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科舉制度與文學家族

東漢以后逐漸通過門閥制度而形成的名門望族，到了隋唐時期，隨著文事武功的恢弘拓展，也在不斷地堅持和調(diào)適，最后通過科舉途徑完成了從門閥士族到科舉士族的轉(zhuǎn)變。盡管很多大族作為名門望族的地位仍然非常隆盛，然其內(nèi)涵已在動態(tài)的發(fā)展變化中更新和蛻變。這種更新和蛻變在以政治史為主的傳世文獻中雖有所記載和表現(xiàn)，但總體上是粗略和梗概的；而新出土墓志是以人物為最小單元的傳記載體，因為家族的集聚和古人落葉歸根的觀念，大的家族都有集中的塋地，墓志也就具有鮮明的家族性特點。以個體墓志和家族墓志融合的觀念研究唐代文學家族，也就能更清楚地審視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在中古時期轉(zhuǎn)型的特點。

唐代實行科舉制度，尤其重視進士科，進士出身對于提升家族聲望與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加以詩賦為進士的必考科目，促成了唐代家族、科舉與文學的緊密聯(lián)系。如新出土楊氏家族墓志超過百方，以墓志與傳世文獻參證，楊氏在中晚唐科場中非常活躍，進士及第者多達數(shù)十人，楊嗣復、楊涉等還多次知貢舉，他們因才華杰出受到主司與社會的重視，可見，其家族的文學成就與科舉密切相關。

一、從門閥士族到科舉家族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士族的統(tǒng)治時期，前面論及的一些名門望族，大多形成于兩漢而極盛于魏晉南北朝，這些士族與皇族形成聯(lián)合體以構成其政治統(tǒng)治集團。在這一過程中，以崔、王、盧、李、鄭五姓為代表的山東士族，形成了特有的家風。這些士族隨著晉室南渡而一部分南遷，仍然保持著各自的文化傳統(tǒng)，并左右著南朝政治的形勢。唐朝建立之初，這些士族的勢力和影響甚至凌駕于皇室之上，受到唐太宗的不滿，因而作為門閥勢力在政治上也就不斷被削弱，這突出表現(xiàn)在《姓氏錄》的編纂方面。

《氏族志》是唐太宗時修纂的，編寫于貞觀六年（632年）?！笆菚r，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高）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責天下譜諜，乃憑據(jù)史傳考其真?zhèn)危屹t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sup>[1]但太宗看到已經(jīng)編成的《氏族志》將崔民干排在第一等，而皇族卻在第三位，感到非常不滿?！澳烁?，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于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sup>[2]修訂后重新進上時是貞觀十二年（638年）正月。盡管唐太宗要求修訂《氏族志》者按當時官員的品秩高下為準，但士族門閥勢力在社會上還有巨大的影響，修訂者的士族觀念也相當濃厚，修訂者在《氏族志》中還不遺余力地考證這些貴族是否是士族，造成不少官職很低的士族也著錄在《氏族志》中。

武則天對《氏族志》很不滿意，采納許敬宗、李義府等人的建議，改為《姓氏錄》。“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搢紳共嗤靳之，號曰‘勛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為婚姻，后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為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3]《資治通鑒》記此事于顯慶四年（659年）六月，“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勛格’?！?sup>[4]又于冬十月記載：“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婚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勛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婚，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壬戌，詔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shù)，毋得受陪門財?！?sup>[5]從這里看出，凡五品以上的官員，不管以前是否是士族，都寫進《姓氏錄》中，而不到五品的官員，即使曾經(jīng)是士族，一概不寫進去。這樣就打擊了曾經(jīng)是士族的地方望姓的政治勢力，而通過其他渠道特別是軍功晉升的官員，就得到合法的保護。實則這一舉措打擊了曾經(jīng)是士族的豪強的利益，而代表了新興的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同時可以看出，在《姓氏錄》中，“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級中，這是可以預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變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上官員的家庭。從前長期依據(jù)的‘家庭出身’和社會承認的原則被取消；新志遠比舊志充實，因為它的范圍擴大到當時興起的統(tǒng)治官僚階級。”^[6]

這樣的變化必定削弱已有的門閥士族的利益，這些士族為了保持在社會上流的地位，也就必須適應新的政治訴求和文化期待。武則天以后，科舉代替門閥已是大勢所趨，而一些名門望族憑借著積淀已久的文化優(yōu)勢又在唐代的科舉制度中大顯身手，完成了從“門閥士族”到“科舉家族”的轉(zhuǎn)變。下文以崔氏家族為例加以說明。

