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明人別集提要訂誤十八則

何宗美

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序曰：“《四庫》所收，浩如煙海，自多未見之書。而纂修諸公，絀于時日，往往讀未終篇，拈得一義，便率爾操觚，因以立論，豈惟未嘗穿穴全書，亦或不顧上下文理，紕漏之處，難可勝言?！?sup>他所說的存在于《四庫全書總目》中的“難可勝言”的“紕漏”，在明人別集提要中迄今為止還很少有人專作考辨，拙著《明代文學(xué)還原研究——以〈四庫總目〉明人別集提要為中心》亦限于宏觀研究的模式，因此逐篇的考辨仍付闕如。筆者近日著力這一方面的工作，發(fā)現(xiàn)《總目》“紕漏”遺留之未考者在在皆是，茲整理若干則如下，以作《辨證》之補充，并就正于方家。

一 危素《說學(xué)齋稿》提要

（一）據(jù)《千頃堂書目》，其文集本五十卷，明代已散佚不存。按，清代《千頃堂書目》載“危素《說學(xué)齋集》五十卷，又《云林詩集》一卷”，則不能說“明代已散佚不存”。又，明焦竑《國史經(jīng)籍志》亦載“危素學(xué)士集五十卷”。歸有光跋《說學(xué)齋稿》只云“公集五十卷，尚未之獲見”，未言時已散佚。散佚之說，最早出自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曰：“有文集五十卷，宋元史稿若干卷，皆失傳。”朱彝尊也說過“太樸《說學(xué)齋文》，傳鈔都非足本”。看來，從歸有光到錢謙益、朱彝尊，再到后來的四庫館臣，都沒有見過危素文集的五十卷本。但焦竑、黃虞稷又有確載。那么，這多少有點蹊蹺的五十卷本到底是否存在呢？以下兩條材料足以解開這一謎底。首先是與危素同時的宋濂所作《故翰林侍講學(xué)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碑銘》，該文載曰：“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sup>原來，危素文集根本就不存在“五十卷”之說，而是“五十篇”，五十卷指的是他另一著述《宋史稿》。其次是明中期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中的危素本傳，載“所著有《宋史稿》、《元史稿》、文集五十篇、奏議三卷”，亦說是“文集五十篇”而非“五十卷”，與宋濂的說法相同。這樣，問題的答案就浮出了水面，即所謂五十卷本，不過是據(jù)宋濂或廖道南所載而看走了眼，由此產(chǎn)生的一種誤說。由此也證實，焦竑《國史經(jīng)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載書目，并不一定都是作者親自過眼或有實書收藏的。

（二）此本乃嘉靖三十八年歸有光從吳氏得素手稿傳抄。其文不分卷帙，但于紙尾記所作年歲，皆在元時所作。有光《跋》稱共一百三十六篇，此本乃止一百三十三篇。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是集《跋》，稱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以有光《跋》為傳寫之誤。然據(jù)懋竑所列，實止一百三十七首，數(shù)亦不符。殆舊無刊版，好事者遞相傳錄，故篇數(shù)參差，不能畫一，實則一本也。

按，歸有光跋文今附于四庫本《說學(xué)齋稿》卷末，但原載曰“《說學(xué)齋稿》一百三十三首”，故“有光《跋》稱共一百三十六篇”有誤。清汪由敦《跋危太仆文集》曰：“危太仆文一百三十三首，后有震川先生跋，秀水曹倦圃侍郎家藏抄本，所謂《說學(xué)齋稿》也。危公以文名至正間，入明隱然為耆宿。其文雄渾博大，前遜虞、歐，后劣王、宋，而醇雅清婉，高處亦諸公所少。南宋冗蔓之習(xí)，洗刷殆盡。余讀而愛之。抄手殊惡，間以意正其闞誤。家弟凝之，從江西志中校錄又二十余首，于是而不可讀者或希矣。集有目無序，篇別而不分卷，體亦不備，蓋未定之本。太仆云公有集五十卷，如得盡讀之，以慰傾慕且正抄本之訛，豈不快哉，姑識之以竢?！?sup>所謂“一百三十三首”實出于此。汪氏所跋，是在曹侍郎家藏抄本基礎(chǔ)上由其弟據(jù)地方志校錄和補入本，與歸有光跋吳純甫家藏本并非同一版本，故《總目》所謂“實則一本”亦屬錯誤的說法。

