹丕《杜詩執(zhí)鞭錄》卷十六錄有錢謙益《讀杜小箋》、卷十七錄《讀杜二箋》（王頌蔚著《古書經(jīng)眼錄》，載《寫禮庼遺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五輯第346冊，第204—210頁）。陳醇儒《書巢箋注杜工部七言律詩》一書中引錢氏箋杜之語亦有多條?！侗俳畧@杜詩注解》作者顧宸，在順治十八年（1661）錢謙益《箋注杜詩》成書之際（［清］葛萬里編《牧齋先生年譜》于清順治十八年云：“是年箋注《杜工部集》成。”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據(jù)一笏齋綠絲欄抄本影印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64冊，第581—582頁），曾經(jīng)至紅豆山莊鈔錄牧齋杜注，這從《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一《與朱長孺》中“修遠（今案顧宸字修遠）不查，誤錄一二冊，附時賢后”（［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赌笼S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35頁）之語可證；又，《辟疆園杜詩注解》與《錢注杜詩》所載《（杜甫）年譜》內(nèi)容相同，周采泉先生曾質(zhì)疑二者孰先孰后（《杜集書錄》，第351頁），結合謙益此函及其《草堂詩箋元本序》引錢曾“考舊注以正《年譜》，仿蘇注以立《詩譜》，地里姓氏，訂訛斥偽，皆吾夫子獨立創(chuàng)始”等語，則修遠書中所載《杜子美年譜》當是抄自牧齋《箋注杜詩》；另外，其書中所引錢謙益注杜語亦多，從內(nèi)容上看，當是錄自《讀杜小箋》和《二箋》之后、康熙六年錢箋刊行之前，錢謙益《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中所謂“已而學子何士龍、馮己蒼，族子夕公，遞代讎勘，粗有成編，猶多闕佚”的箋注《杜工部集》本。孫微先生《顧宸及其〈辟疆園杜詩注解〉》（《杜甫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第36—40頁）一文，認為顧氏引用錢注皆出其《小箋》和《二箋》，實未能細考。由此，論文中所得出的一些結論，如謂“（顧宸）《年譜》參考呂大防、蔡夢弼譜，較之錢注、朱注年譜略詳”，又謂顧氏辟疆園亦藏有吳若本等問題，皆有誤處。以上諸家皆受到錢謙益箋杜之影響。張彥士《杜詩旁訓》則受到盧氏《杜詩胥鈔》影響甚大（見鄭慶篤等《杜集書目提要》“《杜詩旁訓》六卷”條所引彥士《自序》，第392頁）。另外，孫承澤、李檉二人都有評點《杜詩胥鈔》稿本存?zhèn)髦两瘛?/p>

[15]此問題從現(xiàn)代學者洪業(yè)先生《杜詩引得序》開始討論，到后來的陳寅恪、柳作梅、曹樹銘、簡恩定諸位先生都有論述，近年莫礪鋒先生《朱鶴齡杜詩輯注平議》長文對此問題又進行了細致的剖析，可參閱。見《文史》2002年第4輯，中華書局，第202—223頁。筆者對這一問題的論述，見本書第三章第四節(jié)和第十章第二節(jié)。

[16]沈珩，1619—1695，字昭子，號耿巖，浙江海寧人。清康熙甲辰進士，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傳記見清趙士麟撰《翰林院編修沈珩傳》，［清］錢泰吉纂，靳斯校點《碑傳集》卷四十四，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223—1225頁。

[17]［清］陳之壎撰《杜律陳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18]王掞，1645—1728，字藻儒，一作藻如，號顓庵，江南太倉（今江蘇太倉市）人，明代首輔王錫爵曾孫。清康熙九年進士，授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滴趿辏堉亓⒇返i為太子忤旨，尋致仕。有《西田集》。傳記見清錢大昕撰《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掞傳》，見《碑傳集》卷十三，第340—348頁。

[19]［清］張遠撰《杜詩會稡》，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

[20]《杜集書錄》依據(jù)仇兆鰲《杜詩詳注》進呈本及初刻本引用《會稡》的情況，將《會稡》著錄為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證據(jù)不足。《杜集書目提要》及《杜集敘錄》據(jù)張遠《自敘》著錄為康熙二十七年刻本，當從。

[21]［清］李光地著，陳祖武點?！堕糯逭Z錄》卷三十：“顧寧人（炎武）說：‘經(jīng)書后，有幾部書可以治天下，《前漢書》其一，杜詩其一也。’”（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38頁）錢謙益之后，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大力提倡實學及杜詩，轉變明末清初的學風，也是當時杜詩學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22]［清］李調(diào)元《雨村詩話》卷下云：“杜詩箋注有《千家注》，有《五百家注》，然總遜近日仇兆鰲《詳注》，可謂集大成矣?！币姽B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xù)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0頁。