在新出土的石刻史料當中，記載崔氏家族人物科舉及第者甚多。如清河崔氏一系，出土文獻有《崔尚墓志》：“曾王父君實，隨射策甲科，唐朝請大夫、許州司馬，文集十卷，藏于秘府。王父懸解，進士高第，坊州宜君縣丞，文集五卷，行于世?？脊壬?，制舉高第，陜州河北縣尉，文集三卷。中書舍人、修國史、太常少卿兼知制誥、國子司業(yè)、上柱國、清河子、贈衛(wèi)州刺史文公融，君之叔父也。公子中書舍人、知制誥、贈定州刺史貞公禹錫，君之從父兄也。英賢間出，卿長相慚，清風激于百代，盛德流于四海，志有之。崔為文宗，世擅雕龍，此也。君國子進士高第，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在考功員外時，深加賞嘆?！?sup>[7]崔尚和其祖父都進士登第，其曾祖和父親也都由科舉出身?！洞迋淠怪尽罚骸肮忻逯鄳c，軒冕之盛烈，而能以學成志，以文著名。舉進士□□，釋褐。書判超等，授秘書省正字。博覽群籍，尤精內(nèi)典。榮利不染，孤標自持。因絕肉味，遂其高志。攻于五言，澄慮萬象。研文摘字，思清意苦，往往得其句焉。為人諷詠，名滿天下?！?sup>[8]《崔元略墓志》：“儀表峻峙，才識通敏，居家以孝友聞達，定交經(jīng)久敬知顯。用文章弱冠舉進士，藉甚于公卿間。丁先左丞憂，服除，調(diào)補太子正字，判入高等，授渭南尉?！?sup>[9]《崔安潛墓志》：“及壯，秀麗該博，聲華特甚。甲科擢進士第，釋褐試秘校?！?sup>[10]我們根據(jù)傳世文獻和新出土碑志，將唐代崔氏進士登第者及知貢舉者列為《唐代崔氏家族人物進士年表》（表一），計得86人，以作為崔氏家族由門閥士族發(fā)展為科舉家族之印證。

表一　唐代崔氏家族人物進士年表

③ 2004年出土《唐故居士錢府君夫人舒氏墓志銘并序》，題署：“左威衛(wèi)胄曹參軍廣平程休撰序，許州扶溝縣尉博陵崔顥撰銘?！保怪就仄姟逗勇逦幕搮病返?輯，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頁）

毛漢光在研究唐代大士族的進士時，曾舉崔從一支為例，分析崔氏家族尤其是其主支具有族望和科舉的雙重優(yōu)勢，崔從是高門主支子弟，又是進士及第，他的最高品為二品。崔從的兄弟能、達、勵等，分居官三、四、五品，這樣就襯托出高門主支之中，進士與非進士間官階之差異^[11]。而從上表看出，唐代崔氏家族一直在政治中和社會上保持聲望和優(yōu)勢，前期主要由于漢魏六朝以來作為高門士族的余緒和影響，后期主要是其家族在科場上角逐競勝并保持族望優(yōu)勢的結果。如崔群曾為中唐宰相，既曾及進士第，后又知貢舉，他通過科舉來網(wǎng)羅培養(yǎng)人才，并鞏固自己的聲望，從而也客觀上提高其家族的地位?！丢毊愔尽匪d崔群之事：“唐崔群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嘗勸其樹莊田以為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yè)?！涸唬骸崆皻q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sup>[12]這是典型的通過科舉以鞏固自己聲望的事例，雖然崔群受到其妻的質(zhì)疑，但唐代座主與門生的關系一直還是十分緊密和牢固的。一直到晚唐，崔氏仍然在科舉方面揚其家聲，“歷臺閣藩鎮(zhèn)者數(shù)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13]?！埃ù蓿┯号c兄朗、序、福，兄弟八人皆升籍進士，列甲乙科，嘗號為點頭崔家?！?sup>[14]“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颋，貞元初進士登第。……颋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sup>[15]

再以弘農(nóng)楊氏家族為例。楊氏家族在武則天一朝曾經(jīng)躋身于統(tǒng)治集團的核心，形成了“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但隨著武則天的退周還唐以及后來的安史之亂，楊氏家族也升沉不定。中晚唐之后，楊氏集團再度崛起，是由科舉力量造成的。中晚唐時期楊氏家族有數(shù)十人進士及第，楊嗣復、楊涉等還多次知貢舉。楊汝士與其弟楊虞卿、楊漢公在舉場影響甚大，劉禹錫《早秋送臺院楊侍御歸朝》詩自注云：“兄弟四人遍歷諸科，二人同在省?！?sup>[16]家族中有進士及第者，都要開宴相賀，而楊汝士之子楊知溫及第，汝士時歷方鎮(zhèn)，又在方鎮(zhèn)中慶賀。楊嗣復知貢舉時，門生頗盛，他在新昌里居所大宴門生，成為當時文壇的盛事。本書的第四章“新出石刻與唐代弘農(nóng)楊氏文學家族研究”將作較為詳細的闡述。