又，王懋竑《書危太仆集后》曰：“右危太仆先生《說學(xué)齋集》兩帙，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如議論雜著，如書如志銘之類，皆無之，蓋其半矣。此本出歸熙甫后，后有熙甫跋，然跋言一百三十六首，其數(shù)不合，或傳寫之誤也?！?sup>《總目》所謂“有光《跋》稱共一百三十六篇”本于此，而非實據(jù)歸有光跋文。按王氏具體所列篇數(shù)，加起來確為一百三十七而非一百三十八，但今據(jù)文淵閣本《說學(xué)齋稿》，記實為五十，序為七十八，其他則無異，總篇數(shù)又確為一百三十八。所以，王氏之誤不在于總篇數(shù)，而在于記、序數(shù)目不確，館臣未做考實，非但不能糾錯，反而再生謬誤。

二 危素《云林集》提要

（一）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發(fā)雕于后至元三年。則彝尊所見，乃元時舊版。此本卷帙相符，蓋猶從原刻抄傳者。特彝尊《跋》稱前有虞集《序》，而此本所載乃集《贈行序》一篇，絕與詩集無涉，似為后人所附入。觀其《靜志居詩話》，亦稱前有虞集《送行序》，則已自知其誤而改之矣。

按，朱彝尊《跋危氏〈云林集〉》曰：“《云林集》二卷，元翰林學(xué)士承旨危素太樸之詩，葛邏祿乃賢易之編，而虞集伯生序之者也……是集發(fā)雕于后至元三年，蓋學(xué)士入明后續(xù)作詩文均失傳矣?！?sup>又，《靜志居詩話》曰：“《云林集》系葛邏祿易之所編，前有虞伯生《送行序》。”今觀文淵閣四庫本《云林集》，卷首有《云林集序》，署曰“至元三年十月雍虞集序”，其文首曰“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為之言曰……”知所謂虞集《云林集序》，與《送行序》實為一文，只是稱名有異而已。并非《送行序》之外，別有一篇《云林集序》。因為一是朱彝尊跋文只說“虞集伯生序之”，《詩話》則具體說到《送行序》，二者不矛盾，不存在“自知其誤而改之”；二是《總目》認(rèn)為《送行序》“似為后人所附入”沒有史實和版本依據(jù)，且果為后人附入，則按常理不至于把原有的《云林集序》刪除，而更換為“絕與詩集無涉”的《送行序》；三是今所載或所見的《云林集》版本中皆未曾別有一篇虞集《云林集序》；四是虞集文集亦查無該文。

（二）原集共詩七十六首，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本復(fù)從他書搜采，增入補遺十四首，較為完備，今并仍而錄之焉。

按，文淵閣本《云林集》“補遺十四首”，與《總目》所說相符。但原集并非“七十六首”，而是八十首。

三 唐桂芳《白云集》提要訂誤

今觀集中有《與陳浩書》，稱“嘗慕蘇老泉閉戶探賾，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筆源源，而無艱險窘迫態(tài)，輒謂文不可學(xué)而能，氣可以養(yǎng)而致，此蘇老家傳法也”。

按，《與陳浩書》即《奉陳養(yǎng)吾書》，見《白云集》卷七。對照集中原文，“輒”為“轍”之誤。轍即蘇轍，所說“文不可以學(xué)而能，氣可以養(yǎng)而致”，見于《上樞密韓太尉書》。如作“輒”，則“文不可學(xué)”云云，便誤為蘇洵之見了。

四 林弼《登州集》提要

弼又名唐臣，以時禁國號名氏，遂仍舊名。是弼其初名，唐臣乃其改名。朱彝尊《明詩綜》則云弼初名唐臣，當(dāng)由宋濂序謂唐臣更名為弼致誤，然宋序未嘗言初名唐臣也。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尚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實。今仍署弼名，著之錄焉。