[23]《杜詩詳注》進呈本《歷代名家評注杜詩姓氏》著錄唐代任華以下15家，宋代王禹偁以下104家（其后仇兆鰲在《杜詩詳注》定本中于《杜詩凡例·歷代注杜》又增列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1家），元代黃震以下4家，明代宋濂以下34家（《歷代注杜》又增列謝省《古律選注》、顏廷榘《杜律意箋》、王維楨《杜律頗解》、邵傅《五律集解》、劉逴《唐詩類選》所選杜詩部分、鄭明選《杜詩卮言》、楊德周《類注》等7家），而“本朝注杜姓氏”著錄錢謙益以下22家。另外《歷代注杜》又增列張溍《杜解》、朱翰《七律解意》、洪仲《律注》、全大鏞《匯解》4家，而其中因時諱而未能列入者則有潘檉章《杜詩博議》1家，以上5家皆為明末清初杜詩學者。除此之外，又有柴虎臣（《杜詩詳注·諸家論杜》引柴紹炳“論杜詩七律”，此條在“朱鶴齡”條下“盧德水”條之前，當為清初人）、吳志伊、閻若璩、張希良（《杜詩補注》：“甲申冬，仍上金臺，復得數(shù)家新注，如前輩吳志伊、閻百詩、年友張石虹、同鄉(xiāng)張邇可，各有發(fā)明?！保?、胡夏客（《詳注》引及頗多）、潘耒（《杜詩詳注》卷六《洗兵馬》引）、沈壽民（《詳注》卷六《洗兵馬》引）、吳沅（《詳注》卷六《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引“近日吳沅云”云云）、胡儼（《杜詩詳注》卷六《贈衛(wèi)八處士》引“近世胡儼曰”云云）等人，亦皆為明末清初杜詩學者。

[24]此本周采泉《杜集書錄》卷七著錄為清康熙年間山雨樓刻本，《杜集敘錄》著錄為清康熙末年羅挺刻本，周興陸《吳瞻泰〈杜詩提要〉研究》（《杜甫研究學刊》2003年第1期，第49頁）一文則認為清乾隆間羅挺刊本。今按此本“玄”字改為“元”字，“真”、“稹”等字缺末筆，“弘”、“歷”二字均不避諱，當為清雍正年間山雨樓刻本。至于孫殿起《販書偶記》卷十三著錄：“《杜詩提要》十四卷，歙吳瞻泰撰，乾隆間精刊。”檢當前各大圖書館收錄此書情況，似無重刊本，孫記恐誤。

[25]洪業(yè)著《洪業(yè)論學集》，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42頁。

[26]洪業(yè)《杜詩引得序》，《洪業(yè)論學集》，第346頁。

[27]簡恩定著《清初杜詩學研究·前言》，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28]《杜集書錄》及《杜集敘錄》二書對杜集之著錄已相當完備。不過，明末清初杜詩學文獻仍有被遺漏者，如今人吳希賢輯匯《歷代珍稀版本經(jīng)眼圖錄·清代版本》著錄有：“《杜工部集》不分卷，唐杜甫撰，清康熙年李若木抄本?！辈⒂小独钊裟臼肘n杜詩序》諸圖錄，則此書當尚存于世。中國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423頁。另如《中州文獻總錄》卷二十六據(jù)《中州藝文志》著錄清初劉佑（1629—？）評選《杜詩錄最》五卷，《自序》云：“錄其最者二百二十有六首，析為五卷，手自校錄，間作評語?！眲t此書書佚序存，亦可補《杜集敘錄》對于該書的文獻著錄。呂友仁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3頁。

[29]孫微著《清代杜詩學文獻考·前言》中提到：“周采泉《杜集書錄》一書巨細不遺，收錄宏富，其中收錄存佚清代杜詩學文獻多達330馀種。不過《杜集書錄》中亦存在重收、誤收現(xiàn)象，而且330這個數(shù)字當中還包括80馀種名家批校本。在我們現(xiàn)在看來，這些杜詩批注本并不能算是嚴格的著作，雖然這些杜詩批注本中卻并不乏精彩絕倫的妙解和勝見，也構成了清代杜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那么若以較為嚴格的標準來統(tǒng)計的話，則《杜集書錄》實際所收清代杜集版本有230馀種?！兵P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30]轉引自余英時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頁。

[31]余英時著《論戴震與章學誠·增訂本自序》，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2—3頁。

[32]宋人注杜號稱“千家注杜”源自南宋時出現(xiàn)的《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一書（實際書前所列注家姓氏151人），至今此語仍甚為流行，成為宋代杜詩學興盛的一個標志。