二、士族家風與科舉重文

中唐沈既濟《詞科論》言：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并。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臨天下二十余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遐久，寖以成風。以至于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圣治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nèi)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余年間，生育長養(yǎng)，不知金鼓之聲，爟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diào)戶選，征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yè)，大者登臺閣，小者仕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為篇詠，以列于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17]

以文章取士是唐代選舉制度的一大改革，是武則天重視科舉制度而輕視靠各種特權進入官僚集團而采取的積極措施。實際上，世家大族憑借著自己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和優(yōu)勢，不斷調(diào)適家族的政治適應性和文化適應性，在科舉社會中仍然占據(jù)著上流的地位。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視家風和家學，錢穆曾說：“當時門第傳統(tǒng)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門第中人，上自賢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兩大要目：一則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內(nèi)行，一則希望其能有經(jīng)籍文史學業(yè)之修養(yǎng)。此兩種希望，并合成為當時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項之表現(xiàn)，則成為家風；后一項之表現(xiàn)，則成為家學?！?sup>[18]隋唐時代，家風和家學逐漸加入了科舉的內(nèi)容，即如宋人馬端臨所言：“唐眾科之目，進士為尤貴，而得人亦最為盛。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sup>[19]因為科舉制度的興起，加之科舉考試重詞科，不少名門望族也逐漸完成了由經(jīng)學派到詩詞派的轉(zhuǎn)變。毛漢光于此論述說：“經(jīng)學派與詩詞派之爭，影響所及，不僅表面上人物升降，亦且意味著士族性質(zhì)的改變。在舊士族中本有一些人喜詞藻，故有一些舊族跟隨時代的變遷，加以對詩詞歌賦的喜好，賢能觀念亦有所轉(zhuǎn)變。隋唐新興士族以及許多魏晉舊族已轉(zhuǎn)變成詩詞派者，其內(nèi)在性質(zhì)已與魏晉以來所謂舊族家風家學者，已有重大不同?！?sup>[20]“進士第成為大士族振興或延續(xù)其家族的重要因素?！薄白灾刑埔越?，由于圈內(nèi)競爭的壓力加劇，爭取多項有利因素以求仕進，大士族子孫也緣引科舉以達其保持地位。政治社會上有力量的人或人群，恒利用制度空隙獲取利益，在魏晉南北朝時的九品中正士族化及中晚唐的士族獵取進士第，皆是明顯的例子?！?sup>[21]典型的事例如中唐楊氏，《新唐書·楊憑傳》記載：“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sup>[22]這樣的科舉導向和文化氛圍，就使得一些名門望族致力于族望聲名的弘揚和科場角逐兩方面的努力，唐趙璘《因話錄》卷3稱：“余宗侄櫓，應進士時，著《鄉(xiāng)籍》一篇，大夸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xiāng)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xiāng)籍》載之?！?sup>[23]由于科舉制度對于辭章的崇重，也引起一些重經(jīng)術的政治家的不滿，中唐楊綰就上疏稱：“進士加雜文，明經(jīng)填帖，從此積弊，浸轉(zhuǎn)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jīng)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24]

以中晚唐弘農(nóng)楊氏家族為例，通過出土文獻以考察科舉制度的影響造成名門望族重文的情況。鄭薰撰《楊漢公墓志》稱：“廿九，登進士第，時故相國韋公貫之主貢士，以鯁直公正稱。謂人曰：‘楊生之清規(guī)懿行，又有夢魯賦之瑰麗，宜其首選，屈居三人之下，非至公也。’其秋辟鄜坊裴大夫武府，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罷歸，就吏部選判，考入第四等，與故相國鄭公肅同送名，而鄭公居其首。閣下眾覆以為公之書判精甚，改就首選，而鄭公次之。授秘書省校書郎?！?sup>[25]又楊牢所撰《楊宇墓志》首先記載其父擢進士第：“皇考諱茂卿，字士蕤，元和六年登進士科，天不福文，故位不稱德，止于監(jiān)察御史，仍帶職賓諸侯。”接著敘述楊宇擢進士第的過程：“君幼以孝謹聞，先公比諸子尤愛，及弱冠好學，敏于文義，六經(jīng)微奧，有從師久不能辨者，反復機席間，心惟目想，已自曉解。又善屬文，每下筆輒有新意，鋒彩明健，如攄霞振英，雖釯刃不拘，而理必歸正。繇是當時文士如李甘、來擇輩，咸推尚之。時隴西李公名漢稱最重，一見所作，遂心許不可破。明年為禮部，主司果擢居上第，年方廿八。在諸生為少俊。”^[26]又裴坦所撰《楊收墓志》云：“公伯仲叔季，皆以人物至行孝睦文章禮樂，推重于時，譬猶珪璋琮璧，無有瑕劌，光明特達，各擅其美?！┎现偈细鞯歉呖疲蠊塑S而喜曰：吾今而后，知不免矣?！墒且簧隙羌卓?。同升名者，皆聞公之聲華而未面，榜下，跂踵疊足相押，于萬眾中爭望見之?！?sup>[27]楊收一族，其父楊游道登進士第，其兄楊發(fā)、楊假，其弟楊嚴，都及進士第，父子共五人登第，當時非常顯耀。當然，楊氏家族當中，也有不少競走于科場而失敗者，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表現(xiàn)他們對于科舉的重視。如新出石刻中《楊仲雅墓志》記載：“公生而岐嶷，幼而聰明，能言而辯博，總角而軼群。工于歌詩，天然自妙，風月滿目，山水在懷，采月中桂，探驪龍珠，變化無方，駭動人鬼。故劉水部復，唐之何遜；君之宗人巨源，今之鮑昭；咸所推伏，莫敢敵偶。雖跡系寰中，而心希物外，不揖卿相，不目流俗。十二奮飛，竟屈于一第，時歟命歟！”^[28]