按，《明詩綜》卷七“林弼”云：“弼字元凱，初名唐臣，龍溪人。仕元為漳州路知事。戊申內(nèi)附，以儒士登春官，修《禮樂書》，除禮部主事，歷登州知府。有《梅雪齋稿》。”宋濂《使安南集序》曰：“元凱名唐臣，臨漳人，今以時制所禁，更為弼?！?sup>據(jù)此，林弼原名唐臣，后改名為弼，《總目》“宋序未嘗言初名唐臣”之說，顯然未細(xì)核原文。又，朱彝尊之前已有錢謙益謂林弼“初名唐臣，以國禁改名”。錢謙益之前，另有曹學(xué)佺謂“林登州初名唐臣，后更名弼”。故朱彝尊“云弼初名唐臣”，最直接的來源應(yīng)該是錢謙益、曹學(xué)佺二家之說，并不一定是“由宋濂序謂唐臣更名為弼致誤”。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亦謂“初名唐臣”，再綜合曹、錢、朱諸人之說，說明“初名唐臣”當(dāng)為晚明至清初的定說。關(guān)于林弼初名的問題，王廉《中順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志銘》載：“公妣陳夢北斗旁星墮懷中，娠而生公，因名弼，又名唐臣，字元凱，時禁國號名字，仍用舊名?！?sup>所謂“北斗旁星”，即指北斗七星外的左輔右弼。由此看來，林弼初名似當(dāng)以弼為是，這一點張燮《林登州傳》“林公唐臣，初名弼”可做佐證。但問題并非這樣簡單，今從《林登州集》中林弼自稱的使用情況來看，支撐的是“初名唐臣”而不是“初名弼”。林弼文中，有時自稱“唐臣”或“林唐臣”，有時又自稱“弼”或“林弼”?？疾彀l(fā)現(xiàn)，前一稱謂皆使用于元末之文，后一稱謂皆使用于明初之文。例如，《題胡敏中哀唁詩序》“至正十年庚寅，唐臣將試藝有司”，《蘭軒潘君墓志銘》“至正丁酉七月癸巳……泣拜請于唐臣”，《直翁孫君墓志銘》“至正十四年正月三日臨漳直翁孫君卒，里人林唐臣走哭之”，《梓堂隱君墓志銘》“至正丁酉卒于清丘里居，卜以己亥正月壬寅葬，孤觀泣遣義明來致言于博陵林唐臣”，《方簡夫義節(jié)傳》“至正壬辰……林唐臣”，等等；再如，《同安丞劉君赴閩省序》“洪武二年夏……博陵林弼走送于萬安江上”，《送李本仁特告歸覲序》“今上臨御之年”“復(fù)被選纂修元史”“博陵林弼作而曰”，《送韓君子煜之官海門序》“洪武丁巳春，弼再奉旨與禮部員外郎吳伯宗、順慶府照磨韓君子煜同使安南”，《豐城縣改建東岳廟記》“洪武辛亥春，弼忝承上命”，等等。又，《華川王先生詩序》曰：“宋太史景濓、胡先生仲申既序之矣，而囑唐臣（原注：后更名弼）序其詩之集”，序作于元至正后期，時尚未入明。原注當(dāng)為編者所加，提到“更名”之事。以上材料以充分的事實證明，林弼原名為林唐臣，改名是入明后的事情。而張燮之《傳》、王廉之《銘》，之所以會有“初名弼”之說，并載其得名之夢，很有可能是根據(jù)“弼”字之義后來附會的故事?；蛘咂淠笁簟板觥毙堑氖麓_實存在，當(dāng)時并未取“弼”為名，而是取了一個隱含“弼”義的名字即唐臣，入明后禁止以國號為名，林唐臣想到小時聽到的有關(guān)自己出生的故事，便順理成章地改成了以“弼”為名。

另外，《殿閣詞林記》《翰林記》《明史》等書載林弼事皆用“林唐臣”之稱，《總目》謂“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尚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實”，可謂大驚小怪，不免有陷阱之嫌。

