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還是政治狹隘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提到過“政治正確”——這一產(chǎn)生于美國，旨在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以保護被壓迫的少數(shù)派權(quán)利的名詞正在演變成一種新的基要主義^[1]。基要主義認為對于真理只能有唯一一種解釋，而把其他觀點都看成是邪說。因此，盡管該主義并不一定是狹隘的（它能夠容忍其他非基要主義者的存在），但卻很容易變得狹隘，從而游離在那些所謂沒有“正確”理解真理的大眾群體之外。

我有一個朋友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他給我講了這么一件事。他是一個吸煙者，由于學校禁止師生在大學室內(nèi)吸煙，所以他常常利用課間去室外吸煙。那些吸煙的學生也會到室外去，于是老師便會和這些學生交談十來分鐘。事實上，我也是這么做的。我的授課時間是兩小時，因此我會在兩堂課之間安排一次十分鐘的休息，然后到花園里或路邊去吸煙，并會與那些同樣擁有這種惡習（顯然，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惡習，但大家都認為如此）的學生閑聊一會兒。

如今，那些不吸煙的學生卻向校長投訴了我的這位美國朋友。理由如下：由于他經(jīng)常與吸煙的學生聊天，因此會與他們建立一種更加親近的關(guān)系，從而損害了不吸煙學生的利益。這種特殊的親近關(guān)系破壞了“公平原則”。因此，這位教授的行為是應(yīng)該受到審查的。正如大家所見，在該事件當中，并不是要尊重那些少數(shù)的受到排擠的弱勢群體，卻是要保護大眾的利益，也就是說，這體現(xiàn)了大眾對于一小部分優(yōu)勢勢力的擔心。

我們可以察覺到，這樣一種過分強調(diào)“尊重每一個人”的擔憂將會導致一種危險的局面，會使人們對于任何人都無法容忍。打個比方，法律中可以加上一條，說我不能娶我所愛的女人，而必須與指派給我的女人結(jié)婚，以此來保護所有少數(shù)民族的權(quán)利（也就是說，如果有十個中國人都已經(jīng)結(jié)婚了，那么我就必須娶印度女人或芬蘭女人，但就是不能跟中國女人結(jié)婚，從而保證所有少數(shù)種族的機會均等）。

羅納德·德沃金^[2]是激進自由主義（保護每個人的權(quán)利，包括那些選擇放棄生命的人的權(quán)利）的主要代表人物。上個星期，他獲得了波洛尼亞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而他在演說中所討論的恰恰就是關(guān)于學術(shù)自由的問題。

大學的產(chǎn)生（中世紀時的大學也正是在波洛尼亞誕生的）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因為它確立了獨立教育機構(gòu)存在的必要性，這樣的教育機構(gòu)不僅要獨立于政治和宗教權(quán)力，而且其中的教師也應(yīng)具備獨立于大學本身的各種思想和理念。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想法，也正是這種想法推動了西方科學的進步。

但如果要遵循所謂的“政治正確”的原則，這種自由就會受到質(zhì)疑。例如，一個英國文學教授將會被禁止講授莎士比亞的《奧塞羅》，因為書中的那個黑人^[3]是個嫉妒鬼，而且還是殺人兇手，這一點將會激怒那些不是來自西方的學生；他也不能講授《威尼斯商人》，原因很明顯，因為在那部戲劇中，莎士比亞不可避免地帶有一點大眾化的排猶主義思想（盡管夏洛克是個出色的人物形象）。他甚至沒有勇氣講授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因為這意味著他忽視了某些非洲民族的哲學和神話（而這些非洲民族的后裔卻在大學里就讀）。

毫無疑問，在大學里既教授亞里士多德哲學又教授多貢族^[4]神話，這是完全正確的。只可惜所謂的“政治正確”卻要懲罰教授亞里士多德哲學的人，而獎勵教授多貢族神話的人。這就體現(xiàn)了一種盲目主義和基要主義，這種觀點與那些認為亞里士多德哲學體現(xiàn)了人類理性，而多貢族神話只是一種野蠻思維的極端觀點是沒有什么兩樣的。

的確，大學和中學都應(yīng)為所有理論的教學提供空間（因此，我很久以來就認為一所好的學校應(yīng)該讓學生了解《圣經(jīng)》、福音書、《古蘭經(jīng)》和佛教典籍的基本內(nèi)容）。但若是僅僅因為《圣經(jīng)》與《古蘭經(jīng)》互不相容，就禁止某人談?wù)摚ㄋ浅Ａ私獾模妒ソ?jīng)》的話，就表現(xiàn)了一種危險的狹隘性，只不過表面多了一層“尊重不同觀點”的偽裝而已。

一九九七年

[1] Fundamentalism，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美國基督教新教的保守運動，強調(diào)必須按照字面意思來解釋《圣經(jīng)》。

[2] Ronald Dworkin（1931— ），美國法理學家。

[3] 指黑人將軍奧賽羅。他因懷疑愛妻與他人有染而妒火中燒，并親手將她掐死。

[4] Dogon，西非少數(shù)民族。