與科舉重文相聯(lián)系，唐代還很重視家集的編纂。顧陶《唐詩類選后序》云：“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亡歿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間錄律韻八篇而已?！?sup>[29]又如，流傳至今的《竇氏聯(lián)珠集》，也是竇氏五兄弟的合集，屬于家集的一種類型。筆者所見出土文獻中的家集有如下幾種：1.《沈氏家集》，《唐代墓志匯編》大中〇八四沈中黃撰《唐故監(jiān)察御史河南府登封縣令吳興沈公墓志》：“公諱師黃，字希徒，吳興武康人也?！晔?，悽感不食，旌別條章，如珠排貫，作《家集》二十卷?！?sup>[30]2. 《楊氏家集》，《唐代墓志匯編》咸通〇八八楊坦撰《唐故丹州刺史兼防御史楊府君張掖郡烏氏夫人封張掖縣君墓志》：“且京洛桂玉一也，所有弓裘、家集、僮豎，悉被他人以金討盡?！?sup>[31]3. 《陳氏家集》，《唐代墓志匯編》景福〇〇三黃璞撰《唐故福建觀察使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潁川郡陳府君墓志銘并序》：“府君諱巖，字夢臣，帝王之后，其先尤以賢德聞者曰仲弓，潁川人也。……王父諱好古，字慕□，溺□林泉，不干利祿，搜抉勝異，蔚成篇章。有家集二十卷，追贈太子舍人?！?sup>[32]此外，趙璘《因話錄》卷3提到的《鄉(xiāng)籍》則應該是結合眾多家集而編纂的文獻，同時也是為應進士考試之需的。

[1] 《舊唐書》卷65《高儉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443頁。

[2] 《資治通鑒》卷195，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136頁。

[3] 《新唐書》卷223上，第6341頁。

[4] 《資治通鑒》卷200，第6315—6316頁。

[5] 同上書，第6318頁。

[6] [英]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劍橋中國隋唐史，589—906年》（The Cambridge Histoty of China，v.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頁。

[7] 楊作龍、趙水森編著：《洛陽新出土墓志釋錄》，第114頁

[8] 《崔備墓志》拓本圖版，載于《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齋壹》上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頁。

[9] 《崔元略墓志》拓片圖版，載《文物》2005年第2期，第57頁。

[10] 《崔安潛墓志》拓片圖版，載于《洛陽新獲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頁。

[11]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350—351頁。

[12] 李冗：《獨異志》卷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9頁。

[13] 《新唐書》卷182，第5364頁。

[14]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第7頁。

[15] 《舊唐書》卷177《崔珙傳》，第4587頁?！秲愿敗肪?83：“崔琯弟珙、琮、璪、琠、球、珦、玙兄弟八人，皆至達官，時人以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保ㄖ腥A書局1960年版，第9313頁）

[16] 《劉禹錫集》卷28，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65頁。

[17] 杜佑：《通典》卷15，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57—358頁。

[18] 錢穆：《論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年版，第171頁。

[19]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9，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75頁。

[20]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103—104頁。

[21] 同上書，第364頁。

[22] 《新唐書》卷160，第4970頁。

[23] 趙璘：《因話錄》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頁。

[24] 《舊唐書》卷119《楊綰傳》，第3430頁。

[25] 《楊漢公墓志》拓片圖版，載于《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第699頁；錄文載于《唐代墓志匯編續(xù)集》第1036—1039頁。

[26] 《楊宇墓志》拓本圖版，載于《千唐志齋藏志》，第1115頁。

[27] 趙君平、趙文成編：《秦晉豫新出墓志蒐佚》，第1065頁。

[2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第2031頁。

[29] 《文苑英華》卷714，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3687頁。

[30]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第2313頁。

[31]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第2448頁。

[32] 同上書，第25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