五 朱同《覆瓿集》提要

集凡詩三卷，多元末之作。

按，余嘉錫先生《覆瓿集》提要有考訂，但不涉上述內(nèi)容。此之欲辨者，是朱同之詩的寫作時間問題。其詩多于題后注明干支，為澄清問題提供了便利。如卷一五古15首，署“癸卯”、“丙午”即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十六年（1366）作者僅3首，署“戊申”、“辛亥”、“壬子”、“癸丑”、“甲寅”即明洪武元年（1368）、四年（1371）、五年（1372）、六年（1373）作者為6首。另有7首，因其集以編年為序，也可以從編排的位置判定為明代之作。該卷有七古16首，以同樣的方法，知其為元末作者僅為3首，只占極少數(shù)。卷二五律15首，確知為元代作者僅為2首。七律（含《總目》所謂“七言古體”）72首，倒是多半為元末之作。卷三七律26首，全為明初所作。五絕3首，六絕6首，未著年代。七絕65首，元末作者27首。其詩總計218首，確為元末所作者為86首。《總目》“多元末之作”的說法難以成立。

六 凌云翰《柘軒集》提要

（一）所作詩、文、雜著，藏稿于家，至永樂中其孫始編為四卷。

按，《柘軒集》有宣德五年（1430）瞿佑序，曰：“宣德初，自山后召還北京，先生曾孫暹來見，求為尊德堂制記。蓋先生在日，蓄前代典籍甚富，暹父敬與收藏?zé)o遺，于所居作堂崇奉之，可謂知所尊者矣。今予告老賜歸，則先生所作若文、若詩及諸雜著，悉匯次成集矣。暹以予受知先生，慮得傳寫有所舛誤，乞為校正，且俾為之序?！?sup>瞿佑在此所說的“自山后召還北京”，時在洪熙元年（1425），凌云翰曾孫暹來見，則在宣德元年（1426）之后?！案胬腺n歸”，具體是宣德三年（1428）自北京啟程，五年到達杭州。因此，凌暹編訂《柘軒集》的時間，當(dāng)在宣德三年至宣德五年之間。據(jù)此，《總目》之說有兩點需要糾正：一是《柘軒集》并非編于永樂中，二是編訂者是凌云翰曾孫而非其孫。

關(guān)于《柘軒集》的卷數(shù)，《總目》謂“四卷”，文淵閣四庫本《柘軒集》提要謂“五卷”，對照該著確為五卷，即詩文四卷，詞一卷。中華書局整理本《總目》按曰：“文淵閣庫書作五卷，《總目》之與不符?！?sup>其實，不止是“不符”，而是本為五卷而誤為“四卷”了。何有此誤？我們可以把崔建英《明別集版本志》據(jù)四庫底本的說法作為解釋：“大題原作‘柘軒詩集’（卷一至卷三）、‘柘軒文集’（卷四）、‘柘軒詞’（卷五），館臣刪去‘詩’、‘文’作‘柘軒集’。”底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可備核閱。另，《欽定續(xù)通志》載“《柘軒集》四卷，明凌云翰撰”，亦或是館臣撰寫《總目》提要時所本。

（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云翰學(xué)于陳眾仲，故其詩華而不為靡，馳騁而不離乎軌”。今案集有宣德中王羽序云：“莆田陳眾仲提舉浙路儒學(xué)政，以文鳴于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柘軒泛掃程門，獲承指授?！逼淅锶讼墓?jié)，作云翰行述，亦云早游黟南程以文之門。是云翰所師事者乃程以文，而非陳旅，諸家所記甚明。彝尊之言未知何據(jù)。

按，朱彝尊之語見于《靜志居詩話》卷五，其謂“學(xué)于陳眾仲”之說當(dāng)無誤?！犊偰俊诽岢龅囊蓡枺谟谒膸祓^臣對王羽序中“泛掃程門”的理解出現(xiàn)了偏差——此所謂“程門”，非指程以文之門，而是通常所說的“程門立雪”之“程門”，即師門之意，故前著一“泛”字，意味凌云翰所師者是兼師陳、程二家而非一人，否則王羽序中大不必在程以文之前先大敘陳旅（眾仲）一番。

七 朱右《白云稿》提要

所著《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傳僅存五卷，雜文之后僅有《琴操》而無詩。檢勘諸本并同，無可校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后五卷嘗得內(nèi)閣本一過眼，恨未鈔成足本”。則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