[33]洪業(yè)《杜詩引得序》：“雖然，注杜之爭，乃錢、朱二人之不幸，而杜集之幸也?？甲C之學，事以辨而愈明，理以爭而愈準?！髞碜髡叽舐灾苄诙抑g，故清代杜詩之學當以二書為首，而錢氏實開其端，功尤不可沒也。”《洪業(yè)論學集》，第334頁。

[34]［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頁。

[35]［清］黃生《杜詩說》卷十一《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詩后云：“近錢牧齋箋注杜集，引據(jù)該博，矯偽訛，即二史之差謬者，亦參互考訂，不遺馀力，誠為本集大開生面矣?！保ㄐ於ㄏ辄c校，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422頁）又閻若璩（1636—1704）《讀書堂杜詩注解序》：“若晚宋諸人，為虞山氏（即錢謙益）所嗤點者，不可勝舉。蓋至《草堂詩箋注》（即《錢注杜詩》）本出，而杜一開生面矣。”（張溍撰《讀書堂杜詩注解》，《杜詩叢刊》據(jù)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滏陽張氏刻本影印本，黃永武主編，大通書局1976年版）

[36]［清］朱鶴齡撰《杜工部集輯注》，清康熙九年（1670）金陵葉永茹刻本。

[37]《杜臆》是以劉辰翁《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為底本的：其詩目編次與劉本大體相同，且其中評解往往系針對須溪批語而發(fā)，以此可證。［明］王嗣奭撰《杜臆》，上海：中華書局1963年版。

[38]參見洪業(yè)《杜詩引得序》，《洪業(yè)論學集》，第347頁。

[39]并且這一觀點還是在當時洪氏認為錢注所用吳若本為偽書的情況下得出的。后來學術界證明了吳若本確實為宋注本，洪業(yè)先生后來也承認了這一點（參見洪業(yè)寫于1970年的《再說杜甫》一文，見《洪業(yè)論學集》，第427—428頁）。可見，錢本的地位是可以與宋本等量齊觀的。正因為如此，作為《錢注杜詩》底本的吳若本也成為學術界在錢注研究中關注特別多的一個問題。這方面的論文有多篇，如曹樹銘《宋本〈杜工部集〉非‘吳若本’考》（《杜集叢?！?，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105—249頁）、鄧紹基《關于錢箋吳若本杜集》（《江漢論壇》1982年第6期）、蔡錦芳《吳若本與〈錢注杜詩〉》（《杜甫研究學刊》1990年第4期，第48—53頁）、［日］長谷部剛《簡論〈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幾個問題——附關于〈錢注杜詩〉和吳若本》（李寅生譯，《杜甫研究學刊》1999年第4期，第31—38頁）、岳珍《“吳若本”〈杜工部集〉刻工考》（《杜甫研究學刊》1999年第4期，第39頁轉第68頁）等。

[40]《杜詩通》四十卷，系明末清初胡震亨、夏客父子所撰，清初朱茂時刻本流傳。楊倫《杜詩鏡銓》，據(jù)周采泉先生考證，“是書以《仇注》太繁，根據(jù)蔣金式所批《朱注》，刪汰歷代諸家注，旁采時賢批校本，爬羅剔抉而成”（《杜集書錄》卷五，第243頁），其中蔣、朱二人皆為明末清初杜詩學者；而楊氏所采“時賢”批校，亦以清初李因篤、邵長蘅、顧宸、張溍、仇兆鰲、黃生等人為多，這也是《鏡銓》一書取得杰出學術成就、通行后世的一個主要原因。

[41]蕭滌非《杜甫詩選注·例言》：“千百年來，注杜的人很多，清朝人下的功夫最深，成就也較大，注中往往引用他們的說法，仇氏《杜詩詳注》外，主要有以下幾種：錢謙益《杜詩箋注》、張溍《杜詩注解》、吳見思《杜詩論文》、黃生《杜詩說》、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銓》等?！笔捪壬@里提到的七種杜注中，清初人的杜詩學著作就占了六種。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42]張忠綱《〈杜甫全集〉校注工作情況介紹》，《唐代文學年鑒》（1984），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頁。

[43]康正果《理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銜接的脈絡——〈中國知識分子論〉編序》：“他（指余英時）自己說過，他做學問喜歡‘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個‘大處’就是‘尋找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銜接的內(nèi)在理路’，是一種‘通古今之變’的工作?！√幹帧瘎t要求立足于中國傳統(tǒng)及其原始典籍所呈現(xiàn)的脈絡，從史學的觀點研究中國傳統(tǒng)的動態(tài)，去觀察它循著什么具體途徑而變動，并盡可能地窮盡這些變動的歷史曲折?！庇嘤r著《中國知識分子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4]《黃宗羲年譜》引黃宗羲語，［清］黃炳垕撰，王政堯點校，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5頁。

[45]孫琴安《清代詩歌評點的熱點之一：杜詩》可參閱，《杜甫研究學刊》1999年第2期，第30—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