按，朱右的著述情況，最早且敘之最詳者是其摯友陶凱于洪武九年（1376）四月即朱右逝后數(shù)月所撰《故晉相府長史朱公行狀》，曰：“公平生著述有《白云稿》十一卷，《春秋傳類編》三卷，《三史鉤玄》三卷，《秦漢文衡》三卷，《深衣考》一卷，《邾子世家》一卷，選《唐宋六先生文集》，修《李鄴侯傳》一卷，《補注漢魏詩》四卷，《歷代統(tǒng)紀(jì)要覽》一卷，《元史補遺》十一卷，藏于家?！?sup>《白云稿》十一卷本未見他載，同時的宋濂撰《故晉相府長史朱府君墓銘》則載“其雜著文有《白云稿》十二卷行于世”，另如《明史》卷九九、《千頃堂書目》卷一七、《浙江通志》卷二四九，皆載《白云稿》為十二卷。《總目》所謂十卷本，較早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白云稿》凡十卷，予僅鈔得前五卷，止有《琴操》無詩，其后五卷，僅得內(nèi)閣本一過眼，恨未鈔成足本?！?sup>但據(jù)《浙江通志》載：“《白云稿》十二卷，內(nèi)閣書目，天臺朱右詩文?！?sup>可見，內(nèi)閣所藏亦十二卷本，因朱彝尊“一過眼”，誤記為十卷本了，故有“前五卷”“后五卷”之謂，其實所未抄者尚有七卷。晚于《靜志居詩話》者又有《欽定續(xù)文獻通考》載：“朱右《白云稿》五卷……臣等謹(jǐn)案史稱《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傳僅存五卷，雜文之后有《琴操》而無詩?！?sup>此顯然出自朱彝尊之說。十二卷本，今有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初刻本。四庫館臣謂“檢勘諸本并同，無可校補”，不過限于其版本視野有限而已，且“諸本”并無具體所指，或亦欺人之語耳。

（二）右為文不矯語秦漢，惟以唐宋為宗，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為《八先生文集》。

按，陶凱《故晉相府長史朱公行狀》謂“選《唐宋六先生文集》”，朱右在《元朝文穎序》亦自謂“鄒陽子右既輯《春秋傳類編》、《三史鉤玄》及《唐宋六先生文集》”，又《新編六先生文集序》曰：“鄒陽子右編《六先生文集》總一十六卷，唐韓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xùn)|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歐陽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曾南豐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荊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蘇文三卷五十七篇?！?sup>故朱右所選，就人而言雖含韓、柳、歐、曾、王及三蘇八大家，但其集命名卻為《唐宋六先生文集》或《新編六先生文集》，《總目》稱《八先生文集》與原題不符。

又，《總目》以朱右之文“惟以唐宋為宗”，亦不免說得過于絕對。一是朱右雖然編有《唐宋六先生文集》，但也編過《春秋傳類編》《秦漢文衡》《元朝文穎》等；二是朱右雖然說過“故唐稱‘韓柳’，宋稱‘歐曾王蘇’，六先生之文，斷斷乎足為世準(zhǔn)繩而不可尚矣”之類的話，但同時也說“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秦漢以下無加焉”，還說“文莫古于六經(jīng)，莫備于史漢；六經(jīng)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后世之準(zhǔn)衡也歟？”認(rèn)為五經(jīng)之文“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jīng)，不可尚已”，司馬遷、班固之文“足為后世之準(zhǔn)程”，而唐之韓、柳，宋之歐、曾、王、蘇之文“未免互有優(yōu)劣”；三是朱右一生中對唐宋之文的態(tài)度并非一以貫之，自謂“予幼讀之未知也，壯而知之未好也，年將五十始知好之，未能樂而不厭也，邇以課子之余取六先生所著全集遍閱而編輯之”，即年近五十歲才開始喜歡唐宋八大家之文。綜合這幾點是完全得不出“惟以唐宋為宗”的結(jié)論的，《總目》執(zhí)其一端而不及其余，顯然受到館臣先入為主觀念的錯誤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